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繳獲電臺后不會用，一國軍俘虜效力，25年后成我軍開國中將

1930年，紅軍在一次艱難的反圍剿戰斗中首次繳獲電臺，但沒有人會用。

在這關鍵時刻，一個國軍俘虜挺身而出主動效力，從此命運徹底改寫，

25年后，他竟成了解放軍開國中將！那么，這位傳奇人物是誰？他是如何用一部電臺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電報高手

1909年，江蘇武進的一個貧困農家誕生了一個嬰兒，父母為他取名為吳人鑒。

但是他天資聰穎，勤奮學習，吳家父母看到兒子的天賦，便勒緊褲腰帶鐵了心地想要把他供出來。

1924年，吳人鑒順利考入了一所工專學校，邁出了知識改變命運的第一步。

幾年后，他靠著自己攢下的獎學金和兼職工錢，又考入交通學校的通信科。

從此，他與“電臺”這個看似神秘又遙遠的東西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沉迷于各種電路、信號的學習之中，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教室里獨自調試設備，直到天色微亮才肯離去。

但就在他還未完全掌握通信技術時，交通學校被并入了黃埔軍校，而他也就此“誤打誤撞”成了黃埔六期的學生。

從黃埔畢業后，吳人鑒加入了國民黨，被分配至第18師擔任通信兵。

仗著黃埔出身和過硬的本事，不到一年，他就升任中尉臺長，負責管理整支部隊的電臺聯絡工作。

他每天與發報機、密文打交道，久而久之，已經熟稔各種型號設備。

他對現在的工作很滿意，甚至憧憬著未來能調往更高一級的通訊機構，做個安穩的軍中技術官，平靜地度過余生。

但是1930年，他所隸屬的第18師與紅軍激戰，最終被紅四軍包圍、殲滅，九千多名國軍士兵被俘，吳人鑒也在其中。

被俘的那天晚上，吳人鑒第一次體會到真正的恐懼，他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但紅軍不僅沒有刁難他們，反而安排了熱食、干凈的被褥，還有戰士輪流送水，有時候，他甚至覺得自己吃得比紅軍還好。

徒弟劉達瑞悄悄對他說：“師傅，共產黨好像跟咱們以前聽說的不一樣。”

他本想呵斥對方不該輕信，但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正在他心中掙扎時，一天深夜，俘虜營里傳來了腳步聲。

一個紅軍軍官走了進來，自稱是參謀處長郭化若，聲音洪亮地說：“現在部隊急需一位會操作電臺的同志，愿意加入紅軍的，請主動站出來。”

原來，在那場戰斗中，紅軍繳獲了一部電臺，卻沒人會用，只能從國軍俘虜中挑選人才。

吳人鑒心中猛然一震，他明白，這或許是一個機會，于是他脫口而出：“那其他人呢？不會被殺掉嗎？”

郭化若平靜地回答：“我們共產黨不強迫任何人，不愿加入的，我們照樣送你們回家，給路費、給干糧。”

這番話，如重錘般敲打在吳人鑒心上。

“我愿意！”他舉起了右手，聲音不大卻堅定無比。

然后，他的徒弟劉達瑞也緊隨其后舉手，微笑著望著他：“師傅，我也愿意。”

就在這一聲“我愿意”之后，吳人鑒脫下了舊軍裝，換上了紅軍制服，并改名王諍。

紅軍通信員

王諍的加入并未立即換來熱烈歡迎，戰士們依舊帶著本能的警惕。

他常常一個人默默坐在電臺前，調試著線路，研究著每一個微小的電阻，仿佛整個世界只剩下這臺沉默的機器。

他一邊承擔起修復設備的任務，一邊努力適應紅軍的工作方式，欽佩之心也油然而生。

他開始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不再拘泥于規章，而是主動與紅軍戰士接觸。

巡邏回來，他會幫通信員清洗電池盒中的氧化物；沒事的時候，他也跟新兵分享自己如何用最簡陋的條件搭建電臺。

那天深夜，營地外星光斑駁，王諍一個人坐在帳篷里，輕輕調頻，耳機中忽然傳來了微弱的“滴滴答答”。

他頓時精神一振，小心翼翼地記錄下每一個字母，當他完整破譯出一份敵軍電文后，整個人激動得幾乎落淚。

這封電報被立即上報至軍委，毛主席得知后，親自召見了王諍和劉達瑞。

自那以后，王諍不再是一個“投誠的俘虜”，而是真正被視為紅軍的一員。

紅軍內部也逐步將無線通信的工作制度化，毛主席和朱德聯名下令，正式組建“紅軍無線電隊”，任命王諍為隊長。

王諍沒有辜負這份信任，他開始著手制定培訓計劃，用最通俗的方式教授電臺基礎知識。

他把復雜的電路比作水流，把發報的節奏教成打鼓節拍，還編了很多順口溜來記憶摩斯碼。

在他的帶領下，不少紅軍戰士從一個個“木頭疙瘩”成長為合格的報務員。

不久后，紅軍無線電隊從最初的兩人擴展到十余人，再到數十人，逐步構建起一個系統而高效的通信體系。

翻盤戰爭

1931年，第二次反圍剿戰役已經悄悄拉開帷幕，老蔣調集了二十萬大軍，四路合圍，妄圖以絕對優勢碾碎中央蘇區。

紅軍人少、糧缺、彈不足，所有人都將這場戰役視為生死存亡的關頭。

而就在這危如累卵的時刻，一條微弱卻清晰的電波，成了扭轉整個戰局的關鍵。

那天深夜，王諍依舊守在他那臺破舊的電臺前，經過苦苦等待，他終于等到一段陌生的信號。

信號斷斷續續，他用耳朵死死貼著耳機，一點點拼湊出信息:敵第五路軍士兵因水土不服，大量病倒，上千人喪失戰力，軍心不穩，急求增援！

這個情報若能及時送往中央，就是紅軍反圍剿戰中的天賜良機。

他不敢耽誤一秒，將電報內容一字一句謄寫下來，又檢查了三遍，確認無誤后才匆匆奔向軍委指揮部。

毛主席和朱德元帥知道以后迅速調整部署，調動紅一、紅五軍團連夜奔襲，從山嶺間如利刃般切入敵軍側翼。

利用敵第五路軍虛弱的機會，紅軍發動猛攻，短短幾日內便如閃電般撕裂了國軍的防線。

當撤退的國軍倉惶逃往富川時，紅軍已在伏擊點嚴陣以待，戰斗持續不過一個下午，敵軍上萬人被全殲，武器堆成小山。

毛主席站在戰場俯瞰處，看著繳獲的輕重機槍、彈藥和地圖，長舒一口氣，這場看似不可能的勝利，是電臺背后那雙敏銳耳朵換來的。

隨著幾次反圍剿的勝利，紅軍逐漸認識到電臺在戰場中的重要性。

進入延安后，王諍更是忙得腳不沾地，抗日戰爭時期，他帶領團隊破譯了大量日軍密電，為華北戰場的抗戰部署提供至關重要的依據。

解放戰爭中，中央每月要發送超過一百四十萬字的電報，而這些電報幾乎都出自王諍之手。

電臺之魂

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王諍利用電臺為戰爭的勝利做出大量貢獻，在后來的抗美援朝戰場上也同樣如此。

1951年深冬，朝鮮戰場，最令我軍指揮部焦慮的，并不是正面的槍林彈雨，而是美軍的電磁干擾。

敵人調動大量B-29轟炸機，對我軍后勤線路進行狂轟濫炸，尤其通過雷達干擾，讓志愿軍的警戒系統幾近癱瘓。

戰況危急，中央軍委緊急拍電，要求國內立刻派出無線電專家赴前線，解決雷達失靈難題。

毛主席只說了一個名字：“派王諍去。”

接到命令的王諍，帶著親手挑選的技術骨干，披著厚軍大衣連夜奔赴前線。

前線環境惡劣至極，雷達站設在半山腰的地堡中，墻體因爆炸而破碎，設備損耗嚴重。

王諍顧不上休息，一到就蹲在雷達屏幕前，親自檢測干擾波段。

半夜零下二十多度，寒風如刀割面，他凍得手指僵硬，卻依舊一字一句地記錄著干擾規律。

他和團隊重新調整接收頻率，加裝抗干擾電路，利用最原始的方法一點點復原雷達的“視力”。

為節約時間，他干脆搬進雷達站，吃住全在山洞里，幾天幾夜過去，眼窩深陷，嘴唇干裂，但設備終于重新亮了起來。

戰后總結會上，彭德懷當著所有將領的面，緊緊握住王諍的手，說：“你救的，不只是雷達，更是幾十萬志愿軍的命。”

這一戰，讓“王諍”這個名字再次成為中國軍隊電訊領域最響亮的標簽，他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主任，負責全國通信體系建設。

此后，他又兼任軍事電子科學研究院院長，繼續推進我軍在電子戰、雷達、無線通信等前沿科技上的飛躍發展。

到了1955年，新中國首次實行軍銜制度，王諍被授予開國中將軍銜。

時間走到了七十年代末，王諍已年邁體衰，確診癌癥后，他依然堅持工作，直到最后一刻。

1978年春天，他躺在病榻上，拿著一份電子線路圖，眼神依舊專注。

護士勸他休息，他擺擺手：“快，送去總部，我畫的這套干擾識別算法，能保得住前線。”

病榻前的醫護忍不住紅了眼眶，這個一生與電臺為伍的將軍，從未放下過耳機、線路和戰場。

那年夏天，他離開了人世，享年六十九歲，他不是最耀眼的戰將，但卻是共和國最堅定的通信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