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無名處見微光：采訪《籍籍無名》總導演謝抒豪

深秋，和謝抒豪導演約在剪輯室見面。見到謝導時，他正在和分集導演進行最后一集的剪輯工作，這個季節，我已經穿上薄毛衣了，而謝導還是短袖襯衣配發箍，像《籍籍無名》系列海報那樣，留白處藏著未被定義的松弛，線條里裹著年輕人獨有的銳氣。

聊起這部耗時近三年的紀錄片故事集，謝抒豪話里沒有太多宏大的敘事，卻滿是對普通年輕人命運的珍視與真誠共情。

于無名處見微光：采訪《籍籍無名》總導演謝抒豪

采訪/撰稿：段昕彤

錄制：張涵賽

編輯：張先聲

《籍籍無名》最初的立項名是《非C位青春》，想要拍攝當下年輕人的故事，緣起于謝抒豪30歲時的自我叩問。“你想過什么樣的生活？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他眼神里帶著一絲過來人的坦誠，“我和身邊的朋友總在聊這個，發現這是30歲左右年輕人繞不開的困境。”他因此想做一部不聚焦傳統意義的“成功者”們，而是紀錄那些在生活里掙扎、渴求、成長的普通年輕人的作品。

從2023年三月份啟動調研，到2025年11月完成創作，近三年的時間里，視頻行業經歷了斷崖式的變革。“電影院的冷清曾讓我們陷入自我懷疑，大家都在問，連電影都少有人看了，系列紀錄片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在質疑和探求中，團隊做了一個關鍵調整，將“系列紀錄片”重構為“紀實故事集”。“年輕人的多樣性根本無法用框架去概括，”他解釋道，“我們不想用年齡、職業去劃分他們，只想選取六個生活切片，展現一部分年輕人的精神世界。”

聊起六個故事的選題，謝抒豪的敘述始終圍繞著“平凡”二字。最早敲定的選題，是一對電影學院畢業的兄弟，哥哥烏尼爾想通過攝影機，緩解弟弟與父親之間的矛盾（烏尼爾《蘇尼爾的牛油果》）。“家庭影像在電視臺紀錄片里面或許是新鮮的，但在國際紀錄片節上，它一直是核心力量，”謝抒豪說，“當拍攝者與拍攝對象存在天然的情感聯結時，鏡頭捕捉到的往往是最無掩飾真實。這對兄弟的故事，表面是關于能否成為好導演的爭執，內核卻是原生家庭里最常見的愛與傷害。”

而最讓團隊糾結的，是37歲的柔道運動員苗婕的故事（陸明華《苗婕的新腰帶》），“我們一開始擔心的是她超出了所謂年輕人的定位，深入接觸后我們意識到，她對勝利的渴望、對金腰帶的執念，包裹著所有年輕人共通的掙扎。”27歲從專業隊退役的苗婕，結婚生子又離婚，重新站上賽場時，一次又一次錯過金腰帶，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來，謝抒豪沉默了片刻，“我們一直在反思，什么是成功？苗婕在世俗意義上或許不算頂尖成功者，但她從未放棄的樣子，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與之類似的，還有執著于尋找月球隕石的白克力（張迪《獵人和一顆月球隕石》），白克力或許是所有故事中最特別的那個，他努力尋找的似乎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他覺得自己比任何人的生命力都要頑強，這個家境貧寒的青年心里憋著一口氣，這口氣是因為他父親當時在他初中升高中成績很好的時候，沒有把讀書的機會給到他而憋的，謝抒豪說，“對他而言，尋找隕石的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那是他尋找人生定義的方式。”

拍攝盲人推拿師的過程，也讓團隊對“平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張家睿《推拿館》）。當我提到是否會很擔心陷入俯視視角，把他們拍成需要被同情的“弱勢群體”時，謝抒豪說，“分集導演張家瑞每天泡在推拿館，和技師們一起吃飯、聊天，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們的世界和我們并沒有不同，他們會為愛情煩惱，會為生計奔波，會想買最新的手機，會討論熱門的話題。”團隊最終將鏡頭對準了他們的愛情故事，“當一個人每月能掙八九千塊，解決了生存問題后，對抗孤獨就成了最重要的命題，這個話題不只屬于殘障人士，而是屬于每一個在城市里掙扎的人。我們不想為了拍‘盲人’而拍盲人，而是想通過他們的故事，讓觀眾看到人與人之間最本質的情感關系。”

關于“離開工廠，踏上更具挑戰道路”的故事，可能是整部作品里最貼近“籍籍無名”底色的篇章（楊楠、何沛蕓《蘇文源，天天開心》）。“一群從流水線走出來的年輕人，他們曾被困在重復的機械勞動里，日子像工廠的傳送帶一樣，規律又麻木，”如何不使“逃離大廠”變成一種奇觀敘事，又如何避免渲染“底層奮斗”的悲情，導演團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嘗試真正走進這群年輕人的世界。“他們不是天生就有闖勁，也會猶豫、退縮，在找不到工作、被老板辭退時，他們也會躲起來不愿見鏡頭，”謝抒豪說，“這種導演和被拍攝對象彼此之間的真實關系，我覺得是拍長期的紀錄片，最重要的一種連接。”

最使人動容的，或許是大涼山少年拉馬的故事（任婧媛《拉馬的五年之約》）。16歲的他在坑坑洼洼的山頂練球，立志要成為職業足球運動員，這個看似不切實際的夢想，吸引了數萬粉絲，讓拉馬成為了一個足球“網紅”。“職業隊教練說，他看中拉馬的不是球技，而是那種只要能上場踢球，什么都愿意放棄的擰勁。”謝抒豪贊賞拉馬，他描述拉馬是夾在兩個時代之間的人，互聯網讓他被看見，高鐵讓他能下山追夢，“進入球隊試訓后，他身上那些網紅的光芒好像也就消失了。但當他真正下山去了，這是最了不起的。”拉馬的失敗和返歸似乎是一種成年人的必然，但至少他當前找到了一個新的舒適區，教當地小孩踢足球，為他們創造比自己更好的環境。謝抒豪不知道拉馬的未來會怎么樣，是否還能繼續練球，但是“年輕人只要去試，總有機會走出一條路。”

談及拍攝過程中最核心的堅持，謝抒豪提到了“陪伴”。“無論是盲人推拿師，還是賽場上的健兒，我們都不想把他們拍成‘奇觀’，”他說，“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伴，和拍攝對象一起生活，讓他們慢慢接納鏡頭，這樣才能拍出最真實的狀態。”而關于影片中加入的、類似導演手記或日記的旁白，他坦言并非一開始就計劃好的：“我們原本想做一部完全沒有導演闡釋的片子，讓故事自己說話，但現實拍攝總有局限，適當的旁白能給觀眾在有更多理解的維度的同時不會顯得強加結論，就像赫爾佐格的片子，旁白也是一種客觀的觀察。”

作為總導演，謝抒豪說這三年最難得的是與分集導演的默契。“我不可能一個人拍六集，是他們的用心讓這些故事變得鮮活。”他不認為《籍籍無名》能為紀錄片業態帶來什么新范式，只覺得“年輕人拍年輕人本身就是一種嘗試，我們這些迷茫的年輕人，認真地拍了另一些迷茫的年輕人，然后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到共鳴、找到方向。”

影像停止之后，“籍籍無名”的年輕人們仍然在繼續生活，他們有人的命運似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有人似乎依然沒有成為“成功者”。謝抒豪不再希望去追逐他們的續集，就停在攝影機關機的瞬間，停在他們眼中的光更亮的瞬間，“因為遺憾是必然的，攝影機無法客觀地紀錄所有時刻，我們能夠紀錄他們人生某個階段的某個切面就已經足夠了，因為人總是會繼續往前走的。”就像故事集的英文名稱是“Nobody, but somebody”，所有籍籍無名的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是無比重要的。“我們為什么要關心這些普通人？因為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見，哪怕你成不了別人眼中的成功者，也能過自己覺得很棒的一生。”

采訪的最后，我向謝抒豪導演提了難題，請他為每一集提煉一個關鍵詞。關于蘇尼爾的“父與子”，關于苗婕的“變老”，關于推拿師們的“看見”，關于拉馬的“目標”，關于百克力的“出發”，還有關于蘇文源的“開心”。他認真地表示，“這些詞或許不夠精煉，但都是最真實的感受。”

對于謝抒豪而言，《籍籍無名》是一面鏡子，年輕的觀眾透過影像折射著自己的影子。年輕的人們在新的分岔路口，清晰地意識到年齡的樹在生長，我們重新梳理與親人的關系，看見更加成熟的友誼和愛情，忘卻昨天的幸福與悲傷，并在今天勇敢出發，而無論前方是坦途或陡坡，我們都不是nobody，祝愿我們，天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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