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圍城》：胡軍塑造的反派，三觀比男主還正，卻錯付了一生

尼采曾經曰過：與怪物戰斗的人，要當心自己成為怪物。當正義與邪惡的邊界開始模糊，信仰便顯露出它最猙獰的面目。

《十月圍城》中，嚴孝國的武力值絕對全片巔峰，他的三觀居然比男主還正。

他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時代洪流中，理想主義者的另一種可能。

愚忠！

在電影《十月圍城》的開頭：張學友扮演的興中會首任會長楊衢云，他是影片中第一個犧牲的、真正的革命者。

在真實歷史上，楊衢云 1890 年在香港創立輔仁文社。

后來，輔仁文社與孫中山的興中會合并，他當選為興中會第一任會長。若不是遭遇刺殺，未來的臨時大總統或許就不是孫中山，而是他。

在影片中，一位女學生問道：人民的國家？我們能看到這一天嗎？

楊教授沉默了許久，悲傷的小提琴聲，縈繞在四周。

“我知道，這一天快到了，就是我看不到”。

就連思想如此超前，目光如此長遠的人物，尚且看不到未來的希望，更何況是蕓蕓眾生。

閻孝國在遠處的樓上開了一槍，眼底泛起的晶瑩，說不清是汗水，還是淚水。

片頭奠定了整部電影的基調，革命之路注定艱險，觀眾的愛國情懷充分積蓄，隨著劇情發展不斷上升，達到頂峰。

執著的愚忠人

胡軍塑造的閻孝國，絕對是華語影史上最富張力的反派之一。

閻孝國接受過西方教育，陳少白就是他的啟蒙老師。

出國留學歸來之后，他卻選擇了效忠清廷。

他不茍言笑、陰毒、兇狠，但卻與革命者一樣執著，一心為國。相比到處花錢“雇人革命”的李玉堂，滿口大道理“抽簽革命”的陳少白，這倆人說破天也就是“買辦革命”。

他雖然效命于朝廷，卻和影片中其他的愛國志士一樣有著“救國”的理想和執念。

在甄子丹飾演的賭徒手中拿到情報時，他對沈重陽說過一句話：“有喜好，就會有執著，有執著就會不顧一切”。

這就是閻孝國的命運，也是他的不幸。

正是因選錯了信仰，愚忠清廷，他才把一心想推翻清廷的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視為不共戴天的仇人。

閻孝國與陳少白在密室里的那段談話，是這部電影一個極其深刻的片段。

他沒有像其他反派一樣，對陳少白施以酷刑。

他篤信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他甚至主動割斷了，綁在陳少白手上，那條磨不斷的繩索。

你可以嘲笑他的荒謬，但是他同樣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和他的老師一樣，都是極其固執之人，代表著兩個相反的極端。

在閻孝國的眼中，他看到了學自由民主之理，卻也看到了革命造成了社會動亂，洋人造成了中國的動蕩。

在那個年代，民智未開，列強欺凌，在清廷治下，有幾個人看得清革命的未來？

他的“愚忠”，使其選擇了朝廷，以求“為國戡亂”。

當他說自己是：“吾非鷹犬，只為效忠國家”時，我們只能哀其不幸，怒其爭鋒。

他對于洋人的制度嗤之以鼻，對于洋人的狼子野心切齒痛恨，卻又借助洋人的火槍，去刺殺西方革命火種的傳播者。

他以為，孫中山不過是個只“勾結洋人”，破壞安定的“孫賊”。對于陳少白這種怕流血，怕犧牲的軟弱做派，滿是不屑，稱其為“書生誤國”。

所以，閻孝國會對陳少白說：“你頂多就是個教書匠，真要讓你們成功了，國家必亡！”

即便如此憤慨，他在臨走時依然對陳少白鄭重揖別。

錯位的理想主義者

在片中，閻孝國沒有大開殺戒，也沒有一己之私，刺殺孫中山在他眼里是一次維護國家利益的正確行動。

他說自己是軍人“當死于邊野，何需馬革裹尸”。

同樣是“報效國家”，同樣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理想，而最終將別人的理性扼殺在自己手中。

從他殺車夫阿四的無奈，對沈重陽攔馬自盡的不解中，我們都可以看出。

閻孝國只是職責所在，使命所然，他何嘗不是為了心中的信念而犧牲？

在追擊戰中，面對已經深受重傷的李郁白，他并未痛下殺手，就連手中的刀都沒有出竅。

真正激起他殺心的，李郁白從背后揪住了他的辮子，將他那滿清的標志，打了個披頭散發。

《十月圍城》中，那些死在閻孝國手中的人物，并非令人神往的革命引領者，而是活在身邊的平凡百姓，是煙火濃重的市井生活的主體。

閻孝國與革命者的對抗，本質上是兩種愛國方式的較量。

悲劇的是，和他有著相同理想的革命志士們彼此殘殺，不禁感嘆造化弄人。

他的悲劇在于：用最執著的心，走錯了最關鍵的路。

血色黎明

孫中山曾經說過：260年亡國之痛，2000余年專治之禍，中國睡夢之深。”這句話，正是閻孝國們的真實寫照。

在生死存亡之秋，風雨飄搖之際，上至精英階層，下至平民百姓，每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都作出了問心無愧的選擇。

一個又一個革命者倒下去了，閻孝國終于找到了那輛失控的黃包車。

在追逐的黃包車的時候，當聽到陳少白大喊地一聲“重光”時，他何嘗不直到，車里并不是他所要刺殺的孫中山。

但是，事情已經走到了這一步。

他還是飛蛾撲火一般，務必要除掉此刻正坐在車子里面的人。

可見，他的執著已經到了瘋魔的程度。

即便再盲目，眼前再模糊，

陳少白那顫抖的手，還是擊中了那個瘋狂的人，這場追逐終于結束。

彌留之際，這個執著一生的人，臉上釋然一笑，高呼一句

“學生，已報國恩！

制度與文明，思想與進步，與時代相比，他只是慢了半步。

這半步，是他從未達到過的歷史高度。

我們對于歷史的評判，總帶著一絲“后見之明”的傲慢。

我們站在時間的彼岸，自然可以輕易地指摘閻孝國們的“愚忠”。仿佛自己身處其時，就可以做出更加“正確”的選擇。

閻孝國的悲劇不在于缺乏信念，而在于他的信念錨定在了一個腐朽的時代。他拼盡全力守護的“朝廷”，正因為內部的腐朽，加速了坍縮。

然而，歷史的真正悲劇，往往不在于善惡的對決，而在于兩種同樣真誠、同樣執著的信念，在時代的十字路口迎頭相撞。

假如閻孝國晚生10年，或者早些遇到孫中山？

他和對面的革命者的血，是不是一樣熾熱，一樣殷紅，共同滲入了中華民族求索的漫漫長路。

他以身殉國，而國，已不是他心中的那個國；他拼命守護的朝廷，本就是要被淘汰的泡影。

真正的愛國，不是抱殘守缺，而是敢于朝著正確的道路，迎接未來的曙光。

殊不知，歷史的評判，從不問初衷，只問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