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飛講巴別爾：嚴酷的社會環境，使他做出被迫的偽裝

“巴別爾的生活和創作，無論姓氏還是生死，無論身份還是愛情，無論經歷還是文字，都像是‘未完成體’，都充滿許多不解之謎。”

伊薩克·巴別爾（1894—1940），俄羅斯猶太裔作家。1894年7月13日生于敖德薩。1939年在蘇聯“大清洗”時期被指控為間諜，1940年遭槍殺，1954年獲蘇聯當局平反。代表作是短篇小說集《騎兵軍》。

原文作者 | 劉文飛

《俄國文學：審美的烏托邦》

作者：劉文飛

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11月

謎一般的巴別爾

巴別爾以短篇小說享譽世界文壇，被譽為“俄國的莫泊桑”，在各種“世界最偉大短篇小說家”的評比和排行中，巴別爾都名列前茅。

巴別爾的一生充滿許多奇特的變故和突轉，甚至難解的謎團。比如他的姓名，他一生中至少用過四個姓氏：他原來姓“鮑別爾”（Бобель），后來開始發表文學作品時，署的名字是“巴勃埃爾”（Баб-Эль），最后選定了“巴別爾”（Бабель）這個流芳俄語文學史的筆名。他在第一騎兵軍任隨軍記者的時候，還用了一個化名，叫“基里爾·瓦西里耶維奇·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他當時可能是想用這個很斯拉夫化的名字來掩飾他的本名，他的本名是“伊薩克·埃馬努伊洛維奇·巴別爾”（Исаак Эммануилович Бабель），這個名字比較容易讓人看出來是猶太人。在巴別爾當時擔任隨軍記者的蘇聯紅軍第一騎兵軍中有許多哥薩克騎兵，他們對猶太人往往心狠手辣，巴別爾當然是有所顧慮的，后來，他把他在做隨軍記者時目睹的許多猶太人遇害的血腥場景寫進了他的小說，這一點我們在后面談到他的小說集《騎兵軍》時再做詳細介紹。

巴別爾的生卒日期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是不確定的。在俄國出版的文學辭書中，巴別爾的出生日期一般被標注為“俄歷1894年7月1日，新歷7月13日”，可是巴別爾的出生證上標明的日期卻是“俄歷1894年6月30日”，以俄國舊歷和新歷之間相差十三天來計算，巴別爾準確的出生日期應該是“1894年7月12日”，而不是現在大多數文學工具書和巴別爾傳記中所標明的“1894年7月13日”。巴別爾的死亡日子更加撲朔迷離，他是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盧比揚卡，也就是蘇聯內務部的秘密監獄中被槍斃的，關于他的遇害，甚至連他的親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一無所知，直到1950年代蘇聯解凍時期，巴別爾被恢復名譽，他的家屬才得到一張死亡證明，說他在1941年3月17日死于集中營，死因是心臟病發作。直到蘇聯“改革”時期，隨著部分克格勃檔案的公開，巴別爾的死亡時間才最終被確定，原來他是在1940年1月27日被處死的，他當時四十六歲，官方出具的假死亡證明讓他多活了一年半。

作為一位作家的巴別爾，一生究竟寫作了多少作品，居然也成了一個謎，頗費人們猜測。巴別爾的同時代人大多稱他是一個“坐不住的”作家，很少看到他寫作，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比羅什科娃卻稱丈夫是一個無比勤奮的寫作狂，不過她也說，巴別爾很少向她展示自己的寫作成果。巴別爾如今存世的文字，只夠編成篇幅不大的四五本書，我為漓江出版社主編的一套《巴別爾全集》也就五卷，總字數也就一百多萬字。但是根據克格勃檔案中的記載，秘密警察在逮捕巴別爾的時候從他家中抄走一大批手稿，共計有十五件卷宗和十八個筆記本，如今，蘇聯秘密警察機構中的巴別爾檔案已經解密，可是其中沒有見到巴別爾的手稿，在巴別爾被恢復名譽的時候，他的家人曾被告知，巴別爾的所有手稿都被焚毀了。這其實很不符合當時的常規做法，作家的手稿被沒收之后，通常都會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因為這往往就是犯罪證據，很少能被擅自銷毀，正因為如此，巴別爾的眾多崇拜者仍對這些手稿心存幻想，希望那些作品終有一天能重見天日。

至于巴別爾的身份，那就更加多元、更加復雜了。他是猶太人，出生在俄國，他用俄語寫作，他的故鄉城現在又屬于烏克蘭。1894年，巴別爾出生在俄國南部的港口城市敖德薩城，這座城市當時被稱為“俄國的耶路撒冷”，居住著許多猶太人，尤其是巴別爾家所在的莫爾達萬卡，更是猶太人的聚居區。巴別爾的父親是一位猶太商人，經營農業器具，在巴別爾出生后不久，他們全家遷居距敖德薩一百五十公里遠的小鎮尼古拉耶夫。像當時大多數猶太家庭一樣，巴別爾的父母也很早就決意讓自己的孩子掌握經商的知識和技能，九歲的巴別爾被送入尼古拉耶夫商業學校。后來，巴別爾一家從尼古拉耶夫遷回敖德薩，巴別爾也就轉入了敖德薩商校學習。可是就在這所“商業學校”里巴別爾愛上了“文學”，因為這所學校中的一位教授法語的外教，他名叫瓦東，把巴別爾引向了文學寫作。巴別爾后來回憶道：“他是布列塔尼人，像所有法國人一樣具有文學天賦。他教會我法語，我和他一起熟讀法國經典作家，接近敖德薩的法國僑民，從十五歲起便用法語寫小說。”巴別爾在敖德薩商校畢業后，由于民族身份的限制未能如愿進入敖德薩大學，因為當時的沙皇俄國對于猶太人進入大學的比例是嚴格控制的，巴別爾只能考進基輔商業財經學院。不過在基輔，他顯然并未放棄自己的文學愛好，因為，我們如今所能見到的巴別爾的第一篇小說，就是他1913年發表在基輔《星火》雜志上的短篇小說《老施萊梅》，這個時候的巴別爾還不滿二十歲。

在基輔學習期間，巴別爾結識了富商之女葉夫蓋尼婭·格隆費因，因為女方家庭不贊成他們的愛情，巴別爾就帶女朋友私奔，由此開始了他持續一生的愛情羅曼史。1919年，巴別爾與葉夫蓋尼婭結婚，1925年，葉夫蓋尼婭移居法國，據說是為了去巴黎學畫。同一年，巴別爾與梅耶荷德劇院的女演員塔瑪拉·卡希里娜相戀，他們兩人的兒子米哈伊爾在1926年出生，但是后來，卡希里娜攜子嫁給了作家弗謝沃洛德·伊萬諾夫，孩子也隨繼父姓，改名米哈伊爾·伊萬諾夫，巴別爾的這個兒子后來成為一位著名畫家。1927年7月，出差柏林的巴別爾與文學編輯葉夫蓋尼婭·哈尤吉娜相戀，這位哈尤吉娜可不是一般人，她后來嫁給了蘇聯秘密警察機構的頭目葉若夫，但是她和巴別爾的關系也一直時斷時續，哈尤吉娜后來在1938年自殺，也有人說她是被丈夫害死的。兩位戀人先后都嫁給了他人，心灰意冷的巴別爾于是決定與妻子破鏡重圓，他多次去巴黎探親，他和葉夫蓋尼婭·格隆費因所生的女兒娜塔莉婭1929年在巴黎出世，娜塔莉婭后移居美國，成為父親文學遺產在西方的推介者，她曾主編了英文版《巴別爾全集》，這部全集由著名的諾頓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1930年代中期，巴別爾與莫斯科地鐵建設工程師安東尼娜·比羅什科娃相愛，1937年，他們的女兒麗季婭出生。比羅什科娃后移居美國，她寫有回憶錄《與巴別爾共度七年》。不難看出，巴別爾的情感生活是枝蔓叢生、充滿變故的。

結束了基輔的學業后，二十二歲的巴別爾來到彼得格勒，也就是現在的圣彼得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俄國政府決定把具有日耳曼色彩的城市名稱“彼得堡”改為具有斯拉夫色彩的名稱“彼得格勒”。到了彼得格勒之后，巴別爾在心理精神病學院法律系讀書，同時開始尋找發表文學作品的機會。他在彼得格勒與高爾基相識，他后來把這次相識稱為自己文學創作的“開端”，他寫道：“我的一切都歸功于這次會面，我至今在道出‘阿列克謝·馬克西莫維奇·高爾基’這個名字時，總是心懷愛戴和景仰的。他在1916年11月號的《年鑒》上發表了我的兩個短篇小說。”這兩篇小說的題目是：《埃利亞·伊薩科維奇和瑪格麗塔·普羅科菲耶夫娜》《媽媽、里瑪和阿拉》。按照巴別爾自己的說法，這兩篇小說給他帶來了麻煩，他因為小說的“淫穢”內容受到起訴，因為小說中有些大膽的性描寫，但是不久爆發的革命使巴別爾免于牢獄之災。同樣是按照巴別爾自己的說法，高爾基在肯定巴別爾文學天賦的同時，也認為他的兩篇處女作是“偶然的成功”，于是便打發他去“人間”。根據現有的巴別爾生平資料看，巴別爾“在人間”的這七年，也就是1917—1923年，是豐富多彩的：1917年，他以志愿兵身份征戰羅馬尼亞，后來返回彼得格勒，在新組建的秘密警察機構契卡擔任外事翻譯；1918年，他參加糧食征集隊，加入抗擊白軍的隊伍，同時為高爾基主辦的《新生活報》撰寫專欄文章；1920年，他擔任烏克蘭國家出版社敖德薩分部的主任和南方羅斯塔通訊社的記者，并加入紅軍的第一騎兵軍，以隨軍記者的身份參加了蘇波戰爭；1921年，他在敖德薩做編輯，同時開始在當地報刊發表“敖德薩故事”；1922年，他在格魯吉亞等地當記者，開始寫作“騎兵軍系列”；1923年，他回到莫斯科，在報刊上發表了很多短篇小說，受到普遍歡迎，成為一顆文學明星。

從1920年代下半期到巴別爾遇害的1940年，在這十幾年的時間里，巴別爾春風得意，成為當時蘇聯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是他也風波不斷。19世紀20年代中期，巴別爾的妹妹、母親和妻子相繼離開俄國，僑居布魯塞爾和巴黎，令人奇怪的是，堅持留在國內的巴別爾卻能多次獲準去國外探親。1925年，他的三部短篇小說集在一年之內先后推出，他的《騎兵軍》更是在短時間里多次再版，十分走紅，可是當時位高權重的軍方領袖、曾任第一騎兵軍司令的布瓊尼卻在《真理報》發表文章，指責《騎兵軍》的作者是在污蔑紅軍戰士，幸虧有高爾基出面力挺巴別爾。一陣作品出版熱潮過后，巴別爾卻突然沉寂下來，當時的著名批評家沃隆斯基公開責怪巴別爾，認為他已陷入所謂的“文學沉默期”。在1930年代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身在烏克蘭的巴別爾成為集體化運動和烏克蘭大饑荒的見證者，他試圖打破“沉默”，也發表了反映集體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大井村》的片斷，但是反響平平。他轉而寫作了一些劇本和電影腳本，曾與愛森斯坦等人合作，還曾試圖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成電影。1934年8月，他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屆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并被高爾基安排做大會發言。1935年6月，他與帕斯捷爾納克等人一同前往巴黎，出席“捍衛文化與和平國際作家反法西斯大會”。這兩件事情表明，巴別爾在當時是一位很受重視的“蘇維埃作家”。從1930年代下半期開始的數年，是20世紀蘇聯歷史上的“大清洗”時期，但巴別爾起初似乎順風順水，他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佩列捷爾金諾得到國家免費給予的一套別墅，他依然能經常出國探親，他的作品也不時發表在蘇聯的文學報刊上，他也是當時文壇泰斗高爾基家的常客。但是，巴別爾最終未能躲過這場腥風血雨。

1939年5月15日，巴別爾在佩列捷爾金諾的別墅中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罪”和“充當法、奧間諜”，半年后，巴別爾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關于巴別爾遇害的原因，人們至今不明究竟，他有可能因為涉及蘇波戰爭的《騎兵軍》走紅惹惱了上層；也有人認為是巴別爾“交友不慎”，他的一些朋友如亞基爾、葉若娃（也就是葉若夫的妻子）等，當時都已被認定為“人民公敵”，巴別爾受到牽連是在所難免的。有人認為，一直偏愛巴別爾的高爾基1936年去世，使巴別爾最終失去了庇護；也有人猜測，曾經在秘密警察機構工作的巴別爾，也許掌握了一些招致殺身之禍的內情和秘密。

被捕后的巴別爾

巴別爾的生活和創作，無論姓氏還是生死，無論身份還是愛情，無論經歷還是文字，都像是“未完成體”，都充滿許多不解之謎。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閱讀與巴別爾相關的資料時，常常看到這樣一些頗為聳人聽聞的標題，比如《被遺忘的巴別爾》，比如《被焚毀的巴別爾》，比如《未知的巴別爾》，比如《巴別爾的未知書信》，比如《伊薩克·巴別爾：真相和虛構》等等。巴別爾的生活和創作之謎，自然源自他所處的時代和體制，那樣一個充滿動蕩的亂世必然會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嚴酷的社會環境會使他像他眾多同時代人一樣生出許多難言之隱，做出許多被迫的偽裝。與此同時，巴別爾疑竇叢生的身世，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與他的性格和美學風格不無關聯，作為一位善于故弄玄虛、熱衷真真假假的作家，他也在有意無意之間把自己的生活“文學化”，或是把自己的作品“自傳化”，如此一來，他的生活可能就是真正的文學體驗，而他的作品則可能就是“偽紀實小說”，在他這里，生活和文學似乎贏得了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和調和。

巴別爾

《騎兵軍》：暴力、性和浪漫的抒情

巴別爾的整個創作大致由三個系列構成，也就是“敖德薩系列”“彼得堡系列”和“騎兵軍系列”。《敖德薩故事》給巴別爾帶來了文學聲譽，使他成為當時蘇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真正給巴別爾帶來全世界聲譽的作品，還是他的“騎兵軍系列”。1920年蘇波戰爭期間，巴別爾化名“柳托夫”，隨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征戰數月，其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就構成了《騎兵軍》一書的主要內涵。如今被歸入這一“系列”的短篇小說共有三十八篇，由于這些短篇大多篇幅很短，把這將近四十篇短篇加起來，譯成中文的字數也就十多萬字，可是它們的創作時間卻延續了十五年之久，從1922年到1937年，雖然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寫于1925年之前，巴別爾后來只是在不斷地加工、改寫這些故事。《騎兵軍》中的小說大都是在巴別爾當年所寫的行軍日記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作為隨軍記者的巴別爾（柳托夫），自然要隨時隨地記錄下他遭遇的一切，而始終瞪著一雙驚詫的眼睛、始終揣著一顆好奇心的巴別爾，自然也不會放過任何奇特的場景和人物。在為《紅色騎兵軍報》寫下數篇報道的同時，他還記下大量日記。巴別爾隨軍征戰七個月，從1920年的5月至11月，但他的日記未能完整保留下來，如今我們能讀到的僅有三個多月，也就是1920年6月至9月間的六十六篇日記。這些日記在1989年被整理發表，首次刊登在蘇聯的《民族友誼》雜志1989年第4—5期上，后來，巴別爾的這部《騎兵軍日記》也被譯成了漢語。如此一來，巴別爾1920年蘇波戰爭期間的隨軍記者見聞就留下了三種文本：一是他的系列短篇小說《騎兵軍》，一是他作為隨軍記者為第一騎兵軍的報紙《紅色騎兵軍報》寫作的戰地報道，一是他的《騎兵軍日記》。這三種文本，一是虛構的小說，一是真實的報道，一是私密的日記，三種文本從不同的角度訴諸共同的主題，把它們放在一起，對照著閱讀，既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巴別爾的戰時體驗和感受，也可以揣摩和品味巴別爾的三種不同話語以及三種話語相互之間的交織、過渡和轉化。

《騎兵軍》

作者：伊薩克·巴別爾

譯者：戴驄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4年9月

我們在這里主要談一談他的短篇小說集《騎兵軍》。這部短篇小說集的第一篇《泅渡茲勃魯契河》開頭處一段渲染氛圍的寫景，就已經體現出了這些短篇的整體風格：

橙黃色的太陽浮游天際，活像一顆被砍下的頭顱，云縫中閃耀著柔和的夕暉，落霞好似一面面軍旗，在我們頭頂獵獵飄拂。在傍晚的涼意中，昨天血戰的腥味和死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來。黑下來的茲勃魯契河水聲滔滔，正在將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灘的浪花之結扎緊。橋梁都已毀壞，我們只得泅渡過河。莊嚴的朗月橫臥于波濤之上。（戴驄譯）

作為“騎兵軍故事”敘事主人公的“我”，是一個戴著眼鏡的書生，而且還是一個猶太人。在蘇波戰爭期間，蘇聯紅軍和波蘭軍隊雙方都不約而同地屠殺猶太人，這讓身為猶太人的巴別爾痛心疾首，他的小說中反復出現殘忍的屠猶場景。在《小城別列斯捷奇科》中，作者給出了這樣一個慘不忍睹的殺人場景：“在我的窗前，有幾名哥薩克正在以間諜罪處死一名白發蒼蒼的猶太老人。那老人突然尖叫一聲，掙脫了開來。說時遲，那時快，機槍隊的一名鬈發的小伙子揪過老頭的腦袋，夾到胳肢窩里。猶太老頭不再吱聲，兩條腿劈了開來。鬈毛小伙子用右手抽出匕首，輕手輕腳地殺死了老頭，不讓血濺出來。”巴別爾在描寫此類血腥場景時，似乎也像那位殺人的“鬈毛小伙子”一般若無其事，可這冷若冰霜的“客觀”卻反而蘊含著巨大的抗議力量和震撼效果。身為猶太人書生的主人公，整天置身于那些殺人如麻的哥薩克騎兵中間，他甚至開始為自己的膽怯感到不好意思，內心暗暗羨慕起那些哥薩克騎兵來，可是他自己終究未能學會殺人。為了贏得戰友們的認同，他借故殺死房東家的一只鵝，這就是他的短篇小說《我的第一只鵝》中的故事，殺死那只鵝后，巴別爾接著寫道：“我用沙子擦凈馬刀，走到大門外，又回到院場里，心里十分痛苦。月亮像個廉價的耳環，掛在院場的上空。”“我做了好多夢，還夢見了女人，可我的心卻叫殺生染紅了，一直在呻吟，在滴血。”

短篇小說集《騎兵軍》中有一篇小說題目叫《鹽》，寫得十分獨特。這篇小說被假托為一位名叫巴爾馬紹夫的哥薩克騎兵軍戰士寫給報紙編輯部的信，這名戰士顯然是初通文墨，他的這封信也寫得半文不白，口語中夾雜著標語式的革命官話，洋洋自得中也暴露出了他的愚昧無知。可是奇怪的是，巴別爾卻假借這位戰士的口吻，成功地傳導出了自己的文字風格，也就是那種口語白話和崇高語體、殘酷場景與細膩抒情的相互交織。在小說的開頭，巴爾馬紹夫寫道：“親愛的主編同志，我想給您描繪一下那些挖我們墻腳的婦女是何等地沒有覺悟。您遍訪國內戰爭的各條戰線，寫了許多報道，我相信您不會忽略一個名叫法斯托夫的民風刁惡的火車站，這個火車站位于某個遙遠的國度的某個鮮為人知的地方，我當然去過那里，喝過私釀啤酒，只是潤濕唇須，沒有咽下肚去。關于上述這個車站，有許多東西可寫，然而就如我們家鄉的俗話所說的，眼見為實，所以我只寫給您看我親眼見到的事情。”小說中寫到的事情，是巴爾馬紹夫親眼見到的，也是他親手干下的：“七天前，一個月色如洗的寧靜的夜晚，我們騎兵軍那列勞苦功高的軍用列車滿載士兵，在那個車站上停了下來。全軍戰士都滿懷激情地要把我們的共同事業推向前進，急于奔向別爾季切夫。可是我們發覺我們的專列卻偏偏不起動，我們的‘加夫里爾號’無意啟航，它為什么要在這里中途停泊？其實這次中途停泊對我們的共同事業來說并非小事，因為背袋販子，這些兇惡的敵人，其中婦女同樣占有半壁江山，正在厚顏無恥地對付鐵路當局。”小說中提到的“背袋販子”，就是偷運私鹽去販賣的人。戰士們出面趕走了這些背袋販子，列車準備出發。就在此時，一些婦女請求哥薩克士兵讓她們搭乘順風車，心懷鬼胎的哥薩克士兵們也樂意讓這些女人上車。在巴爾馬紹夫所在的那個排的車廂里，就坐上來兩位姑娘。就在站臺上響起發車的鈴聲時，有個挺體面的女人抱著一個嬰兒，走到二排的車廂前，要求上車，說是要去見她的丈夫。車廂里的哥薩克士兵們滿心歡喜，說道：“讓她上來吧，等她和咱們過了招之后，就不會稀罕她丈夫了！……”巴爾馬紹夫卻對戰友們說：她是母親，你們不能動她，我們自己也都是由母親奶大的。戰友們被巴爾馬紹夫的話“打動了”，夜里果然沒碰這位體面的女人，但是他們強暴了另外兩位姑娘。列車開了一夜，巴爾馬紹夫居然在小說中插入了這樣一段抒情的寫景，來代替敘事的過渡：

美不勝收的夜景映滿了天幕。天幕上綴滿了油燈一般大的星星。戰士們思念起庫班的夜和庫班綠瑩瑩的星斗。思緒像鳥兒一樣飛往天外。車輪則哐當哐當地響個不停……

隨著時間的推移，夜下崗了，紅色的鼓手在它們紅色的鼓上演奏出朝霞……（戴驄譯）

就在這時，一夜沒睡的巴爾馬紹夫發現了問題：孩子太乖了，一夜沒哭，一夜沒尿，也一夜都不吃奶！于是，他走到那位婦女面前，一把搶過嬰兒，扯掉嬰兒的衣服，發現里面并沒有孩子，而是一大包鹽，原來這位婦女就是一位私鹽販子。看到騙局被戳穿，這位婦女請求哥薩克兄弟們原諒她，她說：“騙人的不是我，騙人的是我遭的罪，是我心頭的憤恨……”“我的鹽完蛋了，我不怕講真話。可你們也不是在為俄羅斯著想……”巴爾馬紹夫接著寫道：

我要承認，我把這個女公民扔下了飛馳的列車，可她卻像鐵打的一樣，坐了一會兒，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條卑劣的路。我看到這個女人居然平安無事，看到她四周滿目瘡痍的俄羅斯、顆粒無收的農田和遭到凌辱的姑娘，看到那么多的同志殺奔前線，生還的卻寥寥無幾，我就想跳下車去，或者自殺，或者把她殺死。可哥薩克們舍不得我，勸我說：

“給她一槍。”

于是我從車廂壁板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槍，從勞動者的土地上，從共和國的面容上洗去了這個恥辱。

為此，我們二排全體戰士，向您，親愛的主編同志，向你們，編輯部全體同志，鞠躬致意，我們對待一切叛徒絕不可心慈手軟，因為他們要把我們推入泥潭，使河水倒流，使俄羅斯死尸枕藉，荒草遍野。（戴驄譯）

這篇譯成中文只有兩千多字的短篇小說，不僅敘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還給出了戲劇般的緊張沖突。與殺人主題并列的，還有性的描寫，還有浪漫的抒情。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曾經盛贊巴別爾的《騎兵軍》，博爾赫斯說：“巴別爾的《騎兵軍》獨一無二。它具有的音樂般的語言風格，與幾乎難以形容的殘忍的場景描寫形成鮮明對比。他的短篇小說《鹽》獲得了只有詩歌才能獲得的成就，而散文通常很難達到這一境界。”

總之，戰爭和暴力，死亡和性，哥薩克騎兵和屠猶等，這一切相互交織，構成了《騎兵軍》的主題，而簡潔的敘事、抒情的語言和不動聲色的調性，構成了《騎兵軍》的風格。巴別爾的小說于20世紀下半期在西方世界的走紅，與他對這些主題的訴諸及其獨特的訴諸方式不無關系。

PS：本文摘自《俄國文學：審美的烏托邦》一書中的《巴別爾：俄國的莫泊桑》一章。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劉文飛；摘編：張進；編輯：張進。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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