如何保衛(wèi)社會？關鍵在糾正“結構性錯位”｜獨思錄 x 鄭永年

Facts

Insight

Impact

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Thinking

Alone

11.21.2025

第45錄

總第88錄

大灣區(qū)評論 x IIA出品

《如何保衛(wèi)社會？關鍵在糾正“結構性錯位”》

經濟基礎決定社會秩序。

Prof.

Zheng

Yongnian

PREFACE

第45錄 編者按

人工智能正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核心力量，在工業(yè)化“后遺癥”尚存的背景下，把中國推向“未富先老”“技術先行”的關口。當房地產持續(xù)承壓、中產財富縮水與民營經濟活力問題交織顯現，我們不得不直面一個更深刻的命題——今天的中國，應該如何保衛(wèi)社會？

本文深刻剖析了當前“保衛(wèi)社會”的雙重挑戰(zhàn)：既要補上傳統工業(yè)革命未完成的課題——培育壯大中產階層，更要破解資源配置的“結構性錯位”。作者也給出了一個解決方案——提出“復合工具箱”：經濟領域堅守“發(fā)展是硬道理”的市場主義，社會領域政府要主動維護公平體現社會主義，政治領域則要確保主體穩(wěn)定。這一思路打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為復雜治理提供了新視角。

“沒有強大的中產，一切穩(wěn)定都是成本。”這句警示值得深思。保衛(wèi)社會不僅關乎公平正義，更關乎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在這個意義上，糾正“結構性錯位”不僅是一項經濟任務，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本篇內容整理自鄭永年教授幾次有關當代中國社會工作的講座，分為上、下兩篇推送，本文為下篇，上篇詳見《》。

01人工智能對社會治理

構成的嚴峻挑戰(zhàn)

簡單地說，我們還沒有解決傳統工業(yè)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即我們沒有能夠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產社會。

比較而言，這已經為我們的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例如，在其他東亞社會呈現出“先富后老”的局面的同時，我們則面臨著“未富先老”的情況。更為嚴峻的是，今天我們已經快步進入了人工智能社會。這對我們的社會治理構成了新的挑戰(zhàn)。

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也決定社會秩序。在漫長的傳統農業(yè)社會，社會秩序歷經數千年，但因沒有革命性技術的產生，社會秩序只有量變，而沒有質變。近代以來，技術革命不斷導致經濟革命，經濟革命不斷導致社會秩序的變遷，從工業(yè)社會秩序到后工業(yè)社會秩序再到信息社會秩序。今天，人類開始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對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個體及其經濟、社會、政治體系，乃至對國際政治都產生著越來越深刻的影響。

我在2014年出版的《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和社會》一書中，結合中國的案例，開始探討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當時還處于博客時代，但互聯網已經對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盡管當時的互聯網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也表現為正、負兩方面，但我的結論比較樂觀，認為作為技術工具的互聯網具有“普遍賦權”的功能，既賦能政府，也賦能社會的各個群體。但是，至少就今天的現狀來說，“普遍賦權”這一觀點需要得到修正了。高科技發(fā)展到人工智能的階段，其賦權的能量的確越來越巨大，但其賦權表現為絕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這種不平等和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一國之內，更表現在國家之間。經驗地看，在一國之內，人工智能對國家、對公司、對個人的賦能呈現極度失衡狀態(tài)；對國家間來說，人工智能僅僅分布在少數幾個大國，大多數國家并沒有能力擁有人工智能。

近年來，我一直在關注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形成了一些看法，不妨在這里再說一下。概括地說，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需要從兩種結構性因素來分析，一是人工智能所呈現出來的技術結構，二是技術結構所造成的治理結構。

2025年2月，在法國巴黎大皇宮的人工智能行動峰會現場（圖源：新華社）

1

人工智能的技術結構特性

這個層面分析人工智能時代高科技所呈現的結構性因素，以及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因素對社會群體所能構成的傷害。簡單地說，人工智能時代高科技呈現4個技術結構特性。

（1）技術能力的高度集中性

技術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即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國的幾家大公司。就世界范圍內看，中美兩國擁有大部分人工智能技術能力，其他國家也擁有一些，但難以與中美兩大國匹敵。再者，就中美兩國來說，美國目前擁有更多的技術能力。今天，盡管美國公司一直在宣揚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對美國公司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但是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層面看，人工智能領域有意義的競爭都發(fā)生在美國的幾家大公司之間，而非中美之間。從技術端到數據端，從大模型到應用，中國和美國的差異依然巨大。盡管最近中國DeepSeek的崛起打破了美國之前所處的幾乎壟斷地位，但需要意識到DeepSeek是基于開源的基礎之上產生的，誰都不能保證DeepSeek何時會被再超越。

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對基于傳統技術之上的產業(yè)的反壟斷已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通過分解一個企業(yè)以防止其取得壟斷地位，從而為創(chuàng)新和新企業(yè)的產生創(chuàng)造制度條件。但是，對高科技企業(yè)如何反壟斷迄今依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傳統分解企業(yè)的方法可行性不高，因為高科技企業(yè)都基于互聯網之上，如果分解，就不符合信息產業(yè)的發(fā)展邏輯。從針對微軟公司的反壟斷案來看，現在針對高科技企業(yè)的反壟斷基本上采用以“開放”替代傳統分解的辦法。但問題在于，這種“開放”替代的實際效果反而使得這些信息產業(yè)變得更加龐大。

就人工智能產業(yè)來說，美國如今的發(fā)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發(fā)達的程度，但至今還沒有聯邦層面的任何監(jiān)管體系。可以說，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反壟斷機制，那么這個產業(yè)的集中度只會越來越高。實際上，特朗普再次執(zhí)政之后，對人工智能領域采取“去監(jiān)管”的政策，而這種“去監(jiān)管”的政策會進一步把人工智能產業(yè)發(fā)展的集中度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2）管控的高度集權性

管控的高度集權性（highly centralized）。就是說，管控人工智能使用能力的角色是各國政府或各大公司（即平臺）。由于基于互聯網之上的人工智能涉及國家間的關系，涉及兩種相關但又不同的安全問題：技術本身和技術使用的安全（safety）問題、國家間的安全（security）問題，即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是否構成威脅的問題。基于對安全的需要，管控的高度集權性不可避免。這也就是為什么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人們對“互聯網主權”的討論從來沒有終止過的原因。盡管“互聯網主權”很難實現，但各國還是千方百計地來掌控互聯網，使其體現出一定程度的“主權性”。再者，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僅僅通過一個國家一個接口或者幾個接口的方式進行，這種關聯方式也為高度集權性創(chuàng)造了技術條件。此外，這種集權性也可以表現為企業(yè)形式。盡管在內部事務上，一些美國企業(yè)擁有了某種程度的對抗國家的權力，但在國際層面，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企業(yè)便是國家的代理人。

（3）商用者的高度壟斷性

商用者的高度壟斷性（highly monopolized）。如同前面所討論的邏輯，無論商用者是政府還是企業(yè)，都很容易趨向于高度壟斷性。經驗地看，即便使用者是個人，對于人工智能的使用也呈現出高度壟斷性質。舉例來說，無論在哪里，今天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領域都被各個領域的“大V”（網紅）或者“大V”所構成的小團體所壟斷。這些“大V”及其團體往往集聚和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享有物質意義上和話語權意義上的不相稱的權力。他們往往被視為是各個領域的“精英”，任何東西（宗教、思想、價值觀、謊言、謠言等），一旦具有了“商用”價值（即只要有人信），他們便會趨之若鶩，毫無底線地追求流量，把某一事物的商用價值推到極端。

（4）使用者的高度分散性

使用者高度分散性（highly diffused），即最底端的互聯網使用者。互聯網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具有民主性質的技術。因為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人們必須溝通。這也就是基于互聯網之上的社交媒體今天如此普遍的一個原因。但是，這種技術的可得性也導致了個人的“原子化”。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經對西方極權體制下的個人“原子化”做過深刻的討論。但是，今天的情況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被視為高度“民主化”的互聯網技術導致了個人的極端“原子化”。在社交媒體中，人們看似通過網絡產生了互聯性，但這是虛擬的互聯，因為他們之間并沒有真正的溝通。在年輕群體中，很多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語言的溝通能力，他們之間的溝通往往發(fā)生在一個人的拇指與另一個人的拇指之間。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往往僅僅是“大V”們的商用對象，“大V”們對他們來說具有“邪教般”或者“鴉片般”的吸引力。在行為上，他們往往表現為現代版本的“烏合之眾”，表現出從眾、非理性、輕信、自我頌揚、自我愚昧等特征。

2025年10月，美國多個城市出現大規(guī)模示威，抗議特朗普的政策，紐約、華盛頓特區(qū)、芝加哥、邁阿密及洛杉磯均有集會（圖源：BBC）

2

人工智能的治理結構特征

人工智能高科技的這種技術結構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第二個層面的高度等級化，即治理結構的高度等級化。盡管社交媒體看似呈現出高度的扁平化，但實質上則是越來越等級化，一種可以稱之為“牧民社會”或者“羊圈社會”的治理結構正在快速形成和崛起。自從人類有意識地去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技術以來，一個總的趨勢是：機器越來越像人，而人則越來越像機器。因為人是根據自己的人性來塑造機器的，機器便有了最終征服和奴役人類的機會。

“牧羊社會”由三部分角色組成，即牧羊人、牧羊犬和羊群。今天，就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水平來說，它已經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經在扮演著“牧羊犬”的角色。

今天，人工智能越來越具有能力來扮演“牧羊犬”的角色，而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受害者，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討論。

（1）人類被取代

盡管人類已經在各個方面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對社會造成的沖擊，但人工智能依然處于快速發(fā)展過程之中，并且越來越像人類本身。今天，人工智能要比大部分人更有效率，也更加聰明。越來越多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就是出于這個原因。在一些國家，政府決策部門越來越依賴于人工智能。依賴人工智能被視為是能夠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效率。迄今，人們可以這么說，因為人工智能已經超越社會的大部分人的思維和思想。不過，也應當指出的是，這個大趨勢不變，那么最終決策者的思維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方面，人工智能變得越來越聰明，另一方面決策者本身越來越沒有能力做任何自主的思考。

（2）人類被“殖民”

“殖民”分為“內部殖民”和“外部殖民”。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然。“內部殖民”的發(fā)生是由高度集中的技術和高度分散的用戶這一結構所致。“外部殖民”源自人工智能的思維邏輯。OpenAI與DeepSeek有什么區(qū)別？大模型的運行邏輯是一樣的，只有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但這里必須指出，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大都“喂料”都是西方的。在人工智能時代，大部分國家會失去信息的主權，因此會失去思想的“主權”和知識的“主權”。可以預見，思想思維被殖民對大部分國家來說是一個越來越嚴峻的問題。如果說在過去，決策者還有能力抵制和抵抗西方思想和思維，但對越來越依賴于人工智能的決策者來說，這種能力趨于弱化，直到最后的消失。

（3）人類被欺騙

在人工智能時代，更為重要的發(fā)展是“DeepFake”，即深度偽造。深度偽造在取消人類文明的根基。人類文明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但深度偽造已經促成人類進入“后真相時代”（Post-Truth Age）。當什么都可以深度偽造，那么文明的根基也就動搖了。可以預見，這一趨勢會越來越甚。現在的“深度偽造”是建立在人工的“喂料”之上，還可以追根溯源，但一個機器自己創(chuàng)造信息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屆時越來越多的自我生存的信息變得不可追根溯源了，那個時候人類文明就會遇到大麻煩。人們可以想象，對決策者來說，一旦失去了文明根基，那么決策會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呢？一旦那些在人工智能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文明和文化就會變成普世和普遍的文明和文化，那么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生存空間在哪里呢？

3

從“技術不平等”到“智力不平等”

迄今，人們對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不平等主要聚焦在就業(yè)、收入、技術的可得性等方面。這些不平等不僅存在，而且還會加劇，這些不平等也已經成為人類揮之不去的噩夢。不過，從目前的發(fā)展趨勢而言，人工智能及其相關工具所產生的最大也是最具有危害性的不平等是人類智慧上的不平等。這種智力上的不平等并不是由人們日常所說的“技術不可得性”造成的。關于新興科技對社會的影響，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只有那些能夠得到這種高科技的社會群體才可以享受新興科技所能帶來的好處，而那些難以得到新興科技的社會群體則難以得到科技帶來的好處。但是，就人工智能及其工具對人類智力的影響來說，結局是恰恰相反的，即是說，這種高科技越具有可得性，使用頻率越高，使用者的智力受到的損害和傷害就越大。

馬斯克最近說，越是體力勞動，越少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越是知識勞動，越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是這樣，人工智能革命和迄今為止的工業(yè)革命剛好相反，因為之前的工業(yè)革命都是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人工智能革命則是把人類從智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如果這樣，那么，隨著人工智能的發(fā)展，人類的自我愚昧進程也必然加快。對絕少數人來說，人工智能是智能，而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人工智殘”（artificial ignorance）。“人工智殘”指的是一種當今越來越普遍的現象：在人工智能時代，由于廣泛和毫無節(jié)制地使用（無論是主動使用還是被動使用）人工智能相關的工具（尤其是基于互聯網的各種社交媒體）所導致的人類自我智力傷害。

毫無疑問，人工智能的發(fā)展一直在惡化知識界的“異化”現象。近代以來知識界一直被視為是理性的最重要的來源，但現在人工智能使得人類理性變得越來越遙遠不可及了。今天的知識和智慧領域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截至2025年9月，2025年度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事件類型分布情況（圖源：國家病毒中心）

4

制度性風險與“牧民社會”

經驗地看，人工智能在快速摧毀此前保障人類生活正常進行的所有體制。這種趨勢在美國最為嚴峻，因為美國幾乎還沒有監(jiān)管人工智能的有效機制。2024年9月5日《紐約時報》刊發(fā)的《對人工智能的癡迷可能導致民主的終結》指出，“隨著技術使信息傳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注意力’成了一種稀缺資源。隨之而來的對‘注意力’的爭奪戰(zhàn)導致了有害信息泛濫，而這一戰(zhàn)線正從‘注意力’轉向‘親密’。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僅能生成文本、圖像和視頻，還能與我們直接交談，假裝人類”。

實際的情況可能比該文章描述得更為糟糕。在很大程度上，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已經導致美國傳統民主形式的死亡。民主是否能夠在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時代得以生存和發(fā)展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不僅僅是選舉制度，所有其他制度都經歷著嚴峻的考驗。而一旦失去這些傳統制度的保護，人類無疑將處于一個極度“個體化”的原子狀態(tài)。人們可以說，舊制度的消亡是必然的。的確，任何制度必須與時俱進，否則就會消亡。人工智能已經顯示出其強大的制度毀滅能力，但人們仍未發(fā)現其制度建設能力。在新制度確立遙遙無期的情況下，個人的“原子化”趨于加快和加劇。

不難理解，當今社會的“牧民”特征越來越明顯。盡管在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可以說話，都可以各抒己見，但就其本質而言，社交媒體已經出現個人匯總成為“會說話的羊群”的局面。人性最光輝的一面——理性逐漸消失了，而最丑陋的一面——非理性得到了張揚。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威脅到人類共同體的生存和發(fā)展。今天，各種基于社交媒體之上的群體張揚的是階層階級之間的仇恨、民族種族之間的仇恨和國家之間的仇恨，“商用民粹主義”“商用愛國主義”和“商用民族主義”情緒深入到了社交媒體的各個角落。更為嚴峻的是，對那些“大V”來說，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商用”，即由流量產生的利益，但對很多他們的追隨者（也就是“羊群”）來說，則是信仰、是行動。仇官、仇富、仇（不同的）宗教、仇（不同的）價值和仇外國人已經從線上轉到線下，造成了一些群體的生命危機。

02今天的中國應該

如何“保衛(wèi)社會”？

前面的討論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我們還沒有完全應付好傳統產業(yè)革命對社會帶來的沖擊（詳見《》），二是今天我們的社會又面臨來自人工智能的嚴峻挑戰(zhàn)。因此，討論如何“保衛(wèi)社會”也應當在這兩個層面進行。

在保衛(wèi)社會方面，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存在著歷史局限性。馬克思把一個社會分成兩個部分，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但是忘記了“社會”這個最重要的變量。馬克思一輩子搞社會主義運動就是為了保衛(wèi)社會，但他的理論中沒有把社會的變量充分考慮進去。實際上，任何國家的發(fā)展都有三個大的變量，就是經濟、政治和社會。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西方早期的政治經濟學里強調的是政治和經濟兩部分，那么“社會”在哪里呢？這個東西沒有弄清楚，是很大的遺憾。西方后來也在彌補，把社會也放進知識領域，建立社會經濟學或者社會政治學，但是很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很多人有足夠的動力來為社會發(fā)聲發(fā)言。一個原因在于，如前所說，社會是任何國家的最弱的一環(huán)，為社會發(fā)聲發(fā)言沒有利益可言。

在中國，“保衛(wèi)社會”至少需要考量兩個大的問題。

1

對問題的認識

中國在思想界，尤其是經濟學界，沒有把社會領域和經濟領域分清楚。社會領域包括哪些呢？主要是社會保障、醫(y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我在《保衛(wèi)社會》這本書里面說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是以破壞社會來取得經濟增長的。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是從九十年代開始的。九十年代先是進行醫(yī)療產業(yè)化，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開始了教育產業(yè)化；2007-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開始房地產產業(yè)化。經驗地看，任何國家，如果把醫(yī)療、教育、房地產作為經濟領域，這個社會肯定很難穩(wěn)定，因為這些領域屬于社會領域。如果一定要說它們是經濟領域，那么也必須強調是社會性很強的經濟領域，這些領域也是可以引入市場機制的，但不是完全屬于經濟領域的市場機制。

實際上，一旦社會領域過度市場化，基本社會公平就無法得到保證，而一旦缺失了基本的社會公平，市場經濟本身也會遇到困難甚至是極大的困難。以房地產為例，如今投資性質的房地產已經到了頂點，即使今后5年、10年不蓋任何一座新房子，存量都消耗不了。考慮到人口快速萎縮的因素，形勢甚至更為嚴峻一些。房地產要健康發(fā)展，就必須擁有兩個市場，一個是完全放開的市場，一個是政府規(guī)制的市場。房地產需要一個完全開放的市場才能實現下一步的高質量發(fā)展。這取決于能不能將農村的宅基地真正流通起來，鼓勵社會中上階層在農村蓋房子，作為財富形式保存下來。但今天這個條件還不具備，因為一旦這樣做，就會引起社會的反彈。但是，為什么新加坡就不會發(fā)生這種情況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新加坡80%以上的人都住在政府的組屋里面，并且條件很好，在這樣的情況下，對20%的中上階層實行完全放開的市場，老百姓也不會有什么抱怨的。因此，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規(guī)制的房地產市場。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我們現在的公租房有多少呢？前幾年我到各地去調研，發(fā)現公租房連5%都不到。很多城市早就提出來要達到20%的目標，但沒有一個城市達到這個目標。現在房地產下行，空置房那么多，我們能不能把這些空置房購入而作為公租房呢？當然，這里必須有市場，但是這個是政府規(guī)制的市場，也就是類似新加坡政府組屋那樣的政府規(guī)制市場。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房地產過度產業(yè)化——盡管房地產產業(yè)化拉動了經濟的快速發(fā)展，但同時也破壞了社會，至少沒有把社會保護好。我們一直在說改革開放這三四十年走完了西方一百五十多年走過的路。實際上，在房地產領域，我們用二十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兩百年的路。這就是今天面臨的問題。其他領域包括醫(yī)療和教育也是如此，沒有哪些社會像我們這樣過度產業(yè)化和商業(yè)化的。

與社會領域相反，我們的經濟領域則是產業(yè)化和市場化遠遠不夠，特別是國有企業(yè)的市場化遠遠不足。這就是中國今天面臨的矛盾。鄧小平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對市場經濟進行了去意識形態(tài)化，認為市場經濟是經濟發(fā)展的工具，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現在我們應當有市場經濟的地方卻找不到市場經濟，應當有政府發(fā)揮作用的地方卻找不到政府，這是結構性錯位。

新加坡組屋，新加坡國家發(fā)展部承諾在2021年到2025年之間推出10萬個新組屋單位（圖源：聯合早報）

我們既要發(fā)展，又要社會公平，這對國家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戰(zhàn)。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還是要松綁，要發(fā)揮社會活力。很多部門的政策都是有礙于社會活力發(fā)揮的。社會組織的活力怎么釋放出來，地方政府的社會活力怎么釋放出來？

2

解決問題的工具箱

如前面所討論過的，我們需要實現一種均衡的發(fā)展，主要是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均衡發(fā)展。經濟領域講增長，社會領域講公平，政治領域講治理，這三個是缺一不可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這三大領域需要踐行不同的“主義”。這里所說的“主義”并非人們日常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主義”在這里主要指的是“工具箱”。簡單地說，我們需要一個復合的工具箱。

經濟領域

需要充分認識到經濟增長對保護社會的重要性，而經濟增長需要大力推行市場主義。經濟是基礎，經濟領域講增長，增長無疑非常重要，沒有經濟增長，其它的都說不上。因此，以前說“發(fā)展是硬道理”，現在講“高質量發(fā)展是硬道理”。國家面臨很多的問題，如果在發(fā)展，那問題只是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一旦不發(fā)展，那這些問題都成為真問題，無法解決。

改革開放以來有那么多的問題也沒有刻意去解決，但今天的問題到明天就沒有了，發(fā)展過程自動消化了很多問題。為什么李光耀先生非常崇拜鄧小平先生呢？就是因為鄧小平先生的這句話：發(fā)展是硬道理。這是李光耀的座右銘，他還專門有一本書叫《新加坡賴以發(fā)展的硬道理》（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ore Going）。無論哪種制度，只要有發(fā)展，大家的生活都很好過，但發(fā)展一旦成為問題，哪怕像美國那樣的被視為民主制度的典范的也會出現大問題。

我們現在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需要通過發(fā)展來實現，發(fā)展當然包括一定的GDP增長。現在我國人均GDP是一萬三千美金左右，發(fā)達國家都是五六萬美金了。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將近七萬美金，即使是“四小龍”的最后一位韓國也達到了三萬三千美金。如果我們2035年要達到韓國的水平，那還是需要大力促進發(fā)展的。

現在很多人都開始講分配，但必須意識到，發(fā)展是最重要的。比如，調整中央地方財政關系，理順事權和財權的關系，這當然很重要。不過，理順這種關系的著眼點還是發(fā)展，如果不講發(fā)展，就會變成中央和地方誰多分一點、誰少分一點的問題。蛋糕就這么大，中央多一點，地方就少了；地方多一點，中央就少了。要解決問題，關鍵還是要發(fā)展。

我最近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非常擔憂在經濟下行情況下，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會多起來。2011年我出版《保衛(wèi)社會》這本書的時候是中國經濟最好的時候。但是，盡管當時的經濟形勢非常好，還是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包括一些暴力行為。現在，如果增長慢了，那么對社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社會會有怎么樣的反應呢？

這次中央也提到要防止返貧，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過去，我們在脫貧方面成就巨大，經過40多年的努力，使8億人脫貧（絕對貧困），但是我們的中產階層還不夠大，滿打滿算在30%左右（即4億），70%的人口還只是脫離貧困狀態(tài)。這個龐大的人口，經濟一不好，很多又會返貧。

很多其他經濟體這些年的經濟也是起起伏伏，老百姓的生活也是受到影響的，但凡是有很好的社會保護政策，老百姓的生活就有保障，社會就會穩(wěn)定。相比之下，我們的保障不足，甚至遠遠不足。我們連城市30%的中產階層都沒有保障，現在房價一下跌，中產階層的財富一下子就萎縮了。我們現在通過依靠強調治理來維持社會的總體穩(wěn)定。但無論什么樣的治理機制，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不僅治理成本很高，也是難以可持續(xù)的。

社會領域

政府主動維護社會公平，體現社會主義。在經濟領域走市場主義，一定要發(fā)揮市場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市場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資本坐大，資本說了算的；但市場主義不是，是要實現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均衡。

就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到二十屆三中全會的表述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總體而言，這個表述非常科學。但是，在特定的發(fā)展階段，需要對兩者的關系做調整。我認為，現在要把“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放到前面，而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放到后面。必須意識到，只有在政府發(fā)揮“更好的作用”的情況下，社會才不會反對市場發(fā)揮決定性作用。如果社會保衛(wèi)不好，經濟是走不遠的；沒有基本的社會公平，經濟增長走不遠。

今天，全世界范圍內民粹主義都在復興，要么是左派民粹主義，要么右派民粹主義，為什么？就是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問題沒有處理好。即使是被視為最強大的美國今天也面臨著深刻的社會危機，而且此危機能否被解決是個巨大的問號，即便美國精英認為美國的民主是最好的，但是美國的民主實際上已經走不下去了。雖然美國的經濟、科技和生產力都表現出色，但主要是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出了問題。相比之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做得好，就是因為政府在社會領域起到了更好的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領域才發(fā)揮決定性作用。新加坡的政策在這一點上十分典型，可以把它稱為“李光耀主義”，在經濟領域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但在社會領域就是社會主義。

如果不能有效保衛(wèi)社會，中國的民粹主義就會產生深厚的社會基礎。有人故意混淆我們的貧困和美國的貧困狀況，但實際上我們的貧困線是非常低的，和美國的貧困線有相當的距離。我們的大量人口只是脫離了絕對貧困狀態(tài)，并且經濟并不很牢固。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央對返貧問題極其重視。

民粹主義的社會基礎是什么？不要過度抱怨民粹主義。從根本上說，民粹主義源于社會不公平。如果站在老百姓的視角，民粹主義是有理由的。如果A有三雙鞋，B有五雙鞋，A不會太抱怨的；但如果A一雙鞋都沒有，B的鞋很多，那肯定是不行的。這是公平的問題，任何社會都不會忽視。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老百姓早就接受了公平的意識，更需要實現社會的基本公平。但現在連這個問題，經濟學界都沒有共識。哪怕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聯邦政府在新冠期間都發(fā)了很多錢（支票）給居民家庭。聯邦政府更是花大錢來保護中小型民營企業(yè)，只要中小型企業(yè)在危機期間不解雇人，企業(yè)無力承擔的這部分工資由聯邦政府來承擔。我們國家這幾年最多就是發(fā)消費券，讓年輕人到網上去搶。經濟學界大部分人反對發(fā)錢的政策，認為這是養(yǎng)懶人的做法。所以，我個人覺得，我們在社會領域要做一個很大的轉型，不僅在物質層面，也在思想層面。

概括而言，社會治理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得人心的基礎，那就是公平正義。基本社會公平要實現，否則社會治理就很難。我的理解是，政府一定要在社會領域“起更好的作用”。企業(yè)是市場領域的主體，企業(yè)會根據市場情況理性地去配置資源。在企業(yè)和社會領域之間，社會領域是弱者，所以，政府要保衛(wèi)社會領域。社會建設和保衛(wèi)社會從來不會太晚，我們要好好開始做。

2025年7月，工作人員在寧夏固原市原州區(qū)彭堡鎮(zhèn)萬畝冷涼蔬菜基地運輸西蘭花。該基地著力打造“六盤山冷涼蔬菜”區(qū)域公用品牌，已成為當地鄉(xiāng)村振興發(fā)展和共同富裕之路上的“熱產業(yè)”（圖源：新華社）

政治領域

以保衛(wèi)社會為國家治理準則，同時鞏固黨的主體地位。政治一方面要與時俱進，但同時不能搞激進化。政治領域最為重要的是要保證和鞏固執(zhí)政黨的政治主體地位。社會領域需要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因為這樣的結構是穩(wěn)定的。之所以穩(wěn)定，是因為中產階層是中堅力量。在政治領域也是如此。隨著經濟的多元化、社會的多樣化和思想的復雜化，政治領域必須存在一個中堅力量。在中國這么大的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改革開放總會出現一些問題，但只要執(zhí)政黨的主體不動搖，穩(wěn)定是可以預期的。

如果說上述這些是“保衛(wèi)社會”最基本的條件，那么在人工智能時代，政府——也只有政府，才能有效回應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嚴峻挑戰(zhàn)。從今天的情況看，有四個方面的事情是必須做的，也是可以做的。

1）確立和強化政府的責任

對公眾來說，需要重新認識政府在虛擬現實空間治理中的角色和責任。英國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為政府確立其在現實世界中的權力和權威提供了最強有力的哲學論證。也正是確立了政府在現實世界的秩序之后，人類才逃離了原先的無政府狀態(tài)。之后才會有洛克和密爾那樣的自由主義者論述這一現實秩序可以是“不專制的”或者“自由的”。今天的虛擬世界秩序或許也要經歷一個先確立“利維坦”然后再民主化的過程。盡管人們可以討論“企業(yè)的社會責任”，但是企業(yè)的主要目標并非公共利益，而是私人利益。

亞當·斯密認為，私人利益可以導向公共利益，但從經驗看，如果沒有政府對企業(yè)行為的規(guī)范，那么對私人利益的過度追求必然對社會整體產生極其負面甚至毀滅性的影響。作為公共利益的主體，政府在管控人工智能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政府本身來說，迫切需要對人工智能所能導致的兩個安全問題進行系統的梳理，并制定同樣系統的有效應對舉措：

1. 技術本身的安全問題，即safety；
2. 技術的應用所能產生的安全問題，即security。

就第一個安全問題，不僅人工智能本身會出現各種技術故障，而且其也正在生產出越來越多的生成數據（信息），這些都會對人類的智力構成威脅。

就第二個安全問題，人工智能的不當使用和濫用不僅有效損害著社會群體間或者國家間的傳統信任，而且也正在制造大量仇恨甚至暴力。盡管這些現象在互聯網時代已經產生，但人工智能正在極大惡化這些現象。因此，政府需要針對互聯網非理性言論的蔓延，采取一系列強化監(jiān)管與反制措施，以確保網絡環(huán)境的安全和穩(wěn)定。這里，完善法律法規(guī)體系是第一位的。政府需建立健全與非理性言論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明確界定什么構成非理性言論、仇恨言論以及網絡暴力等行為。同時，加強對現有法律的執(zhí)行力度，確保相關法規(guī)能夠有效應對網絡中的不當言論，維護虛擬空間的社會秩序。

2）需要確立和加大網絡平臺的責任

一方面是平臺的自我責任。互聯網平臺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載體，必須承擔起對內容的審核和管理責任。“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概念或者目前流行的ESG（環(huán)境、社會和公司治理）概念也可以適用于平臺。

另一方面是政府對平臺的監(jiān)管。平臺為利益驅使，如果沒有外在的壓力，很難確立自己的責任。鑒于平臺中社會個體因為“原子化”而顯得軟弱不堪的局面，政府在監(jiān)管平臺上需要負起主要責任。

實際上，如今平臺越來越趨向于“私人化”。政府盡管也會“犯錯誤”，但無論是與平臺還是“大V”比較，政府呈現出來的公共性彌足珍貴。類似韓國某平臺所發(fā)生的侵犯女性人權的案例在全世界不勝枚舉，而這些案例僅靠平臺自我監(jiān)管是絕對無法杜絕的，因此，盡管政府的部分監(jiān)管措施時常被視為不利于平臺發(fā)展的，但要對這些平臺進行監(jiān)管還必須訴諸政府。各國政府需要制定明確的政策，要求平臺建立完善的內容審核機制，及時刪除或屏蔽非理性言論，并對傳播惡劣內容的用戶施加處罰。此外，政府也可以通過評估和獎勵機制，鼓勵平臺在內容治理方面表現優(yōu)異。

3）政府和平臺需要加強網絡監(jiān)測與情報收集

通過各種技術手段，政府可以通過和平臺的合作，建立高效的網絡監(jiān)測系統，實時跟蹤和分析網絡上非理性言論的動態(tài)。結合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迅速識別潛在的危害，及時采取應對措施，防止非理性言論的進一步傳播和蔓延。這里，政府尤其需要克制和避免人們所說的“選擇性監(jiān)管”傾向性。盡管任何政府都具有傾向性，尤其在意識形態(tài)日益高漲的今天，但如果政府不能避免“選擇性監(jiān)管”，那么就會對極端觀點推波助瀾，造成更大的惡果。政府需要在公眾的“言論自由”和“極端言論”之間作出理性的判斷，在保護“言論自由”的同時有效監(jiān)控“極端言論”。

4）人工智能時代需要重塑教育，重塑人類理性

理性是人的現代性的本質，是教育的產物，來之不易。要防止“人工智殘”的趨勢繼續(xù)，就必須通過激進的教育改革，重塑公眾的理性思考能力。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組織，即刻可以做的包括：開展公共活動和媒體宣傳，鼓勵公眾在面對信息時進行理性思考；通過引導公眾學會分辨信息的真實性、客觀性，減少對情緒化和片面言論的盲目接受；可以組織工作坊、講座等形式的活動，培養(yǎng)公眾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使他們能夠獨立判斷非理性言論的影響與后果。

在江蘇無錫，工程師在調試人形機器人，相關人才仍有大量缺口（圖源：新華社）

但從長遠來說，各國需要的是根本的教育改革。人類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但各國的教育系統依然停留在前人工智能時代，因此教育與社會發(fā)展嚴重脫節(jié)。正如教育在近代以來的三次工業(yè)革命進程中所發(fā)揮的關鍵作用，在人工智能時代，一個國家的未來，無論是內部發(fā)展還是其在國際舞臺所處的位置，都取決于其教育改革。

大灣區(qū)評論 x IIA出品

《獨思錄》

第45錄（總錄第88錄）

任何國家的發(fā)展都有三個大的變量，就是經濟、政治和社會。從亞當·斯密到馬克思，強調的是政治和經濟兩部分，那么“社會”在哪里呢？似乎沒有很多人有足夠的動力來為社會發(fā)聲發(fā)言。一個原因在于，如前所說，社會是任何國家的最弱的一環(huán)，為社會發(fā)聲發(fā)言沒有利益可言。

——鄭永年

《獨思錄》

每周五晚敬請期待

大灣區(qū)評論

事實·洞見·影響

| 原創(chuàng)聲明 |

本文版權歸微信訂閱號“大灣區(qū)評論”所有，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復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內容，侵權必究。公眾號授權事宜請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權事宜請聯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傳媒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

有恒產者才能有恒心。

城鄉(xiāng)一定要互相開放。

要有能力“走自己的路”。

歡迎訂閱｜IIA旗艦產品

前瞻

遠見

決策

宏觀經濟波動考驗政府和企業(yè)戰(zhàn)略決策，全國統一大市場引發(fā)行業(yè)格局重塑，地緣政治對國家和企業(yè)產生“黑天鵝”沖擊。企業(yè)和政府亟需把脈宏觀經濟變化、掌舵未來發(fā)展方向；洞悉全球發(fā)展態(tài)勢、把握產業(yè)發(fā)展脈搏；構筑基于全球視野的決策能力。但是如果缺少智囊團隊助力，難以精準解讀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走向；有效識別潛藏的地緣政治風險；系統評估區(qū)域國別投資環(huán)境；并獲得覆蓋全流程的專業(yè)解決方案。

如何在不確定時代，錨定確定性路徑？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依托頂尖專家團隊，整合社會資源和行業(yè)精英，為您提出系統化解決方案。 我們設計了立體化的產品矩陣， 解決政府和企業(yè)遇到的地緣政治、法律風險、內部管理、人才培養(yǎng)等問題，同時 幫助社會精英個體在復雜環(huán)境中把握趨勢、識別風險、判斷前瞻。

掃碼了解更多

官方網站｜qiia.org

購買報告，請聯絡我們

郵箱：product@qiia.org

或掃碼咨詢客服

如需購買報告

請直接點擊進入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