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古典文學研究家,終其一生他都在反專制,反獨裁,想為戰亂中的中華大地求得真理,可直到病逝也沒能達成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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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四運動時期,傅斯年就是學生中的積極分子,他擔任過游行的總指揮,可隨著時局的變化,他對新文化運動和蘇俄式革命風潮開始不屑,他認為用蘇俄式革命消滅北洋政府是引虎驅狼,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發動清黨,傅斯年就立即表示贊同,這也代表了他日后的政治立場。
1945年6月,日本戰敗已成定局,國內的民主人士都希望國共兩黨摒棄前嫌組成聯合政府,民盟的幾位代表人物,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提出赴延安考察,順便勸說兩黨在日后精誠合作,得到雙方認可的代表團在七月到達延安,
在這里他們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民盟的代表們對延安的民主氣氛和廉潔的政府組織甚是滿意,更為幾位主要領導的風范傾倒,認為組成聯合政府的希望很大,高高興興的回到重慶復命,可傅斯年卻有著不同意見。
因為早年他對蘇俄革命的印象極壞,所以此次延安行亦是戴著有色眼鏡觀察事物,他認為自己所看到的延安民主自由都是弄虛作假,是為了給這些民盟人士看的假象,那里控民之思想,愚民之頭腦,所有事物都是領導發號施令,頤指氣使,如果布爾什維克一旦執政,社會必將大亂,文化必被滅絕,人民自由必被剝奪,他的危言聳聽在當時沒有人愿意相信,這也讓自負的傅斯年認為世人皆醉我獨醒,不愿在攪進政治的渾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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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一月,國民政府大勢已去,身居北平的傅斯年和胡適探討了未來中國的局勢,然后毅然奔赴臺灣,臨行之時他勸侄子傅樂煥隨他一同前往,可傅樂煥卻認為根在大陸,去臺灣前途未卜,所以堅決拒絕了叔叔的邀請,傅斯年只能無奈的帶上另兩個侄子踏上南渡的飛機,來到臺灣后他擔任臺灣大學校長,并大力整肅校園腐敗,反對把政黨之爭帶入學校,可因過度操勞,并加之體重肥胖,在1950年突發腦溢血病逝,他死后被葬在臺灣大學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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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雖死,可他在大陸的余音未消,1966年,他在山東的家人遭到沖擊,當年他評價延安的那些話語被翻出來,國民黨的狗腿子,反動學術的頭子,胡適的狐朋狗友等各種大帽子扣到了傅斯年的頭上,
當年留在大陸任教的傅樂煥則成為了替罪羊,抄家,武斗,各種游街成為了他的生活主旋律,因為交代傅斯年的問題不過關,讓傅樂煥吃盡了苦頭,在忍無可忍下,傅樂煥選擇了投井自盡,直到撥亂反正之后,才得到平反,而時至今日還有關于傅斯年當年留在大陸是否會學術成就更大的爭論,只是若依傅斯年的性格,留下必定不會有太好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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