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秋,和謝抒豪導演約在剪輯室見面。見到謝導時,他正在和分集導演進行最后一集的剪輯工作,這個季節,我已經穿上薄毛衣了,而謝導還是短袖襯衣配發箍,像《籍籍無名》系列海報那樣,留白處藏著未被定義的松弛,線條里裹著年輕人獨有的銳氣。
聊起這部耗時近三年的紀錄片故事集,謝抒豪話里沒有太多宏大的敘事,卻滿是對普通年輕人命運的珍視與真誠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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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無名處見微光:采訪《籍籍無名》總導演謝抒豪
采訪/撰稿:段昕彤
錄制:張涵賽
編輯:張先聲
《籍籍無名》最初的立項名是《非C位青春》,想要拍攝當下年輕人的故事,緣起于謝抒豪30歲時的自我叩問。“你想過什么樣的生活?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他眼神里帶著一絲過來人的坦誠,“我和身邊的朋友總在聊這個,發現這是30歲左右年輕人繞不開的困境。”他因此想做一部不聚焦傳統意義的“成功者”們,而是紀錄那些在生活里掙扎、渴求、成長的普通年輕人的作品。
從2023年三月份啟動調研,到2025年11月完成創作,近三年的時間里,視頻行業經歷了斷崖式的變革。“電影院的冷清曾讓我們陷入自我懷疑,大家都在問,連電影都少有人看了,系列紀錄片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在質疑和探求中,團隊做了一個關鍵調整,將“系列紀錄片”重構為“紀實故事集”。“年輕人的多樣性根本無法用框架去概括,”他解釋道,“我們不想用年齡、職業去劃分他們,只想選取六個生活切片,展現一部分年輕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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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六個故事的選題,謝抒豪的敘述始終圍繞著“平凡”二字。最早敲定的選題,是一對電影學院畢業的兄弟,哥哥烏尼爾想通過攝影機,緩解弟弟與父親之間的矛盾(烏尼爾《蘇尼爾的牛油果》)。“家庭影像在電視臺紀錄片里面或許是新鮮的,但在國際紀錄片節上,它一直是核心力量,”謝抒豪說,“當拍攝者與拍攝對象存在天然的情感聯結時,鏡頭捕捉到的往往是最無掩飾真實。這對兄弟的故事,表面是關于能否成為好導演的爭執,內核卻是原生家庭里最常見的愛與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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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讓團隊糾結的,是37歲的柔道運動員苗婕的故事(陸明華《苗婕的新腰帶》),“我們一開始擔心的是她超出了所謂年輕人的定位,深入接觸后我們意識到,她對勝利的渴望、對金腰帶的執念,包裹著所有年輕人共通的掙扎。”27歲從專業隊退役的苗婕,結婚生子又離婚,重新站上賽場時,一次又一次錯過金腰帶,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來,謝抒豪沉默了片刻,“我們一直在反思,什么是成功?苗婕在世俗意義上或許不算頂尖成功者,但她從未放棄的樣子,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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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類似的,還有執著于尋找月球隕石的白克力(張迪《獵人和一顆月球隕石》),白克力或許是所有故事中最特別的那個,他努力尋找的似乎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他覺得自己比任何人的生命力都要頑強,這個家境貧寒的青年心里憋著一口氣,這口氣是因為他父親當時在他初中升高中成績很好的時候,沒有把讀書的機會給到他而憋的,謝抒豪說,“對他而言,尋找隕石的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那是他尋找人生定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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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盲人推拿師的過程,也讓團隊對“平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張家睿《推拿館》)。當我提到是否會很擔心陷入俯視視角,把他們拍成需要被同情的“弱勢群體”時,謝抒豪說,“分集導演張家瑞每天泡在推拿館,和技師們一起吃飯、聊天,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們的世界和我們并沒有不同,他們會為愛情煩惱,會為生計奔波,會想買最新的手機,會討論熱門的話題。”團隊最終將鏡頭對準了他們的愛情故事,“當一個人每月能掙八九千塊,解決了生存問題后,對抗孤獨就成了最重要的命題,這個話題不只屬于殘障人士,而是屬于每一個在城市里掙扎的人。我們不想為了拍‘盲人’而拍盲人,而是想通過他們的故事,讓觀眾看到人與人之間最本質的情感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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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離開工廠,踏上更具挑戰道路”的故事,可能是整部作品里最貼近“籍籍無名”底色的篇章(楊楠、何沛蕓《蘇文源,天天開心》)。“一群從流水線走出來的年輕人,他們曾被困在重復的機械勞動里,日子像工廠的傳送帶一樣,規律又麻木,”如何不使“逃離大廠”變成一種奇觀敘事,又如何避免渲染“底層奮斗”的悲情,導演團隊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嘗試真正走進這群年輕人的世界。“他們不是天生就有闖勁,也會猶豫、退縮,在找不到工作、被老板辭退時,他們也會躲起來不愿見鏡頭,”謝抒豪說,“這種導演和被拍攝對象彼此之間的真實關系,我覺得是拍長期的紀錄片,最重要的一種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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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人動容的,或許是大涼山少年拉馬的故事(任婧媛《拉馬的五年之約》)。16歲的他在坑坑洼洼的山頂練球,立志要成為職業足球運動員,這個看似不切實際的夢想,吸引了數萬粉絲,讓拉馬成為了一個足球“網紅”。“職業隊教練說,他看中拉馬的不是球技,而是那種只要能上場踢球,什么都愿意放棄的擰勁。”謝抒豪贊賞拉馬,他描述拉馬是夾在兩個時代之間的人,互聯網讓他被看見,高鐵讓他能下山追夢,“進入球隊試訓后,他身上那些網紅的光芒好像也就消失了。但當他真正下山去了,這是最了不起的。”拉馬的失敗和返歸似乎是一種成年人的必然,但至少他當前找到了一個新的舒適區,教當地小孩踢足球,為他們創造比自己更好的環境。謝抒豪不知道拉馬的未來會怎么樣,是否還能繼續練球,但是“年輕人只要去試,總有機會走出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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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拍攝過程中最核心的堅持,謝抒豪提到了“陪伴”。“無論是盲人推拿師,還是賽場上的健兒,我們都不想把他們拍成‘奇觀’,”他說,“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伴,和拍攝對象一起生活,讓他們慢慢接納鏡頭,這樣才能拍出最真實的狀態。”而關于影片中加入的、類似導演手記或日記的旁白,他坦言并非一開始就計劃好的:“我們原本想做一部完全沒有導演闡釋的片子,讓故事自己說話,但現實拍攝總有局限,適當的旁白能給觀眾在有更多理解的維度的同時不會顯得強加結論,就像赫爾佐格的片子,旁白也是一種客觀的觀察。”
作為總導演,謝抒豪說這三年最難得的是與分集導演的默契。“我不可能一個人拍六集,是他們的用心讓這些故事變得鮮活。”他不認為《籍籍無名》能為紀錄片業態帶來什么新范式,只覺得“年輕人拍年輕人本身就是一種嘗試,我們這些迷茫的年輕人,認真地拍了另一些迷茫的年輕人,然后在彼此的故事里找到共鳴、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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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停止之后,“籍籍無名”的年輕人們仍然在繼續生活,他們有人的命運似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有人似乎依然沒有成為“成功者”。謝抒豪不再希望去追逐他們的續集,就停在攝影機關機的瞬間,停在他們眼中的光更亮的瞬間,“因為遺憾是必然的,攝影機無法客觀地紀錄所有時刻,我們能夠紀錄他們人生某個階段的某個切面就已經足夠了,因為人總是會繼續往前走的。”就像故事集的英文名稱是“Nobody, but somebody”,所有籍籍無名的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是無比重要的。“我們為什么要關心這些普通人?因為每個人的故事都值得被看見,哪怕你成不了別人眼中的成功者,也能過自己覺得很棒的一生。”
采訪的最后,我向謝抒豪導演提了難題,請他為每一集提煉一個關鍵詞。關于蘇尼爾的“父與子”,關于苗婕的“變老”,關于推拿師們的“看見”,關于拉馬的“目標”,關于百克力的“出發”,還有關于蘇文源的“開心”。他認真地表示,“這些詞或許不夠精煉,但都是最真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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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謝抒豪而言,《籍籍無名》是一面鏡子,年輕的觀眾透過影像折射著自己的影子。年輕的人們在新的分岔路口,清晰地意識到年齡的樹在生長,我們重新梳理與親人的關系,看見更加成熟的友誼和愛情,忘卻昨天的幸福與悲傷,并在今天勇敢出發,而無論前方是坦途或陡坡,我們都不是nobody,祝愿我們,天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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