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攸：長大成人就是殺死自己的一部分

電影《核》? AKANGA FILM ASIA

亞洲人的青春一般是關于忍耐的，電影也這么告訴我們。穿校服，循校規，等待偶然爆發的愛恨消亡——然后成為一名大人。

新加坡導演陳思攸的第一部長片《核》（Amoeba）給了我們一個無需忍耐的例子。陳思攸在與單讀的訪談中說：“在新加坡，長大成人的過程像是去迎接死亡。你得殺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承擔在社會中的新角色。”但在電影里，16 歲的女孩徐心宇不接受這種死亡。當國家的暴力通過學校滲入學生的生活，她與朋友們組成了“黑幫”，發誓只為彼此而死。

同在儒家文化中長大，觀眾可能會感到麻木：這些經歷，難道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嗎？觀看這部電影可能帶來的享受或刺痛，都在于它推動我們透過另一個國家的華人女孩的身體，去溫習那些曾讓自己感到不適，但為了順利長大而慢慢忘記的事情。而女孩們在反叛中獲得的快樂，又是令人眼前一亮的。

《核》今年 9 月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中國首映，并作為“藏龍”單元入圍影片獲得青年評審榮譽與迷影選擇榮譽，飾演徐心宇的演員鄭凱心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在明晚公布結果的金馬影展，這部電影還有望給陳思攸帶來最佳新導演的獎項。

以下是單讀對電影《核》的介紹和與導演陳思攸的訪談。

長大成人就是殺死自己的一部分

采訪、撰文：菜市場

青春成長電影的“coming-of-age”指的是長大成人，但在具體的情境里，有時候反而指的是“我不要成為那樣的大人”。

過去十幾年里，這個電影類型迎來了多樣性的爆發，既有《月光男孩》《伯德小姐》等登上奧斯卡舞臺，也有《魚缸》《蜂鳥》等收獲影迷歡呼。這些十幾歲男孩女孩的故事，在由許多不愿長大的大人們組成的社會里呈現出驚人的穿透性。

這種穿透性也體現在《核》的故事里，但有別于其他電影，《核》的主角們大多時候是輕盈又雀躍的。導演陳思攸從自己的叛逆記憶里，挖出一種有別于主流認知的形象——一個直言不諱的亞洲女孩。

主角徐心宇（Choo）剛進入新加坡一所精英的華人女子中學，就在同學的惡作劇下發表了一番“班長是老師的奴隸”“捍衛午睡的權利”的班長競選演講。她的發言在看似順從的女學生中吸引了三個朋友：拿著一臺小攝影機的瓦妮莎（Vanessa）、家里有司機接送的索菲婭（Sofia），以及頭發最短的吉娜（Gina）。四個女孩一起享受音樂、去洞穴探險、演校園劇嘲諷代表國家的“魚尾獅”，最終還決定組成一個女子黑幫。

但在升學考試時，她們又被問到那個關于魚尾獅的問題。這時應該說出符合國家意志的標準答案，還是在真實中保護自己的心靈不受損害？

四個女孩上演了一出嘲諷魚尾獅的校園劇 ? AKANGA FILM ASIA

有一種偏見，好看的青春成長電影必須是沉重粗糲的。在訪談中，我的好幾個問題也反映了這種偏見。而《核》讓人感覺如此自由純真，女孩們不斷抗議，不斷占領空間，相信鬼都不相信課本說的話，理解黑幫的歷史也不愿理解國家的敘事。

有一幕，徐心宇看著鏡頭問：“為什么我們要學習明知是假的的東西？”

后疫情的幾年里，我也會問自己什么是真的。有時候看新聞像是編的，看小狗跳舞發現是人工智能內容。而且，為什么連點擊一條看似搞笑的評論，都會跳轉去購物軟件？

是 16 歲的徐心宇用中文問的這個問題，讓我想了解電影背后的人的成長經歷，了解為什么在電影里，一群人的不服從，兩個人不被定義的親密，一個人震耳欲聾的反問，都可以平視甚至審視這些制造謊言的系統。

陳思攸的聲音聽起來很快樂。她在新加坡長大，在美國東北部學習電影，曾經在北京的畫廊實習，現在住在洛杉磯。拍攝《核》之前，她拍短片，拍廣告，也間歇當過好幾年調酒師。她沒有多少背井離鄉的苦惱，在家里，她小睡一覺還會被媽媽念叨，但在新加坡之外，講述新加坡的故事反而更容易。她說，“遠離新加坡的感覺，就像慢慢解開過去所有壓抑我的東西。”

導演陳思攸 ? DANIELLE KRUDY

一個叛逆的女孩與她長大的國家

單讀 你在新加坡的青少年時期是怎么度過的？

陳思攸 現在想來，我長大的過程完全是被女性包圍著的。我家里是四姐妹，我們與母親和外婆住在一起，父親則在我九歲時就去了香港工作。我媽媽出生在中國，她常和我說：“爸爸不在身邊，但是爸爸很偉大。”

后來我上了一所女子中學，就像電影里的中學那樣，是一所讓人壓力很大的精英學校。我在這所學校里變得很叛逆，開始“欺負”老師，取笑他們的名字和發型，搞得有個老師一直想讓學校開除我。

與此同時，我還花很多時間寫信。如果你認為某個學姐很酷，你就給她寫信，讓她當你的“天使”。一上課我就拿出各種顏色的筆和貼紙，給很多很多人寫信。雖然學習和考試很重要，但我都不太記得了。回看的話，那段時光是很美好的。

單讀 那些你在電影里展現的叛逆行為，有的是你自己真的做過的嗎？

陳思攸 有，我曾經像電影里的女孩們一樣，和朋友們一起上演了一出校園劇。

有一天天很熱，我的三個朋友買了米粉去圖書館吃，因為那里有空調。副校長發現了，命令她們為全校演一個校園劇，主旨是“不能在圖書館吃東西”。回到班上，朋友們告訴我說：“天哪，我們得排這個戲！”我說：“那我們把它弄成一出諷刺劇。”

于是我們一起寫了劇本，又找來十二個同學加入，事情一下子變得非常有趣。我在劇里演的就是那位副校長，我借來了一件像她常穿的綠色西裝，模仿她模仿得特別像，表演時全校的人都在笑，在為我們歡呼。副校長懲罰我的朋友們排戲，本來是為了羞辱他們，但我們成功地把恥辱還了回去。

單讀 你是在什么時候意識到自己所在的教育系統是有問題的？

陳思攸 當我身在其中時，我并沒有意識到那是有問題的。大家都是這樣，你也必須照著做。對當時的我來說，教育系統就像是一個游戲，你需要得到一定的分數，只是這個游戲一點也不好玩。

我上學的時候對一些科目完全提不起興趣，因為它們本身并不吸引人。有一門學科叫“社會學”，相當于是歷史課，講的是新加坡的歷史——但那是某一種版本的新加坡歷史。那時我還沒能用“政治宣傳”這樣的詞去形容它，但我能感覺到，那是一種自上而下、被強加給我們的歷史。你學它，考它，就意味著你接受了一種測試，看你能多流利地重復國家給你的敘事。

文學卻恰恰相反，當我閱讀世界各地的詩歌和小說時，我不是在背誦，而是在探索和觀察詞語如何組合，它又意味著什么。那樣的學習更吸引我。

單讀 這很有趣，從“社會學”和文學的對比里，你開始反思自己正在學習的東西。可以再講講這個過程嗎？

陳思攸 在學校里，這種感受是很明顯的。我們必須上特定的課程，比如“好公民”課——每個學生都得修這門課。整門課的核心，就是通過國家敘事來塑造學生的觀念。

我想，可能因為新加坡是個年輕的國家，建國至今也就六十年左右，學校喜歡強調我們的社會是建立在種族平等、多種族融合的基礎上的。在“好公民”課程里，總會出現這樣的故事：不同種族的人全是朋友，相處融洽。這種理念本身是好的，但現實并非如此。新加坡社會中，不同族群之間依然存在著清晰的界限。

還有許多類似的說法，比如：“新加坡是一個脆弱的國家，因為我們國土很小。所以我們必須團結，否則就會滅亡。”

國家敘事貫穿在各種象征和節日中。除去那些關于“魚尾獅”的宣傳，學校每年還會舉辦“全面防衛日”活動，那一天，軍方人員會到學校來演講，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要保護自己，必須對世界有所防備。”“國慶日”時，我們會唱歌，我到現在都記得那些歌曲！它們全是為了表達“我愛新加坡”，旋律朗朗上口，非常好記。

一年之中會有許多這樣的日子，大家聚在一起，要么表達對國家的愛，要么相互提醒：新加坡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我們的生活很不安全，所以必須認同自己的新加坡身份，團結對外。

單讀 所以你認為，國家敘事很大程度上滲入了個人的生活？還有其他例子嗎？

陳思攸 是這樣的。在個人生活里，尤其作為一名成年女性，我感受到了許多壓力。我記得有一支在電影放映前播放的廣告是這么說的：“今天是國慶日，為國家多生幾個孩子吧！”

從很小的時候起，你就被教育要為國家盡最大的努力，因為“我們沒有任何天然資源，唯一的資源就是你們，我們的公民。”這意味著你要好好學習，做一份好工作，然后結婚生子。上世紀七十年代，政府推行過一項叫“兩個就好”的生育政策；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又推出了好多荒謬的政策，鼓勵大學畢業的女性多生小孩，教育低學歷的女性少生小孩。

這些政策是歧視性的。如果你不符合這種國家敘事——比如你是單身，或者不是異性戀，又或者沒有按照“家庭”的標準生活——那你在申請政府組屋時就會更困難。所以，國家敘事不僅滲透在生活的小事里，也被政策和機構所強化。

主角徐心宇在教室里“射擊” ? AKANGA FILM ASIA

“為什么我們要學習明知是假的的東西？”

單讀 我能理解，當你作為成年人聽聞這些政策，會對國家敘事保持警惕。但當你還是青少年的時候，是什么讓你開始懷疑這些說法？你的朋友們也認為這些都是假的嗎？

陳思攸 當我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們并不覺得那些東西是“假的”，更多是覺得這一套說法很“滑稽”。因為學校成天用這套說法轟炸你，反而讓它變得蹩腳，變得不優雅了。就像有人每天喂你吃一樣的食物，要不了多久，你就會覺得惡心。我們就不能吃點別的嗎？

在那個年紀，我也開始接觸不一樣的音樂，意識到它們聽起來不像在學校里唱的歌那么充滿國家主義色彩。然后我發現，原來外面還有一整個世界！那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那么多種“食物”。在中學時代的朋友圈里，有時候我們會遇見一個像電影里的索菲婭那樣的人，她來自更高的社會階層，她會從海外帶回來巧克力，給我們介紹新加坡之外的音樂和書。

再后來，我去了一個英式的基督教高中，那里幾乎全是有錢人的小孩，政府官員的孩子、商人的孩子、通過裙帶關系進來的孩子……在那里我更意識到，雖然人們總說社會是優績主義的——你考到好成績，努力工作，就會得到回報——但這個社會并不是它表面看上去的那樣。

我開始質疑很多事情，包括我自己的性取向。我開始問自己，所謂異性戀關系，究竟“真實”在哪里？對我來說，女性和女性之間的關系是非常真實的，但卻是不被允許的。為什么？為什么這種關系會被瞧不起，會被認為是惡心的？

單讀 電影里有一個場景是徐心宇和瓦妮莎兩個女孩在房間里很親密地玩耍。當我走出電影院，一個朋友對我說：“這是一部很棒的酷兒電影。”但我驚訝于他很快地選擇了“酷兒”這個詞，我說：“很多女性小時候都和朋友很親密，也許還親吻過其他女生。”

當你設計這個場景時，你是想讓徐心宇和瓦妮莎拓寬友誼的邊界，還是挑戰它呢？

陳思攸 其實，你和朋友的對話正反映出了我想要描繪的那種平衡。

我十六歲左右的時候，總是陷入一種超越了友誼的關系里，但我沒有任何詞語能形容它。那是一種青春期的“迷戀”，但對象是你的同性朋友。我想這是很常見的，至少在女子學校里。只是大家從來不會明說。

這種關系當然是有“酷兒性”的，因為它是流動中且未成形的。但我不想再去定義它怎么“酷兒”了，因為對新加坡的青少年來說，真實情況是這太令人困惑了。

比如說，我想和某個朋友變得非常親密，但不想和其他朋友這么親密。為什么會這樣？她是在回應我嗎？我該怎么做呢？……我想捕捉的，就是那種笨拙、混亂，卻又像一團燒得極亮的火的感覺。

單讀 在電影里，當徐心宇和瓦妮莎擔心她們親密玩耍的視頻被老師發現了時，她們肯定感受到了關系將被定義的恐懼。在新加坡，人們對同性關系普遍是什么態度？

陳思攸 你說得很準確，一開始她們的關系是純潔的，但這種純潔后來被大人的在場刺穿了。正是恐懼讓她們遠離了那份情感。

在新加坡，至少在我成長的年代，發展同性關系確實很困難。但有趣的是，女子學校有一些獨特之處。因為全是女孩嘛，大家嘴上會說“那是我的暗戀對象”“那個學姐是我的”之類的話，總是在迷戀某位同學或前輩，還會為了看她一眼突然跑到教室外面。每個人都有喜歡的人，甚至同時有五個喜歡的人！而這是完全正常的。

但一旦事情變嚴肅了——比如你真的和誰出去約會了，有人看到你們牽手了——你就會受到歧視。你會被送到輔導員那里，你的手機短信會被查看，你可能會被學校開除。我不知道該怎么解釋女子學校里的奇怪現象：暗戀是正常的，但絕不能跨過那條線。一旦跨過那條線，每個人都會勸你，“你不能這樣”“這不是真的”“你應該和男生在一起”，等等。

直到三年前，一項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對同性行為的歧視性法條才被廢除。我認為政府廢除它的唯一原因是新加坡正在失去投資。像谷歌和臉書這樣的國際企業可能會說：我們想把總部設在新加坡，但你們有這條法律，而我們的員工里有酷兒。所以這些變化其實來自企業受到的壓力。新加坡本身不是很在乎酷兒群體，人們拿酷兒開玩笑是很常見的。

單讀 所以在你從初中到高中的成長過程中，你一直在質疑你必須學習的東西的真實性，因為你讀的文學、聽的音樂和與女性的關系，反而感覺是更真實的。

在《核》這部電影接近尾聲時，有一個考試的場景，考的是女孩們對新加坡歷史的理解。當被要求陳述魚尾獅的歷史時，徐心宇質問考官，“為什么我們要學習明知是假的的東西？”

你是怎么設計這個場景的？讓一個女孩直截了當地說這樣的臺詞，會不會太像“宣言”了？

陳思攸 在劇本里，這一段其實非常短。因為我有一點拍紀錄片的背景，所以我用紀錄片風格導演了這一幕。

它在視覺上很簡單：徐心宇對著考官說話，而我們從考官的視角去看她。你可能站在考官這一邊，成為壓迫這些女孩們的同謀；你也可能看著她就像看著一面鏡子，因為她說出了你想說的話。

在抵達這一幕前，電影的大部分內容并不是那么具象，更多關于情緒和感受以及主角在其中游走的過程。我認為在某個階段，電影需要更落地一點，“錨”住電影的結尾。當然我也猶豫過，這一幕會不會太過了？會不會像你所說的“宣言”？

但我覺得，這一幕里也有某些非常具有對抗性的東西。畢竟，我們不常看到年輕的亞洲女孩坦率、直接地對著你說話。因為我們對十幾歲的亞洲女孩的印象，一般都是順從的。誰會花時間聽她們說話？我想社會上大部分人都不會。所以我希望她們能以一種直面觀眾的形式出現，幾乎像是在質問你。

單讀 這讓我想到，從短片到你的第一部長片《核》，你的主角幾乎都是年輕女孩。為什么你認為她們的視角這么重要？

陳思攸 作為一個導演，我不會說我還很年輕，我三十多歲了，但我覺得我目前的成熟度，只夠讓我回望我的這一段人生。

而且我認為青春里有一種非常生猛的東西。在你進入社會并接受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之前，你有更多好奇心，更少男女之分，更簡單的情感。

在新加坡，長大成人的過程像是去迎接死亡。你得殺死自己的一部分，才能承擔在社會中的新角色。比如，你會成為公司的好職員，成為資本主義社會里的一臺機器……所以在這種死亡發生之前的時光，反而更有意思。

單讀 回到那一幕，你讓徐心宇問出了那個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我們要學習明知是假的的東西？”這個問題是在特指新加坡的教育系統，還是在談一種普遍的被操控的經驗？

陳思攸 一方面，這是徐心宇在質疑她所在的環境；另一方面，這部電影也是在說一種世界性的系統。

世界上掌權的人當然希望老百姓乖乖做事，不要反抗。新加坡是一個例子，我們已經成功建立了一個運轉良好的社會，富裕、安全，到處是大企業。而新加坡的教育仍是為了把我培養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勞動者，教我去無盡地追求資本上的增值。我在新加坡的時候，有時候會感到我心里面要死掉，才可以活下去。

如果每個人都在工作，不帶感情地、像機器人一樣工作，這樣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真實”可言？你的銀行里有了錢，你可以拿它買東西，但這就是真實的了嗎？誰決定了這些東西的價值？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探索的人的情感、友誼和親密關系，這些才是真實的。你和人產生的紐帶是真實的，你為之感到掙扎、努力用詞去表達的情感是真實的，即使是那些無形的東西，比如想象，對我來說都是無比真實的。

所以徐心宇的問題也是為了引出這個問題：你認為什么是真實的？

我認為每個人的現實都是主觀現實。我覺得，拒絕被灌輸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在心里去尋找自己感受到的真相，去尋找一種誠實地活在這個世界上的方法，去真正地把友誼、愛、欲望、親密這些東西當成真實的存在。

瓦妮莎、索菲婭、吉娜和徐心宇 ? AKANGA FILM ASIA

一部只有“存在主義暴力”的黑幫電影

單讀 就像你說的，新加坡如今是一個干凈安全的資本主義社會。你是怎么想到讓電影里的女孩們在一個這樣的社會里組成“黑幫”的？對于作為一種歷史建構的“黑幫”，你的研究過程是怎樣的？

陳思攸 當然了，我是個電影導演，不是歷史學者。我是先想拍一部關于四個女孩組成黑幫的電影，才去研究“黑幫”這個概念的。但如果我有無盡的時間，我真的想去讀遍每一本關于黑幫的書。

我是從中國黑幫的起源開始研究的。當了解到清代的“天地會”這個秘密組織時，我大開眼界——黑幫的文化起源之一居然是一個很理想主義的、帶有反政府性質的組織，而且它不是特別暴力。

后來在歷史發展中，有些想改變社會、想推動事情的人，就會去利用幫會的力量，把一大群人組織起來。我讀到孫中山當時如何走遍世界，從香港、臺灣，去到美國甚至來到新加坡，利用天地會的延伸“洪門”的網絡，從海外華人群體中為革命籌款。

我當時覺得：哇，我不知道黑幫的起源是這樣的，原來他們最開始并不是我熟悉的流行文化里那些騎著摩托車的家伙。

單讀 你為什么會對黑幫產生興趣呢？

陳思攸 我很清楚，我對黑幫的興趣不在于暴力和犯罪，我不想讓故事里的四個女孩去偷東西、賣毒品。因為從最簡單的層面來說，歷史上的這些幫會從來不允許女性參與。

我意識到，我對黑幫的興趣在于它的反抗精神。其實新加坡的幫會也曾是政治性的，它們一度扮演了工會的角色，參與了反對殖民者的活動，爭取獲得更好的工作條件、更好的生活。而掌權者最害怕的，就是人們為了共同的目標而自己組織起來。我覺得學生運動里那種“激進分子”的氣質，和“幫派”有點相似。

另一方面，我也對黑幫的儀式性和性別傳統感興趣。進入黑幫需要丟掉自己原本的身份，黑幫里還總有這樣的神話：“我可以為你去死，我可以為我的兄弟們去死。”我十幾歲的時候，絕對有過這樣的感覺——我也可以為了某個人去死。這簡直太浪漫了。還記得中學的時候，那個想把我開除的老師總是把我和朋友們叫做“武林高手”。“武林高手”的說法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讓我開始在一個全是女生的環境里，重新想象“兄弟情誼”的神話。

最終，我關心的也許還是女性如何對自己的人生有自主權，如何在學校與家庭這些既有機構之外回答“我是誰”。

單讀 你在電影里描繪的女孩們的“黑幫”，其實是非常純真，甚至具有角色扮演性質的。同時電影里也出現了真正的男性的黑幫，那是索菲婭家的司機曾經參與的幫派，但你也著重于展現他們之間的友誼。

這是一種很新鮮的黑幫形象。為什么會這么拍？

陳思攸 你可以說這是一部沒有黑幫的黑幫電影。我不想拍角色施暴，因為現實里已經有太多暴力了，為什么我們在電影里還要復制更多暴力？

我想我更愿意去探索體制性的暴力——那些把你的個體性剝奪掉的系統性的暴力，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存在主義暴力”。我認為友誼是可以對抗這種存在主義暴力帶來的失落感的。

單讀 我想這也與你愿意在電影里采用多少現實主義敘事有關。你留下了許多灰色地帶：雖然女孩們是叛逆的，但她們依然是好學生，沒有像我們熟悉的那些青春電影一樣輟學、偷竊，或者陷入社會性的貧窮和暴力。

這部電影的一部分是理想主義的，一部分是富有想象力的，還有很多對身體和感受的書寫。對你來說，是不是一開始就很明確，你不想去拍那些更黑暗、更沉重的故事？

陳思攸 是的，這是一個決定。

我首先得忠實于我自己的真實經驗，以及電影里這所學校的真實環境。在精英學校里，能發生的“最壞的事”大概就像電影里那樣。大家內心深處都明白，自己只有一次機會進到這個好學校，可千萬不能搞砸了。

這也涉及精英學校和非精英學校之間的差異，而精英學校本身就是現代新加坡的縮影。當我回到新加坡去研究它的黑幫歷史，有人跟我說，“你去那棟樓，去那個撞球廳”，于是我去了——結果什么黑幫的痕跡都沒有。

在現在的新加坡，一個人怎么也當不了黑幫了，就像電影的女孩們想成為黑幫，但其實只是保留了黑幫的反叛性。最終，這還是一部新加坡的黑幫電影，不是《上帝之城》那樣的巴西黑幫片，或者英國那些聚焦街頭幫派的電影。

女孩們學習黑幫的儀式 ? AKANGA FILM ASIA

一種“左翼電影”與它所在的環境

單讀 去年在平遙國際電影展，單讀采訪了，那也是一部激進的、有批判性的電影，我也很喜歡。之后我聽到了一些討論，說新一代的“左翼電影”變得更精英，更注重美學了。這符合你的觀察嗎？這是不是與現在電影觀眾的精英化和圈層化也有關？

陳思攸 是的，我想這和“誰還在去電影院”這個問題有關。是影迷們還在看電影。

我當然希望我的電影能走向大眾，但好像來看它們的人并不多。即使是我的姐妹們，我那些不是影迷的朋友們，他們可能也會覺得這些電影太慢了，“無事發生”。對我來說，在情感上可是發生了很多事情。怎么辦呢？

我可以去寫一些更刺激、更有料的故事，但我也想忠于自己作為一個寫作者和電影創作者的信念。或許這讓我成了一個待在左翼的、進步派的“泡泡”里的人——確實是這樣，因為我的朋友們都是有進步思想的人，我讀的是都是所謂的進步書籍，我只能被這些東西吸引。

當然，我也努力地去看福布斯新聞（Fox News，美國一家偏保守的電視新聞頻道），試著了解那邊發生了什么。好奇怪，世界如此分裂，我們都要去看不同的新聞網站。

其實我們都是人類，都享受好天氣、好食物，都有長大成人的過程，都有和朋友一起做傻事的記憶。我一直很喜歡看電影，因為電影能捕捉到人類經驗的呼吸。作為導演，我也努力去呈現這樣的呼吸，并希望這些具體的經驗是能夠超越隔閡的——這又是非常理想化的了（笑）。

單讀 有一幕，徐心宇發表了一番聽起來非常馬克思主義的演講：“班長就是老師的奴隸！”你提到的這些學校里的條條框框，背后不僅有成為資本主義勞動者的要求，也有儒家思想的根源？在電影里，你是怎么呈現這兩種思想的糾纏的？

陳思攸 新加坡社會的有趣之處是，它既是高度資本主義的，又因為根植于儒家傳統而非常保守。我覺得儒家思想和資本主義在這一點上是相似的：它們有相同的欲望，要把你放進一個固定的角色里。

話說回來，作為一個搞創作的人，我知道該怎么管理一個社會嗎？我不想說資本主義完全是不好的。因為即便在我長大的時候，有時家里都沒有熱水，而現在我們有干凈的水，有食物，有住所，有良好的教育，這是一個讓人感到舒適的社會。作為一名電影導演，我的責任是去消化我的經驗并提出問題，去問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而不是直接說，“這已經糟透了”。

我這一代的新加坡人像是某種社會實驗的產物。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新加坡還很年輕，所以那些領導人還在不斷地試驗。一會兒是兩孩政策，一會兒又要求我們生育更多小孩；以前是這種考試制度，現在又換成那種。從領導者的視角來看，也許是像這樣的：“嗯，這里再加入一點儒家思想。”“多給一點自由試試？”“現在我們要變得特別資本主義了！”

對我來說，我最想批判的是相伴而生的權力結構和對人的控制。為什么必須這樣嚴密地控制每一個人的生活？如果讓我們更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經濟不會變得更好？我最不認同的是這種不經思考的對年輕人的管控，甚至還用的是欺騙的手段。

單讀 我很好奇，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學電影會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嗎？

陳思攸 即使是在 2025 年，還有很多人覺得，只有當你是個蠢人時，你才會去學藝術或者人文學科。即使是現在，我媽媽還是會說，“你該去讀法學院的。”

編輯：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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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可以吃點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