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楊勇被要求表態，他說及彭總的缺點，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1959年，是很多開國將帥命運被改變的一年，以一封信為源頭掀起的軒然大波，讓歷史走向都被撥動了。

作為漩渦中心的彭老總自不用說，從此離開軍隊、多次遭遇磨難。還有黃克誠、鄧華、洪學智、萬毅、鐘偉等人也受到牽連，往后生涯起起伏伏。

那次會議上，高級干部幾乎人人要表態，越是親近的人就越得出聲。原紅三軍團的楊勇當時也說了話，言辭很玩味，有批評也有維護，不過仔細琢磨其實挺有道理，是很多人的心聲。

一、淵源很深的將帥

1930年，楊勇經瀏陽縣委選派，進入平江黃金洞紅5軍隨營學校政治隊學習，結業后就進入紅5軍工作，從此開始跟隨彭老總征戰。

整個土地革命時期，楊勇都是彭總的部下，彭總見證了楊勇的成長。隨后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兩人分開到了不同戰場。抗美援朝他們都擔任過一個職務——志愿軍司令員。

不過楊勇入朝時，彭老總已經在國內主持軍委工作，直到楊勇率最后一批志愿軍回國、被任命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后，兩人的交集又多了起來。

1958年，彭老總領導的軍委掀起了一場反“教條主義”運動，南京軍事學院、總參謀部、訓練總監部都挨了批。

在這場運動中，楊勇的感覺很不好，因為軍事學院院長正是原二野司令員劉伯承。

力主批判的，是楊勇的老領導，挨了狠批的，也是楊勇的老領導。夾在中間，楊勇頗感為難，思來想去，最終還是決定遵從本心：

“劉院長工作很不容易，學院那么多蘇聯專家，中央一再強調向蘇聯學習、尊重專家的意見，這本身也是聽從中央命令。1951年冬由劉院長負責的演習，就是一場“以我為主”的實際體現。

當時的環境下敢這樣說話的人確實不多，好在大家都知道楊勇的品性，且北京軍區司令員的位置重要，就沒什么人借題發揮。

可還沒等楊勇喘口氣，次年一場更大的風波又來了。

二、秉承本心的批評

1959年那場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最初的“神仙會”，與會人員級別都非常高，且處于一種比較放松的狀態，暢所欲言。

但彭總遞交那封信后，情況急轉直下，會議規模隨之擴大，楊勇便是在此時收到通知要上山的。等他抵達廬山，就被安排聽了一遍先前會議的錄音、大致捋清事情的經過。

楊勇心里更偏向彭總的觀點，但風向已經明朗，他沒辦法去強硬支持，就想著能含糊過去就含糊過去，盡可能不說話。

只是在這種形勢下，不表態是不行的，作為紅三軍團的舊部，楊勇也被點名發言。無奈之下，楊勇只好撿些不太重要的批一批。

楊勇說：“我很尊重彭德懷，怕他，有時候又不怕他。對他的思想和工作作風有意見。平時他很粗暴，喜歡罵人。我認為他有兩大自以為是：自以為忠心耿耿，自以為功勞大。”

這番話說得很有水平，客觀來講，彭總在工作作風上是有些粗暴，身邊人沒幾個不挨罵的。如果心理承受能力不強的，是會感覺很委屈，這點大家公認，楊勇并沒有上綱上線。

而兩個“自以為”就有明貶實褒的意思。誰敢說彭總功勞不大？從土地革命開始就一直是人民軍隊副總指揮，還率領志愿軍打贏了抗美援朝，純軍事領域，誰敢說自己貢獻大過彭總？

至于忠心耿耿，彭總為參加革命，拋棄了舊軍隊的高官厚祿，此后都堅定站在中央一邊，甚至入朝之前也是得到他的支持才將事情敲定。這樣的一個人，能說不忠心耿耿嗎？

楊勇迫于形勢，不得不批，但他還是堅持了原則，總結時說：彭德懷確實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人無完人。但要說他反黨，可能是我水平低，沒看出來。

在場大多數人聽后都默默點頭，為楊勇這份勇氣動容。奈何楊勇此時的分量沒那么重，他的話沒起到決定性因素，最終彭總還是遭到了處置。

會議結束后，楊勇感覺山雨欲來風滿樓，他立即去一線部隊實地調研，很快制作成報告呈遞給中央。

他希望用這些實際情況來警示，盡快將部隊風氣糾正過來。同時也是在用行動支持彭總，表明彭總的擔憂都已現趨勢，并非要跟誰對著干。可惜，這些舉動還是沒改變局勢。

三、實事求是的作風

從這些事中，我們能看出楊勇將軍的性格——只從實際出發，絕不趨炎附勢。但在特殊年代，他不是對方的人，就容易遭到對方的攻擊，所以運動時期還是被“打倒”了。

1971年初華北會議后，楊勇被接回北京治療身體，此時那些打擊他的人自身處境微妙，有老部下就建議他立即揭發。但楊勇拒絕了，他說：

不行。他們最近幾年的所作所為，我不清楚。如果他們確實有問題，組織上一定會查清的。不能因為他們曾不負責地整了我，我就不負責地去整他們。

這個態度讓老部下肅然起敬，更欽佩他的浩然正氣。

1977年夏，楊勇正式復出工作，北京軍區在清理歷史問題時，發現有份材料記錄楊勇曾在一次會議上被某個干部從背后踢了一腳，特來咨詢。

楊勇其實知道就是那人所謂，但不想落井下石，就回答：那次確實有人從背后踢我。可是，我當時被人按著頭，沒辦法回頭看，這件事我不能作證。

不久后那個材料中提及的干部受到調查，托了很多關系找到楊勇，希望楊勇幫忙作證不是自己踢的。楊勇聽后當即火了：

“我不能作證你踢過我，同樣的也不能作證你沒踢過我。踢還是沒踢，你自己最清楚，不必找關系托人走后門。”

后來楊勇住院，每天都會有北京軍區的人來看他。

碰巧一個原北京軍區的高級干部住在同層，此人當時跟風整過人，包括楊勇也因他吃過苦，所以此人每次來楊勇病房，大家都轉頭當看不見。還是楊勇怕他尷尬，主動打招呼解了圍。

楊勇想著畢竟曾共事多年，不忍心對方被孤立，就跟妻子商量有空時也去對方病房里坐坐。妻子不解，病房里的護士也不解，楊勇卻笑著指了指額頭說：

“過去的事我不是不清楚，我頭上的這塊疤就是他主持的一次會上被人打的。可他主動找上門，是覺得自己做錯事了。他現在的日子不好過，我們不要疏遠他嘛。”

有如此心境，確實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