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病”的匯率迷局與破局之道

文：韓平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創造了一個新詞匯“臺灣病”（Taiwanese disease），直指在輝達與臺積電的股價狂歡背后，這個島嶼正患有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的經濟功能失調。

什么是“臺灣病”？《經濟學人》以《臺灣榮景的潛藏風險（The hidden risks in Taiwan’s boom）》為標題，指出臺灣憑借全球頂尖的先進半導體技術，出口實力令人稱羨，但同時，臺灣貨幣政策主管機關通過長期抑制新臺幣匯率，來維持出口競爭，這雖能讓臺灣免于“荷蘭病”，但反而可能造成經濟嚴重失衡、金融風險增加，形成所謂的“臺灣病”或“福爾摩沙流感”（Formosan flu）。

在1970 年代，當時荷蘭因天然氣出口，大量進賬的同時卻因荷盾升值導致制造業衰退、經濟狀況陷入窘境。《經濟學人》將此經濟結構失衡命名為“荷蘭病”，并成為后世研究資源型經濟的重要指標。

2021年《經濟學人》稱臺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如今又報道“臺灣病”，雖然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對，但是皆成功引起各界對臺灣的關注。

《經濟學人》指出，文中所謂的“臺灣病”，并非指經濟衰退，而是一種“由政策誘導的營養不良”，也因此，臺灣經濟正被“四大失衡”所困。

首要且最關鍵的，是極度低估的匯率。根據經GDP調整后的大麥克指數（Big Mac Index）計算，新臺幣對美元被低估高達55%，已顯著偏離臺灣強勁的經濟基本面，是全球最被低估的貨幣。臺灣出口表現極為亮眼，過去5年芯片與服務器出口暴增3倍；2025年迄今的經常帳順差（涵蓋商品貿易與各種跨境收益）已擴大到GDP的16%，遠高于2010年代的10%。在如此強勁的數據支撐下，臺幣的理論走勢應為升值，但現實顯然并非如此。

其次，是社會層面的失衡：經濟增長的果實并未被公平分享。長期偏低的匯率，對依賴進口食物與能源的臺灣而言，實質上加重了所有消費者的負擔。弱勢臺幣推高進口成本，其代價最終從普通家庭轉移到出口商的利潤上。

這也解釋了臺灣勞工的長期困惑：為何經濟在增長，薪資卻顯得停滯？《經濟學人》提供的數據相當尖銳：自1998年以來，臺灣勞動生產力翻倍，薪資漲幅卻遠遠落后。臺灣人均GDP早已突破3.39萬美元，超越日本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但中位數工資僅1.8萬美元，較日本低1萬美元之多。更具沖擊性的是，衡量工人報酬的“單位勞動成本”，同期間竟下滑25%——這說明，出口賺來的真金白銀，沒能流進普通上班族的口袋。

第三個失衡，顯現在資產價格的泡沫化。為了維持低匯率，臺灣貨幣政策主管機關必須持續在外匯市場購入美元，向金融體系釋放巨額的新臺幣流動性，并長期壓低利率。這些找不到去處的過剩資金，最終大量流向房地產市場。數據顯示，臺灣房價所得比的攀升軌跡，與外匯存底的累積軌跡高度相關。自1998年以來，臺灣房價上漲了4倍。目前臺北的房價所得比中位數已達16倍，其負擔壓力甚至超過倫敦與紐約。

最后，是潛在的金融系統性風險。巨額的順差資金總要有去處。報道指出，近年來臺灣貨幣政策主管機關為降低干預色彩、避免被貼上“操縱匯率”標簽，部分順差資金被巧妙引導至壽險業，再由壽險業投資海外（主要是美元資產）。

這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結構性弱點：壽險公司以“新臺幣”計價的負債（保戶的儲蓄），卻依賴“美元”計價的資產來支撐。這種“貨幣錯位”極度危險。一旦匯率出現劇烈變動，例如新臺幣被迫快速升值，壽險業的資產負債表將遭受重創，可能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

既然風險越堆越高，為何這樣的政策仍能延續？《經濟學人》歸納了兩個主因：一是臺灣出口制造商給了政府龐大壓力，這類企業約占臺灣制造業就業人數約70%；二是臺灣貨幣政策主管機關在臺灣獨特的政治地位。臺灣“央行”多年來非常擔心所謂的“荷蘭病”，且由于臺灣“央行”上繳的款項占政府總收入6%，遠高于發達國家（地區）的平均水準0.4%。這種不尋常的財政依賴，賦予臺灣“央行”巨大的政治影響力。盡管臺“央行”否認干預、聲稱只是“順應風向”以維持穩定，但外匯存底從1998年的900億美元，飆升至今日的6000億美元（占GDP 72%）的軌跡，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經濟學人》建議，臺灣必須著手拆解這套過時的經濟架構，應逐步放松對匯率的控制，規劃一條可預期、可管理的長期升值路徑。轉型過程必然痛苦，那些依靠匯率補貼的企業將面臨裁員或倒閉，壽險業也將承受沖擊。

但這些沖擊并非不可管理。臺灣政府財政相對健康，有本錢協助勞工轉型。唯有如此，臺灣的普通民眾才能真正分享到出口奇跡所帶來的甜美果實。《經濟學人》點名，新加坡與中國大陸過去都曾嘗試類似做法，意即在管控資本流動與金融風險的前提下，讓貨幣在數十年間穩健升值。

針對《經濟學人》的文章，臺灣貨幣政策主管機關11月14日晚間作出5點說明反駁。文中指出，影響匯率的因素眾多，匯率是由外匯市場供需決定，并非單一商品價格所能衡量；金融自由化以來，跨境資本移動是影響新臺幣匯率升值或貶值的重要因素。第2，過往《經濟學人》已坦承大麥克指數不適合用來評估一國匯率是否高估或低估。

至于房價高漲，臺“央行”表示雖然低利率環境可能助長資產價格，但并非是造成房價泡沫的唯一或主要原因。最后，薪資增長緩慢是全球許多先進經濟體共同面臨的現象，它與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市場的供需狀況等因素有關，并非僅是匯率政策的單一結果。

這些回應多聚焦在匯率與外匯政策本身，卻刻意避開了三個社會高度關切的核心問題：房價長期飆升、低薪與內需疲弱、壽險業巨額海外資產的風險，這些問題并非貨幣政策主管機關一力可解，但也確實構成《經濟學人》診斷臺灣體質的關鍵背景。

“臺灣病”的概念并不是臺灣經濟失敗，而是提醒臺灣：在出口強勁的亮眼數字背后，必須正視經濟表象與真實生活之間的落差。這也是為什么這篇報道在臺灣社會引起大量討論的原因。

畢竟，真正的經濟健康，從來不是單一產業的獨舞，也不是冰冷數據的狂歡，而是每個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薪資增長、可負擔的房價和看得見的未來。這，才是“臺灣病”最根本的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