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起，中國不再需要日本道歉！這覺醒，來自3500萬亡魂的重量

我們已經厭倦了日本人的道歉，可能在十幾年、二十幾年甚至更早的時候，中國人還是咬牙切齒的想要得到日本的一句道歉。

但如今形勢早就發生了改變，我們可以告訴世界，我們已經不再需要日本道歉了，這不是遺忘仇恨的表現，反而是中國人的徹底覺醒。

侵略之痛

近代以來，中國曾遭遇多個列強的侵略，但日本侵華戰爭的殘酷性與目的性，遠超其他國家的殖民掠奪。1894年甲午戰爭后，日本通過《馬關條約》攫取巨額賠款與臺灣等領土，但其野心并未止步。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田中奏折》中明確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戰略構想，將滅亡中國作為其全球擴張的核心步驟。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逐步占領中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開始推行系統性的殖民統治。他們強制推行日語教育，篡改歷史教材，試圖從文化上割裂東北與中國的聯系；通過“滿洲拓殖公社”組織日本移民，僅1936年至1945年間就有超過27萬日本移民進入東北，妄圖改變當地人口結構。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日本軍隊在華北、華東等地實施“三光政策”，僅在南京大屠殺中就有30萬手無寸鐵的平民與戰俘慘遭殺害，這一數字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調查結論所證實。

與英、法等列強“打開市場、掠奪資源”的殖民邏輯不同，日本的侵華策略直指“亡國滅種”。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藏的《日軍侵華罪行檔案》記載，日軍在占領區設立731部隊等細菌戰部隊，用中國平民與戰俘進行活體試驗，研制的細菌武器在浙江、湖南等地造成數十萬平民感染死亡；在華北地區，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燒毀村莊超過10萬個，導致數千萬民眾流離失所。

整個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3500萬，直接經濟損失超過6000億美元（按1945年幣值計算），文化古跡損毀達10萬多處，這種損失已遠超普通的戰爭破壞。

過往之困

抗戰勝利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中國對日本道歉的訴求，本質上是弱小時期在道義層面爭取尊嚴的無奈之舉。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進行審判，日本政府在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中雖承認戰爭責任，但回避了對中國的直接道歉。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中日聯合聲明》中僅載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并未出現“道歉”字樣。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經濟實力與國際影響力有限。1980年，中國GDP總量僅為日本的1/7，制造業產值不足日本的1/10，在科技、軍事等領域更是存在代際差距。這一時期，中國對日本道歉的訴求尤為強烈，通過出版《日軍侵華暴行實錄》等史料、舉辦歷史展覽等方式，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試圖借助輿論壓力促使日本正視歷史。

但現實往往事與愿違，日本政府雖偶爾在歷史問題上作出模糊表態，國內右翼勢力卻不斷制造事端——1982年日本文部省審定的教科書將“侵略華北”改為“進出華北”，1996年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參拜靖國神社，這些行為都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當時的中國，雖在道義上占據絕對優勢，卻缺乏足夠的實力支撐訴求。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談話，首次以政府名義承認“殖民統治與侵略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害和痛苦”，但這一談話并未形成正式的政府文件，后續日本首相也多次在歷史表述上出現倒退。

面對這種局面，中國除了外交抗議與輿論譴責外，難以采取更有效的反制措施，“索要道歉”成為那一時代國人心中難以釋懷的情結。

今日之醒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飛速提升，國人對歷史問題的心態逐漸從“索要道歉”轉向“自我強大”。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4年，中國GDP達到日本的3.2倍，制造業產值占全球比重達30%，新能源汽車、高鐵、5G等領域的技術水平躍居世界前列。

實力的提升帶來了國防與科技的突破，國產航母編隊多次遠洋訓練，北斗導航系統實現全球組網，空間站建設完成，這些成就讓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漲。

實力的增強讓中國在歷史問題上擁有了更從容的姿態。2014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國家立法的形式銘記歷史。每年的公祭儀式上，國家領導人出席，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這種莊重的紀念方式，比單純索要道歉更能彰顯對歷史的尊重。

同時，中國通過《抗日戰爭檔案匯編》等項目整理公布了大量日軍侵華史料，與俄羅斯、韓國等國合作開展歷史研究，構建起完整的歷史證據鏈，讓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論在國際社會難以立足。

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也改變了中日關系的博弈格局。2023年，中國連續15年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日本對中國的半導體材料、汽車零部件等領域依賴度較高。當日本國內出現美化侵略歷史的行為時，中國不再僅僅是外交抗議，而是通過加強歷史教育、規范對日文化交流等方式傳遞立場。

更重要的是，中國年輕人的心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教育部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中小學歷史課程中，抗戰歷史內容占比提升至18%，年輕一代通過系統的歷史學習，既銘記苦難，更懂得“強大即尊嚴”的道理。在社交媒體上，“努力建設祖國比索要道歉更重要”的言論獲得廣泛認同。

歷史之鑒

中國不再糾結與日本道歉，并非遺忘歷史，而是將歷史記憶轉化為發展動力。在東北，當年日軍修建的豐滿水電站，如今經過改造后仍在為東北地區供電；在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成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接待超過千萬名參觀者。這些歷史遺跡不再僅僅是苦難的象征，更成為激勵國人奮進的“清醒劑”。

在科技領域，“卡脖子”技術的突破往往與歷史記憶相關。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工程師團隊中，有不少人將“避免落后挨打”作為研發動力，北斗導航系統的總設計師楊長風曾在采訪中表示，“抗戰時期我國沒有自主導航能力，物資運輸常遭日軍封鎖，這讓我們下定決心要搞出自己的全球導航系統”。

在國防領域，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也通過強化國防力量確保歷史悲劇不再重演，2024年中國國防預算的增長始終維持在合理區間，且明確用于防御性建設。

這種對歷史的理性態度，也讓中國在國際社會獲得更多尊重。2025年，中國與韓國、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共同發起“東亞歷史記憶聯盟”，通過聯合舉辦展覽、出版史料集等方式，推動地區國家對侵略歷史的共同認知。

與日本右翼的歷史修正主義不同，中國的歷史敘事始終基于扎實的史料證據，不煽動仇恨，只傳遞“以史為鑒、珍愛和平”的理念，這種立場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