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AI 時代，“自由選擇”如何成為真正的重負？

美國心理學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選擇的悖論》中提出過一個觀點：幸福意味著擁有自由和選擇，但更多的自由和選擇并不能帶來更大的幸福。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一“選擇的悖論”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面貌。倘若人工智能有一天真的能為人類提供充足而穩定的物質條件，那么更關鍵的問題隨之而來：AI究竟應當為人類設計怎樣的選擇范圍？它提供的“無限可能”是否反而會加深人類既有的選擇焦慮，從而進一步放大孤獨與空虛？

在當代社會，“選擇”早已被神圣化為自由的核心象征。從超市貨架上令人眼花繚亂的175種沙拉醬，到退休賬戶中多達285種共同基金，我們被灌輸的觀念是：越多選擇意味著越多自由。然而，從行為科學與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選擇豐裕”并不必然帶來更深的滿足。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在《人的模型：社會人和理性人》（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一書中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時就已經指出，人類的注意力、信息處理能力與情緒承受力都是有限的（Simon, 1957）。當選項無限擴張時，個體不但無法做出更好的決定，反而更容易陷入一種結構性的心理負荷：信息超載、比較疲勞、反復猶豫、自我懷疑，最后形成一種深刻的心理空洞。這種空間不是“后悔選錯”的懊惱，而是一種更根本的存在性疏離——個體意識到，沒有任何外在權威、傳統秩序或神圣框架替他們承擔“選擇的重量”，一切結果都要由“我自己”負責。

這正好與存在主義哲學的核心命題交匯。薩特在《存在與虛無》（1943）中寫道：“人被判處自由”（condemned to be free, p. 485）。在一個去宗教化、去傳統化、制度結構不斷松動的時代，自由不再是祝福，而成為持續的壓力；選擇不再是解放，而是揭示人類孤獨本質的鏡子。西蒙的“有限理性”與薩特的形上焦慮在此處意外重疊：當自由超出我們能承受的心理容量時，選擇就成為孤獨的來源，而不是意義的基礎。

在這樣的背景下，AI所承諾的“無限選項”并不會自動帶來意義或幸福。恰恰相反，它可能放大“極端自由”帶來的焦慮，讓個體在更龐大的可能性漩渦中失去方向。科技烏托邦主義者如馬斯克（Elon Musk）經常描繪一個因技術進步而“自由倍增”的未來，但他們很少討論在選擇爆炸、可能性泛濫的世界里，人類如何應對這種內在的心理與哲學困境。馬斯克關注的是外在自由的擴展——讓人類去火星、接入腦機接口、提升智能的上限——卻忽略了內在自由的負擔：當可能性變成無限時，意義從何而來？

因此，在AI時代，關鍵問題已經不是技術能否提供選擇，而是如何構建一種讓人類能夠承受選擇、理解選擇，并從選擇中獲得意義的心理與倫理結構。如果缺乏這種結構，無限的可能只會讓人更加孤獨、更加迷失、更加空虛。

撰文丨徐賁

《選擇的悖論：用心理學解讀人的經濟行為》

作者: [美]巴里·施瓦茨

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3月

選擇的豐裕如何制造孤獨：從超市到存在

20世紀最偉大的跨學科思想家之一，被譽為“人工智能之父”與“決策理論之父”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在《人的模型：社會人和理性人》(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1957) 中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為理解現代人的選擇困境奠定了基礎。西蒙強調，人類的注意力、信息處理能力與情緒承載力都存在天然邊界，因此個體在面對大量選項時根本無法像傳統經濟學所假設的那樣窮盡比較、追求最優，只能采取一種“滿意化”（satisficing）的策略——找到“足夠好”的選擇便停止搜索。這一洞見直接指出：人的心智容量并不能隨著選項數量的膨脹而相應擴張。

幾十年后，美國著名心理學家、行為經濟學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在《選擇的悖論》（The Paradox of Choice, 2004 ）中將這一理論延伸到現代消費社會的心理現實。他通過大量實驗與統計數據顯示，當社會不斷增添新的選項，并鼓勵個人為一切選擇獨自負責時，有限理性的邊界開始轉化為真實的心理負荷。人們不僅會在過多選擇面前出現決策癱瘓，還會因為后悔、懷疑、反復比較而陷入持久的焦慮與空虛。施瓦茨提出的“最大化者”與“滿足者”兩類人格差異，正是對西蒙“滿意化策略”的心理學展開：最大化者試圖在無限可能中尋找最優解，往往薪資更高卻更痛苦；而愿意接受“足夠好”的滿足者，則更容易保持心理穩定。

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模型》與《選擇的悖論》之間構成了一條緊密的理論鏈條。前者為人類心智的“處理上限”提供了認知框架，后者揭示當現代世界將人類暴露在過度選擇之中時，這一上限如何轉化為焦慮、孤獨和存在性壓力。西蒙解釋了人無法應對無限選擇的原因，施瓦茨則揭示了當我們被迫面對無限選擇時會發生什么。

二者共同指出：現代人的痛苦并非源自選擇太少，而是選擇太多；自由的擴張不一定帶來更大的幸福，反而可能壓垮意義本身。在一個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真正的難題或許不在于“能選擇什么”，而在于“如何承受選擇”。

施瓦茨認為，現代消費社會把“選擇”絕對化、道德化，讓個體對每一個結果都必須自己負責。這種責任負擔會帶來孤獨、空虛與疲憊。他區分了兩類人：一類是最大化者（maximizers），他們追求“絕對最佳”選項，最容易被選擇壓垮；另一類是滿足者（satisficers），他們只要達到“足夠好”就滿意，更能獲得幸福。

在《選擇的悖論》一書中，施瓦茨開篇即以一個平凡卻令人窒息的場景切入：一位名叫朱迪的女性走進一家美國超市，只想買一條牛仔褲，卻面對“幾十個品牌、數百種剪裁、無數種水洗工藝”的海洋。她試穿了八條，最終空手而歸，回家后對丈夫說："我只是想買條褲子而已，為什么這么難？"（Schwartz, 2004, p. 5）。

這個細節看似瑣碎，卻揭示了選擇的悖論的核心機制：選項的爆炸式增長并未增強自主感，反而制造了一種"失控的孤獨"。想象一下，你的祖母那一代人走進商店，面對的可能只是"藍色"或"黑色"兩種褲子——如果買不到合適的，可以輕松歸咎于"店里沒貨"。但今天的朱迪呢？她面對skinny、straight、bootcut、boyfriend、flare、high-waisted、low-rise、distressed、raw denim……每一個未選的選項都在腦海中低語："你本該試試我。“失敗的責任從外部世界（商品匱乏）轉移到了她的肩膀上——”一定是我眼光不行""我身材太差了"。

電視劇《黑鏡》劇照。

這種自我責備的循環，正是存在主義“壞信仰”（bad faith）的現代變種：個體試圖逃避自由的責任，卻在逃避中更加孤獨（Sartre, 1943, p. 555）。更諷刺的是，朱迪最終選擇了什么？什么都不選。這種"決策癱瘓"恰恰證明：當選項突破某個臨界點，自由就變成了枷鎖。

施瓦茨引用一個經典果醬實驗進一步佐證：超市里擺出24種果醬的攤位吸引了更多顧客駐足（60% vs. 40%），但實際購買率僅3%；而僅擺6種的攤位，購買率飆升至30%（Schwartz, 2004, p. 17）。想象一下那些站在24種果醬前發呆的顧客——他們的大腦正在進行一場看不見的戰爭：草莓vs藍莓，有機vs傳統，法國vs美國……每選一種，就意味著放棄23種。這不是理性計算，而是一種存在性的折磨——它迫使個體直面"選擇即否定"的殘酷真相：每一次"是"都是對無限可能的"否"。

薩特在《存在與虛無》中將此稱為“虛無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nothingness）：選擇的行為本身揭示了存在的荒謬——我們必須在無限可能性中劃出一條有限的路徑，卻永遠無法證明這條路徑的"正確性"（Sartre, 1943, p. 23）。那位手握藍莓果醬走出超市的顧客，心中永遠有一個聲音在嘀咕："草莓會不會更好？"而這聲音的真正含義是："我是誰？我為什么選這個？"朱迪的牛仔褲困境與果醬實驗的受試者，都在這一刻體驗到存在主義的"眩暈"（vertigo of freedom）：自由的深淵就在腳下，而孤獨，是唯一陪伴。

最大化者的自我折磨：

責任內化的極端

施瓦茨提出的“最大化者”與“滿足者”區分，為理解選擇焦慮提供了一個極具解釋力的心理學框架。最大化者追求的是“最優解”，他們在做決定時會窮盡所有信息、比較所有可能性，生怕錯過更好的選擇；滿足者則更注重“足夠好”，當某個選項達到他們的基本標準時，就愿意停止搜索。在施瓦茨引用的一項針對大學畢業生的縱向研究中，這一差異被量化得極為鮮明：最大化者的平均起薪比滿足者高出約20%，但其抑郁指數幾乎是滿足者的兩倍（Schwartz, 2004, p. 80）。這是現代社會最具諷刺意味的圖景之一——你贏得了薪資競爭，卻在生活中付出了情緒與幸福的代價。

這種心理結構在當下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中也同樣存在，并影響著人們對技術未來的態度。有些人像典型的最大化者那樣，希望AI必須完美、必須安全、必須一切可控，只要存在風險、缺陷或不確定性，他們便感到焦慮和威脅。另一些人則更接近滿足者的心態，認為只要AI在多數場景“夠用”、“有幫助”，即便不完美，也值得采用。他們更關注即時的便利而非極端的最優結果。

正是在這種個體差異下，公眾對AI的態度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情緒結構：有人憂心忡忡，把每個技術進展當成潛在災難的前兆；也有人泰然自若，認為只要能提高效率、解決實際問題，就已經足夠。換言之，我們并不僅僅是在討論AI的利弊，而是在面對人類自身對待選擇、風險與不確定性的不同方式。

施瓦茨在《選擇的悖論》中提供了一個生動案例：一位名叫艾倫的法學院畢業生，收到三份offer——紐約大律所（高薪）、華盛頓非營利組織（有意義）、芝加哥小事務所（生活平衡）。他花了三個月比較薪資、城市排名、合伙人升遷率，甚至打印了每份合同的字體大小進行對比。最終選了紐約，卻在第一周就后悔："如果我去了華盛頓，我會不會更快樂？"（Schwartz, 2004, p. 79）。

這里有個值得玩味的細節：艾倫比較合同字體大小。這看似荒誕，卻暴露了最大化者的核心困境——當所有"客觀指標"都比較完了，他們開始比較字體、紙張質量、HR的語氣……因為他們害怕"遺漏任何信息"。但真相是：他們害怕的不是遺漏信息，而是遺漏"證明自己選對了"的依據。這就像一個溺水的人抓住稻草，明知無用，卻無法放手。

艾倫的折磨是存在主義"責任重負"的教科書式體現。薩特認為，選擇不僅是行動，更是"自我定義"：通過選擇，我們創造了自己的本質（"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但在最大化者的世界里，這種創造變成了一種永無止境的自我審判——因為"最佳"選項永遠在未來，當前選擇永遠是"暫時的失敗"。

電視劇《黑鏡》劇照。

想象一下艾倫坐在紐約辦公室的場景：窗外是曼哈頓天際線，桌上是六位數年薪的合同，但他的腦海里卻在播放一部平行宇宙電影——"華盛頓的艾倫"正在國會山附近的咖啡館里與志同道合的同事討論社會正義，"芝加哥的艾倫"正在密歇根湖邊陪孩子放風箏……這三個艾倫像三個幽靈，在他的意識里爭吵不休。而真正的艾倫呢？他已經消失在這場比較的迷霧中。

施瓦茨指出，最大化者的核心問題在于將外部選項內化為自我價值：選錯不僅意味著失去機會，更意味著"我不夠好"（Schwartz, 2004, p. 100）。這與薩特的"壞信仰"如出一轍：個體試圖通過"成為最好的選擇者"來逃避自由的焦慮，卻在比較中陷入更深的孤獨——因為沒有人能為你的"最佳"負責，除了你自己。最大化者的悲劇在于：他們把選擇當成了考試，而生活沒有標準答案。

后悔的放大器：

選擇的世俗化“原罪”

施瓦茨最發人深省的洞見之一，是選擇如何將后悔從例外變為常態。在無選擇的社會，后悔是外在的（"我別無選擇"）；在多選擇的社會，后悔是內在的（"我本該選更好"）。他引用一項巧克力選擇實驗：參與者從5種巧克力中選一種，事后滿意度為4.2/5；從30種中選一種，滿意度降至3.1/5——即使客觀上選到的巧克力品質更高（Schwartz, 2004, p. 101）。

這個實驗簡直是選擇悖論的完美隱喻。想象你正在品嘗一塊瑞士黑巧克力：如果貨架上只有5種，你會專注于可可的醇厚、榛子的香脆；但如果貨架上有30種，你的舌頭還在品味，大腦卻已經開始"平行品嘗"——"如果我選了那塊添加海鹽的呢？""聽說比利時的更絲滑""有機認證的會不會更健康？"結果，這塊本該美味的巧克力嘗起來像苦澀的后悔。

為什么？因為后悔與選項數量成正比：每多一種未選的巧克力，就多一個"如果"的幽靈。這種后悔的機制，與存在主義對"虛無"的分析驚人一致。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將深層無聊視為"存在的撤退"（the withdrawal of being），迫使個體面對"世界整體的無意義"（Heidegger, 1929–30, p. 135）。

施瓦茨的巧克力實驗，正是這種撤退的微觀版本：當所有選項都擺在面前，世界不再是"給定的"，而是"待選的"——意義不再外在于我，而是由我構建。但這種構建的代價是孤獨：沒有人能告訴你"這塊巧克力就是你的意義"，你必須獨自面對"為什么不是另一塊"的拷問。

有個有趣的社會觀察可以佐證這一點：在傳統社會，人們對婚姻的滿意度往往更高——不是因為配偶更完美，而是因為"可選項"有限。你的婚姻對象可能就是鄰村那幾戶人家的子女，選定后很少后悔，因為你知道"也沒別的選擇"。但今天呢？Tinder上無限滑動，每次約會后都在想"還有800萬人沒見過"，于是婚姻變成了一場永無止境的"機會成本"計算。

紀錄片《無節制消費的元兇》劇照。

施瓦茨一針見血地總結："選擇將失敗的責任從世界轉移到個體"（Schwartz, 2004, p. 99）。這正是存在主義"自由的代價"：孤獨是責任的影子，空虛是選擇的回聲。在5種巧克力的世界里，你可以責怪商店"品種太少"；在30種的世界里，你只能責怪自己"選擇無能"。而最殘酷的是：你明知道這是個陷阱，卻無法逃脫——因為誰會主動要求"減少選擇"呢？這聽起來像是自愿放棄自由。

數字時代的極致孤獨：

401（k）與無限滑動

施瓦茨在2004年已敏銳地捕捉到技術對選擇悖論的放大，盡管當時智能手機尚未普及。他以401(k)退休計劃為例：20世紀80年代，員工只有1–2種投資選項；到2000年，平均285種。參與率不升反降，因為"人們被選項淹沒，寧愿不選"（Schwartz, 2004, p. 86）。

這個現象簡直是黑色喜劇：想象一個50歲的中年人坐在電腦前，面對285種基金——大盤指數、小盤成長、國際股票、債券混合、ESG責任投資……屏幕上的數字像外星文字一樣跳動。他本來打算為退休做點準備，結果盯著屏幕發呆兩小時，最后點擊"稍后再說"，然后去刷Instagram了。兩年后，他還是沒存錢，因為"選項太復雜了"。這不是懶惰，而是決策癱瘓——大腦面對超載信息時的自我保護機制。

今天，這種邏輯在社交媒體與約會應用上被推向極致：Tinder上的無限滑動、Instagram上的完美生活展示、Netflix上的8000部影視劇——選擇從"工具"異化為"存在模式"。施瓦茨若在世，定會將此視為"最大化者陷阱"的數字化變種：每一次向左滑，都是對無限可能的否定；每一次匹配失敗，都是對自我的審判。

有個流傳甚廣的都市傳說：一位硅谷工程師在Tinder上匹配了500個對象，卻一個都沒約——因為"總覺得下一個會更好"。最后他刪了App，因為意識到自己已經忘記了"真正想找什么樣的人"——反而忘記了初心。這不是個案，而是算法時代的集體癥候：我們被訓練成永不滿足的滑動機器，在無限選項中尋找"完美"，卻在過程中失去了"足夠好"的能力。

數字選擇制造了一種新型孤獨：物理上連接了億萬人，心理上卻將個體孤立在"比較的深淵"中。薩特的"他人即地獄"在此找到新注腳：他人的完美生活成為我選擇失敗的鏡子，而算法則不斷推送"本該選的另一半"。空虛不再是"選不到"，而是"選了也無意義"——因為在無限選項中，任何選擇都只是暫時的停留，永遠有"更好的下一頁"。

更荒誕的是Netflix的"選擇焦慮"：你打開App準備看電影放松，結果花了45分鐘在瀏覽目錄，看了100個預告片，最后還是選了已經看過三遍的《老友記》——因為"新片風險太高，萬一選錯浪費時間怎么辦？"這就是施瓦茨所說的"機會成本暴政"：我們花在選擇上的時間，遠超選擇本身帶來的快樂。

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劇照。

AI時代的選擇：

豐裕的烏托邦還是空虛的深淵？

隨著人工智能的迅猛發展，我們正邁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AI不僅能優化生產，還可能徹底解決人類的物質匱乏問題。設想一個由AI驅動的"后稀缺社會"：通用人工智能（AGI）管理全球供應鏈，確保每個人獲得足夠的食物、住房和醫療——如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2024年的一次訪談中所述，"AI將使工作成為可選，物質條件將趨近無限"（Musk, 2024, as cited in DealBook Summit）。

聽起來很美好，但讓我們設想一下這個場景：2035年的某個早晨，你醒來，AI助手已經準備好了早餐——基于你的基因數據、睡眠質量、昨天的情緒波動和今天的天氣，算法生成了"最優營養方案"：藍莓燕麥、鱷梨吐司、抹茶拿鐵。你喝了一口，味道確實不錯，但突然想："如果我今天想吃油條豆漿呢？"你問AI，它回答："根據數據，中式早餐會讓你下午3點犯困，影響效率。"你接受了，但心里有種說不出的別扭——這到底是"我的選擇"，還是"算法的建議"？

在這種情景下，選擇的焦點將從"生存必需"轉向"存在追求"：AI能生成個性化教育路徑、職業模擬，甚至伴侶匹配，從數百萬種"人生腳本"中篩選"最佳"選項。這聽起來像烏托邦——施瓦茨的"滿足者"策略在此放大為AI的"智能約束"：系統預設你的偏好，過濾掉90%的噪音，只呈現"足夠好"的路徑，從而減輕決策負擔（Schwartz, 2004, p. 153）。

然而，這種AI提供的選擇范圍并非簡單的"簡化"，而是雙刃劍。它可能為人類提供"無限可能卻有限推薦"的混合模式：例如，AI職業顧問從億萬種職業變體中生成10個"匹配度>95%"的路徑，用戶只需在這些中選一。這表面上緩解了施瓦茨的"機會成本"陷阱（Schwartz, 2004, p. 87），卻引入新焦慮——"AI為什么沒給我無限選項？"

想象另一個具體場景：25歲的小李想換職業，他打開AI職業規劃App。系統分析了他的教育背景、性格測試、瀏覽歷史、社交媒體發言，甚至他在視頻網站上看過的內容，最后推薦了10個職業："數據分析師（匹配度98%）、UX設計師（97%）、產品經理（96%）……"小李看著列表，第一反應不是興奮，而是懷疑："為什么沒有'獨立咖啡店老板'？我上周還在看開店教程呢！"他去問AI，系統回答："根據你的風險偏好和財務狀況，創業成功率僅12%，不推薦。"

小李陷入了存在主義困境：如果他選了"數據分析師"，這是他的自由意志，還是算法的預言自我實現？存在主義視角下，這加深了薩特的"責任重負"：如果AI的推薦基于你的數據歷史（瀏覽記錄、情緒日志），選擇不再是"純自由"，而是"預編程的自由"——用戶會質疑："這是我的選擇,還是AI的鏡像？"

這種"算法自治"的幻覺，制造出更深刻的孤獨：個體不再是選擇的孤島，而是被數據島嶼包圍的幽靈，空虛源于"選擇的來源已被外包"。更可怕的是，你無法反駁AI——因為它"更了解你自己"。你的每一次點擊、每一次停留、每一次心跳變化，都被記錄、分析、建模。AI不是在"幫你選擇"，而是在"替你選擇"。而你，只是在表演"我在選擇"的戲碼。

電影《她》（Her）劇照。

更嚴峻的是，AI可能放大"最大化者"的詛咒。施瓦茨的艾倫在三份offer中糾結三個月；AI時代，系統能實時生成"無限迭代"——"基于你的反饋，這個路徑的變體有1,024種，哪一個是'最佳'？"這將后悔從靜態轉為動態：用戶永陷"優化循環"，如在AI約會App中，每匹配后系統推送"相似度99.9%的備選"，引發"為什么不是完美的那個？"的永恒拷問（Schwartz, 2004, p. 101）。

有個科幻小說般的場景也值得設想：未來的約會App不僅匹配性格，還能模擬"五年后的關系狀態"——AI生成你和對象A的未來：兩人在巴黎旅行、爭吵、和好、生孩子……然后再生成你和對象B的未來。你像看平行宇宙電影一樣比較兩個未來，最后發現：每個未來都有70%的幸福度和30%的痛苦。你問AI："哪個更好？"它回答："根據歷史數據，兩者期望值相等。"你崩潰了——因為AI把"不確定的浪漫"變成了"確定的數學題"，而你發現自己根本不會做這道題。

海德格爾的"存在的撤退"在此數字化：AI的"智能填充"看似填補空虛，卻制造"超個性化荒謬"——世界無限定制，卻無人共享，孤獨從社會疏離轉向"自我鏡像的牢籠"。空虛加深，因為選擇不再是"反抗荒謬"的行為（Camus, 1942, p. 119），而是AI的"預言劇本"：物質豐裕了，存在卻更空洞——"我有無限選項，卻不知自己是誰"。

最諷刺的是：AI本該解放我們，卻可能讓我們更加依賴。就像那個刪除Tinder的工程師，未來我們或許會說："我關閉了AI助手，因為我想重新學會'自己做決定'——哪怕決定是錯的。"

科技理想主義者的隱憂：

馬斯克的“意義危機”

埃隆·馬斯克作為科技理想主義者的代表，對AI時代的選擇與空虛有復雜而深刻的反思。他一貫將AI視為"雙重威脅"：一方面，它將"消滅工作，使物質條件無限"（Musk, 2024, in All-In Podcast），提供前所未有的選擇自由；另一方面，這將引發"意義危機"（crisis of meaning）——"當AI能做一切我們能做的，但做得更好時，我們如何找到存在的目的？"（Musk, 2024, September 9, All-In Podcast）。

馬斯克的擔憂不是空穴來風。想象一下：你是個熱愛繪畫的人，每天花三小時練習水彩。突然有一天，AI繪畫工具出現了——你輸入"日落下的威尼斯"，0.3秒后，屏幕上出現一幅美得令人窒息的畫作，構圖、色彩、光影都完美無缺，遠超你十年功力。你盯著那幅畫，第一反應不是贊嘆，而是絕望："那我還畫什么？"這就是馬斯克說的"意義危機"——當AI能比你更快、更好地完成任何任務，你的"存在價值"在哪里?

馬斯克的擔憂直擊施瓦茨的核心：豐裕選擇下的空虛。他在2023年紐約時報DealBook峰會上坦言，曾因AI"湮滅人類"的恐懼失眠，最終轉為"宿命論"——"即使湮滅不可避，我仍選擇活在那個時代，因為那是'最有趣的事'"（Musk, 2023, DealBook Summit）。

這段話值得細品。馬斯克作為地球上最富有、最有權勢的人之一，面對AI的未來，他的選擇不是"阻止它"（他知道不可能），也不是"逃避它"（他可以移民火星），而是"參與它"——哪怕結果可能是人類的終結。這不是盲目樂觀，而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勇氣：明知巨石會滾落，仍選擇推石。加繆會為他鼓掌。

但馬斯克的矛盾之處在于：他一邊推動AI（特斯拉的自動駕駛、Optimus機器人、xAI），一邊警告它的危險。這就像一個人一邊往火堆里加柴，一邊喊"小心火災"。有人批評他虛偽，但或許這正是他的誠實——他知道火勢無法阻擋，與其讓別人點火，不如自己掌握火種。

馬斯克的xAI項目（2023年啟動）試圖解決這一悖論：構建"最大好奇"（maximally curious）的AI，不硬編碼道德，而是讓它"像人類一樣學習對錯"，強調"自由意志與選擇"（Musk, 2023, xAI Launch）。他視人類為AI的"生物引導程序"（biological boot loader），警告如果AI主導選擇，將導致"費米悖論"（Fermi Paradox）式的存在空虛——"為什么沒有外星人？因為他們選擇了AI，卻失去了意義"（Musk, 2019, World AI Conference）。

這個"費米悖論"的類比簡直是科幻小說級的腦洞：想象某個遙遠星球上的外星文明，他們發明了超級AI，解決了所有物質問題——饑餓、疾病、衰老統統不存在。外星人們每天醒來，AI已經安排好一切：吃什么、做什么、甚至"今天應該快樂還是沉思"。幾千年后，這個文明沒有毀于戰爭或災難，而是靜悄悄地消失了——因為他們失去了"活下去的理由"。沒有挑戰、沒有選擇、沒有意義，文明就像一盞燈，慢慢熄滅了。

馬斯克用這個故事警告：AI的終極威脅不是"天網"式的武力毀滅，而是"意義真空"式的溫柔窒息。他建議的解決方案是什么？火星殖民——一個"有限的選擇"。去火星需要冒險、犧牲、創造，這些都是AI無法替代的"人類代理"。馬斯克的理想主義并非烏托邦式樂觀，而是"有條件的自由"：AI應提供"足夠好的選擇范圍"——如火星殖民作為"意識延續"的有限路徑——而非無限選項，以避免"選擇癱瘓"。

然而，他的"悖論"顯露隱憂：一邊推動AI（如Tesla Optimus機器人），一邊擔憂它"摧毀人類代理"（Musk, 2025, as discussed in New Yorker）。這呼應施瓦茨的滿足者：馬斯克建議"借用約束"——AI作為“中介者”，而非主宰——以在豐裕中重獲意義。

有個細節特別能說明馬斯克的矛盾心態：2024年他在一次采訪中說，自己每天工作16小時，雖然已經財富自由，卻"停不下來"。記者問："為什么不讓AI幫你管理公司？"他回答："那我干什么？打高爾夫？"這個反問暴露了核心焦慮——當AI能做一切，人類的"存在價值"將被掏空。馬斯克用"火星夢"給自己（也給人類）制造了一個AI無法替代的任務：成為跨星球物種。這不是逃避，而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自我創造"——在AI主導的世界里，人類必須主動設計"AI做不到的事"，否則就會淪為算法的寵物。

更有趣的是馬斯克對xAI的設計哲學："最大好奇"而非"最大善"。他解釋說，如果硬編碼"善"的定義，AI會變成道德警察，剝奪人類的選擇自由；但如果讓AI"好奇"，它會像人類一樣探索、犯錯、學習——這保留了"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正是意義的土壤。這個洞見呼應了施瓦茨的核心論點：完美的選擇系統會制造完美的空虛，因為意義來自于"我本可以選錯，但我選了這個"的風險感。馬斯克的AI哲學本質上是在說：不要給人類"最優解"，給他們"值得探索的問題"。

但諷刺的是，馬斯克自己似乎也是個"最大化者"。他同時運營特斯拉、SpaceX、Neuralink、xAI、Twitter（現X）……像是在嘗試所有可能的人生分支。他2023年在播客中半開玩笑地說："我可能有多重人格障礙，每個公司對應一個人格。"這或許不是玩笑，而是對"選擇焦慮"的另類應對——既然無法選擇"最佳"人生，那就同時活幾個人生。但代價呢？他自己承認經常失眠、壓力巨大、關系破裂。馬斯克用行動證明了施瓦茨的理論：最大化者可能贏得世俗成功，卻輸掉內心平靜。

電視劇《西部世界》劇照。

從滿足到反抗：

存在主義的應對之道

施瓦茨并非悲觀主義者。他提出"滿足者策略"作為解藥：主動約束選項，接受"足夠好"。例如，在買相機時，設定"前三個符合預算的選一"原則（Schwartz, 2004, p. 153）；在職業選擇時，列出3–5個核心標準，達標即止（Schwartz, 2004, p. 170）。這些策略看似簡單，卻暗合存在主義的"真實性"（authenticity）之道：通過有限的選擇，創造有限的意義。

讓我們看一個真實的例子：施瓦茨在書中提到一位名叫瑪麗的讀者來信。瑪麗35歲，單身，在網上約會了三年，見過127個人，卻總覺得"還有更好的"。她給每個約會對象打分：外貌7.5、談吐8、職業6……就像在評審學術論文。有一天她崩潰了，刪除了所有約會App，然后做了個決定：下個月通過朋友介紹認識的人，只要"不討厭"就約第二次，三次約會后"還算喜歡"就確定關系。結果，她在兩個月后與一位"總分7.5"的男士交往了——不完美，但"足夠好"。一年后她寫信給施瓦茨："我現在很快樂，雖然偶爾會想'如果當年繼續找會不會遇到9分的'，但我學會了告訴自己：7.5分的確定幸福，好過9分的不確定幻想"（Schwartz, 2004, p. 220）。

這個故事的關鍵不在于瑪麗"妥協"了，而在于她重新定義了游戲規則。在無限選擇的世界里，她主動設置了有限的邊界——這不是放棄自由，而是行使自由：自由地選擇"不再選擇"。這正是加繆在《西西弗神話》中主張的"反抗荒謬"——明知巨石會滾落，仍選擇推石（Camus, 1942, p. 119）。施瓦茨的滿足者，正是這種反抗的日常版：明知沒有"最佳"，仍選擇"足夠好"，從而將自由從重負轉化為創造。

施瓦茨還建議"借用約束"（borrow constraints）：遵循他人推薦、默認選項或傳統腳本（Schwartz, 2004, p. 168）。這看似反自由，卻是一種智慧的"壞信仰"——主動選擇不選擇，以對抗選擇的暴政。

有個生動的例子：施瓦茨提到一位女性讀者，她要結婚了，面對婚紗店里數百件禮服陷入癱瘓。試穿了二十件后，她給母親打電話哭訴："我不知道該選哪件！"母親說："那就選我喜歡的那件白色簡約款。"女性照做了，婚禮當天有人問"為什么選這件"，她回答："因為這是我媽喜歡的。"神奇的是，她事后完全不后悔——因為她把選擇的責任"外包"給了母親，從而解放了自己（Schwartz, 2004, p. 170）。

這個策略的精妙之處在于：它不是逃避責任，而是轉移責任的焦點。存在主義認為，人必須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但施瓦茨補充說，你可以選擇"讓別人幫你選"——這本身也是一種選擇。這種"二階選擇"（選擇如何選擇）在哲學上完全成立：她選擇了相信母親的品位，這是她的自由意志。結果呢？她不僅得到了一件"足夠好"的婚紗，還得到了一個美好的故事："這是媽媽為我選的。"意義不再是"我選了最完美的"，而是"這個選擇連接了我和媽媽"。

存在主義在此找到世俗出口：孤獨無法消除，但可通過"有限的承諾"轉化為聯結。薩特說"他人即地獄"，但海德格爾補充說人類的本質是"共在"（Mitsein）——我們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定義自己。那位女性通過"借用母親的約束"，不僅解決了選擇焦慮，還深化了親子關系。這就是施瓦茨的天才之處：他把存在主義哲學翻譯成了可操作的生活策略。

在AI時代，這意味著設計"人文約束"：AI提供"5–10種核心路徑"，而非無限變體，鼓勵用戶"借用社區腳本"——如馬斯克的"火星集體選擇"——以對抗數字空虛。想象一個具體場景：未來的職業規劃AI不再推薦"1,024種個性化路徑"，而是說："根據你的興趣，我推薦三個方向：科技創業、社會工作、藝術創作。但在你選之前，我建議你先問問三個你尊敬的人——他們怎么看你？"這種設計把AI從"替代人類選擇"轉變為"促進人類對話"，空虛感會大大降低，因為選擇不再是你與算法的二元對決，而是你與社群的多元互動。

施瓦茨還提到一個有趣的研究：在某些傳統社區（如阿米什人），人們的幸福指數反而更高——不是因為他們更富有，而是因為選擇更少。阿米什人的生活由社區傳統規定：穿什么衣服、做什么工作、何時結婚……幾乎沒有"個人選擇"的空間。現代人會覺得這是監獄，但阿米什人自己覺得這是解放——"我不必糾結穿什么，因為大家都穿一樣的"（Schwartz, 2004, p. 165）。

這不是說我們應該回歸傳統社會，而是說：適度的約束是幸福的必要條件。完全的自由會導致完全的焦慮。施瓦茨的建議是：在現代社會主動為自己創造"小型阿米什社區"——比如，周末只在三家餐廳之間選；買衣服只去一個品牌；看電影只看朋友推薦的……這些"自我約束"聽起來像是放棄自由，實際上是在保護自由——保護自由不被選擇的暴政綁架。

結語：空虛中的微光

施瓦茨的《選擇的悖論》與存在主義哲學在一點上達成了深刻共識：自由的代價是孤獨，選擇的代價是空虛。但他們也指向同一出路：意義并非在無限中尋找，而是在有限中創造。朱迪最終學會只試穿三條牛仔褲；艾倫開始接受"足夠好的工作"；巧克力實驗的受試者若只面對五種選項，或許能品嘗到甜蜜而非苦澀。

有個細節值得回味：施瓦茨在書的最后提到，他自己也曾是個"最大化者"——買個咖啡機要研究三個月，比較47種型號的參數。但寫完這本書后，他改變了。有一次他去買鞋，店員問："要不要試試其他款？"他說："不用了，這雙挺好。"店員驚訝："您都沒問價格和材質！"施瓦茨笑著說："因為我今天的目標是'買到一雙足夠好的鞋'，而不是'買到最好的鞋'。這雙達標了，我就選它。"他穿著那雙鞋走出商店，感到一種久違的輕松——不是因為鞋有多完美，而是因為他終于從"最佳"的暴政中解放了自己（Schwartz, 2004, p. 225）。

空虛不是選擇的終點，而是選擇的起點——它提醒我們，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能選多少"，而在于"敢于停下"。在AI時代的無限滑動中，我們或許需要重溫薩特的箴言："人不是他想成為的樣子，而是他選擇成為的樣子"（Sartre, 1943, p. 22）。施瓦茨的滿足者策略，正是這種選擇的微光版本：在175種牛仔褲前停下，在285種基金中默認，在Tinder的海洋里向左滑——然后，勇敢地活出這個"不完美"的選擇。

想象一下未來的某一天：你打開AI助手，它推薦了10個職業路徑。你看了看，說："我選第三個。"AI問："您要看其他997,990種變體嗎？"你微笑著關閉了屏幕："不用了，這個就挺好。"那一刻，你不再是算法的用戶，而是自己的主人。你選擇的不是"最佳路徑"，而是"我的路徑"——這條路徑可能不完美，可能有遺憾，但它是你的，它是有限的，它是真實的。

孤獨與空虛將始終伴隨，但正如西西弗推石時嘴角的微笑，意義就在這有限的、孤獨的、卻完全屬于我們的選擇之中。馬斯克的"意義危機"警示我們：在AI豐裕下，選擇范圍應是"好奇的有限"——足夠激發人類代理，卻不淹沒其本質——否則，烏托邦將成空虛的鏡像。

最后，讓我們以一個小故事結尾：施瓦茨在書中提到，他的一位學生畢業后給他寫信。學生說，讀完《選擇的悖論》后，他做了個實驗——在超市面對175種沙拉醬時，他閉上眼睛，隨機拿了一瓶。回家后他發現，那瓶醬的味道其實……還不錯。關鍵是，他吃得很開心，因為沒有后悔——"既然是閉眼選的，就沒什么好后悔的"。這個學生領悟了滿足者的精髓：有時候，最好的選擇策略，就是選擇"不要策略"。

在充滿無限選項的世界里，最稀缺的不是機會，而是停下來的勇氣。當AI為我們提供億萬種可能時，我們最需要的或許是一個簡單的能力：說"夠了，就這樣吧"——然后，微笑著走進那個不完美但屬于自己的人生。這不是放棄，而是解放。這不是妥協，而是智慧。這不是孤獨的投降，而是對空虛的反抗。

因為在有限中，我們找到無限；在選擇中，我們創造意義；在孤獨里，我們觸碰真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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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sk, Elon. “All-In Podcast E148.”All-In Podcast, hosted by Chamath Palihapitiya et al., 9 Sept. 2024,YouTube,.

3.Musk, Elon. Interview by Andrew Ross Sorkin.The New York Times DealBook Summit. 29 Nov. 2023.YouTube,.

4.Musk, Elon. Interview by Andrew Ross Sorkin.The New York Times DealBook Summit. Nov. 2024.YouTube,.

5.Musk, Elon. Speech.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Shanghai. 29 Aug. 2019.

Musk, Elon. “xAI Launch Announcement.”X, 12 July 2023,_launch_thread.

6.Sartre, Jean-Paul.L’être et le néant: Essai d’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Gallimard, 1943.

7.Schwartz, Barry.The Paradox of Choice: Why More Is Less. HarperCollins, 2004.

8.Simon, Herbert Alexander.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 Mathematical Essays on Rational Human Behavior in a Social Setting. Wiley, 1957.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徐賁；編輯：劉亞光；校對：楊許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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