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提到威廉·薩默塞特·毛姆時,《月亮和六便士》《面紗》《刀鋒》等他筆下的長篇小說經常得到許多關注與討論。在這些書中,毛姆書寫了不同角色較為完整的一生,來討論人類最宏大、最焦慮的終極問題:在《月亮和六便士》中,他以“安穩如六便士般的平庸”與“天邊如月的理想”,用證券經紀人查爾斯·斯特里克蘭德拋棄家庭、工作與諸多社會準則來追求極致藝術理想這樣充滿沖突的人生,試圖在一種混亂且模糊的地帶拷問人們的自我;《刀鋒》中的男主人公拉里雖不像前者那般極具侵略性,但也在每一個人生選擇之中拋棄了本應擁有的優越物質生活,通過宗教、修行等充滿靈性的探索,追問既然人終將一死,活著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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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薩默塞特·毛姆(1874年1月25日-1965年12月16日)
毛姆的長篇小說往往需要漫長的鋪墊來構建一個理想主義的烏托邦——如斯特里克蘭德在塔希提島的月亮,或者拉里在印度的雪山。與長篇小說相同的是,他筆下的短篇小說反反復復書寫的內容還是可以歸為一個母題,正是他那本半自傳體小說的標題——“人性的枷鎖”。但在短篇小說這個逼仄的舞臺上,毛姆以筆為“刀鋒”,迅速剝離出了文明的假象。
他的文字里充滿了“伶牙俐齒”,用幽默到有時近乎殘酷的方式將覆蓋在原始欲望上的一層如遮羞布般薄薄的漆刮了下來。在這些短篇里,毛姆并不急于解釋人性,也不試圖為人物尋找任何“更高的動機”,看他們在虛榮、貪婪、恐懼與傲慢的牽引下,如何做出真實的選擇。
毛姆與莫泊桑的一串珍珠項鏈
毛姆的短篇小說與莫泊桑具有相似的氣息。這一點他毫不避諱,并在文學評論隨筆集《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中寫道,他年少時熱愛讀莫泊桑,確實深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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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羅長利/譯,萬卷出版有限責任公司·聯合讀創/新流文化,2023年4月版
然而他筆鋒一轉:“在他的人物身上,貪婪或許是唯一強烈的人類情感。他當然能理解人心的貪婪,但縱然表示出厭惡,心底卻是暗暗同情的。他無疑有點庸俗,然而,若只因這類事就否認他的杰出成就,那也是夠愚蠢的。……哪里會有完美無缺的作家呢?”可見雖有許多相似之處,但莫泊桑那種“極富同情心”的寫作模式并不讓毛姆欣賞。他走向了另一條路:仍與莫泊桑一樣精心雕琢有趣生動的故事,來制造情節上的驚奇,但并不用其筆來表達同情、揭露社會、為底層打抱不平。毛姆更熱衷于制造“認知的崩塌”。
莫泊桑寫“珍珠項鏈”,毛姆也寫“珍珠項鏈”。莫泊桑的珍珠項鏈讓瑪蒂爾達一生為虛榮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或者是成為了她告別虛榮的契機,總的來說戲劇化又頗具社會教育意義。毛姆的珍珠項鏈則真的很像閑談時的一個樂子:一個身份低微的家庭教師因為珠寶修理店的失誤,意外獲得了天價珍珠項鏈的佩戴機會。為了把項鏈尋回去,修理店出了300英鎊的報酬,被這位家庭教師用于假期來揮霍:她成功在這個意外之財促成的假期里傍到了大款,辭去了工作,后面成為了上流社會的傍大款專業戶。
故事的最后,毛姆讓講述者勞拉說出了她所期待的“另一種結局”,并借這個更合人心的版本,悄然完成了一次諷刺:她說,如果這個拿到300英鎊的家庭教師最后嫁給了一個窮得要命、身體殘缺、工作普通的男人,并且用這300英鎊過上了可憐又有點幸運的生活就好了!這樣非常具有教育意義。
他拒絕在這個故事里提供任何“正確答案”。在《珍珠項鏈》中,他甚至直接點破:“真人真事從來就沒有編出來的真實。”這句話幾乎可以視作他的寫作宣言。他并不急于判斷她是否“用錯了”這筆意外之財,他只是呈現一個荒誕的事實:一次偶然的命運偏移,并不會自動導向更高尚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毛姆對那些急于要求這個故事“變得有教育意義”的旁觀者,顯然并不贊同——為什么一個隨機改變人一生的事件,非得被改寫成一則道德寓言?在這里,毛姆的態度是明確而反傳統的:人生并不配合我們的價值期待。
“我”之存在與見證
有趣的是,毛姆還在《珍珠項鏈》里寫了這么一個橋段來回扣自己另一篇小說《萬事通先生》與莫泊桑的《珠寶》:
誰都聽說過這類故事,妻子騙丈夫就玩把戲,故意把特別貴的珍珠項鏈說成假的。這樣的故事都老掉牙了。
“你太夸張了。”想起了我自己寫過的這個故事,我這樣對她說。
那個幾乎無處不在的“我”,始終在作者與讀者之間若即若離地出現,像是隨時要打破那堵墻,卻又從未真正跨過去。正是這種若即若離的“在場感”,讓“我”并非一個全知視角,也從不承擔裁決者的責任,只是一個聽故事的人、一個轉述者、一個恰好在那里的人。這種位置讓讀者也會好奇:我們深知這個“我”是套著毛姆殼子的“我”,但這些故事是不是真的毛姆親眼見到的?那聽上去時而合理,時而又太玄乎了。
例如毛姆另一篇短篇小說《在劫難逃》,就讓“我”睡在了一張死過人的床上。這個死去的荷蘭人生前逃到了婆羅洲的荒原,試圖躲避仇家阿奇人的追殺。他千算萬算,最終在這張“我”即將睡的床上暴斃。他渾身上下連一絲傷痕都找不到,只是一把阿奇人手中的曲刃短劍“就橫擱在他的咽喉部位”。
毛姆沒有讓具體的兇手出現,他只是重演了那個他很喜歡的古老的“薩邁拉之約”的宿命論:你越是掙扎著逃離命運,你就跑得越快去見死神。恐懼本身就是最致命的毒藥。毛姆用這種不可知論的結局,嘲弄了人類命運的徒勞:這里沒有鬼魂,這里只有無處不在的、濕熱的恐懼——這故事是真的嗎?沒人知道。毛姆并不需要兇手出場,他只需要讓讀者意識到:如果這一切是真的,那就太可怕了;而如果這一切只是心理作用,那同樣令人絕望——因為你連恐懼的源頭都無法指認。
毛姆非常擅長寫這種“不由自主”。這種心理的崩潰在《蒙德拉戈勛爵》中更完整地上演。莫泊桑的許多短篇(比如《奧爾拉》)也特別喜歡探討這種介于心理疾病和超自然現象之間的模糊地帶,去營造那種“到底是‘我’瘋了,還是真的有鬼”的恐怖感。《蒙德拉戈勛爵》講述的是一位權勢顯赫、性格傲慢的勛爵,在一次公開場合中以近乎羞辱的方式毀掉了一個名叫歐文的“小人物”的尊嚴。此后,勛爵開始反復做噩夢:他經歷著讓他精神崩潰的很多出丑事件,每一件事情都與歐文有關。夢中,他當眾唱了一首怪異的歌,現實中的第二天,歐文就哼了兩句里面的歌詞;夢中,他用酒瓶砸了歐文的頭,現實中的第二天,歐文說他的頭很痛。勛爵在清醒與夢魘之間逐漸失去邊界,最終在精神與肉體的雙重崩潰中走向死亡,而歐文也在同一天離奇身亡。
這個結局十分詭異:從勛爵找來的心理醫生的“精神分析”的視角,這似乎是一個關于“良心愧疚”的故事。勛爵的傲慢使他成為一個極端的自戀者,無法在意識層面承認自己做錯了。既然意識上不認錯,他被壓抑的“愧疚感”就只能在夢中(潛意識)爆發出來。夢境的邏輯是他最害怕的“體面的崩塌”——他習慣了羞辱別人,懼怕被羞辱。心理醫生給出了建議:“正視它,去道歉”,這是唯一的“治愈”方法,因為這能讓你潛意識里的“愧疚”得到和解。然而,勛爵拒絕了。他的“傲慢”人格戰勝了“愧疚”。最終,他崩潰走向死亡。
如果故事停在這里,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莫泊桑式的心理悲劇:一個被自己傲慢和愧疚逼死的人。但毛姆不想止步于此,他開啟了一個新的反轉:歐文第二天為何能精準說出勛爵夢里的細節?“夢只是勛爵自己的事”這個前提被打破,兩人也正是在同一天前后暴斃。一場起于愧疚的妄想為什么讓對方也死了?——這正是這篇小說最精妙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它把一個看似簡單的“因果報應”故事,變成了一個更黑暗的東西:這不再只是一個“加害者被愧疚折磨致死”的懲罰故事,是一個“受害者的怨恨變成了超越死亡的詛咒”的故事。
毛姆想寫的,是一種在“人性的枷鎖”的碰撞之中所產生的后果,即“相互毀滅”。勛爵的罪是傲慢,而歐文的反擊,則是勛爵低估了的“恨意”:困在自己的怨恨之中,無法原諒,也拒絕遺忘。恨意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它物化成了超自然的力量,不僅入侵了勛爵的夢境,更在勛爵死亡的那一刻,寧愿自己死,也要追到地府去繼續折磨勛爵。這兩種枷鎖彼此呼應,最終形成了一種封閉的、互相吞噬的結構。毛姆并不試圖調解這場沖突,他所看到的就是:當人格本身成為枷鎖時,人是無法被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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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巴納德的墮落:毛姆短篇小說全集1》(陳以侃/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理想國,2016年10月版)收錄了《珍珠項鏈》《午餐》等
幽默地書寫無意義人生
毛姆喜歡幽默。他的幽默雖然充滿諷刺,卻并不依賴機智的反諷或夸張的情節,而更像是一種對“荒唐的文明瞬間”的精準捕捉。他尤其擅長描寫那些乍看之下合情合理、細想卻令人茫然的對話與行為。毛姆的幽默,正是發生在這些“無事發生”的時刻:當所有人都在維持體面,他卻偏偏點出那頭被刻意忽視的房間里的大象,用一句看似俏皮、實則刻薄的話,把虛偽的表層戳裂。
例如在《在劫難逃》中,主人給“我”講述完了這則荷蘭人暴斃的事,發生了如下對話:
“真滑稽,是不是?”
“呃,那就全憑你的幽默觀了。”我回答道。
我的主人迅速地看了我一眼。
對于詭異的死亡評價為滑稽,毛姆的回應堪稱經典。
在毛姆眾多的短篇小說中,《午餐》無疑是其“刻薄幽默”的代表作。初讀之下,這似乎只是一個男作家被女粉絲“敲竹杠”的滑稽軼事,但毛姆通過極其精確的節奏控制,把這場心理防線的潰敗寫成了一出層層遞進的喜劇。
一個男性作家收到了女粉絲的來信。信中對他恭維再三,并提出希望他能夠請她在遠超他消費能力的一家巴黎高檔餐廳吃一頓飯。“她信中的恭維話說得我心頭發癢,而且那時我太年輕,還沒能學會對一位女士說‘不’。”他如是想,一場虛榮與貪婪的博弈由此開始。
那位“崇拜者”是一位精明的社會捕食者,她看穿了男人那種“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軟肋,于是構建了一個無懈可擊的語言陷阱。他看到菜單,心中一驚,但她說:“我中午從來不吃什么。”他于是馬上放下心來,“慷慨大方”地回答:“哦,可不要這么說!”她馬上又說:“除非你有頭等鮭魚。”
這種壓制過程建立在他的節節敗退上:他每次剛松一口氣,侍者就恰到好處地詢問下一道餐點的選擇;她每次都以退為進,不斷否認自己的欲望,來合理化自己最昂貴的選擇,宣稱“我午餐從不吃任何東西”,卻說:“我只吃一樣東西”,“除非你有……”還說:“醫生不讓”、“習慣如此”或“只是嘗嘗”。這個循環——從頭等鮭魚,再到魚子醬、白葡萄酒、嫩嫩的龍須菜、純潔的桃子——一步步把男主推向“斷頭臺”。
只點了最便宜羊排的男人汗流浹背了:他無法承受在一個高級餐廳里承認自己沒錢,尤其是在一個“崇拜”他的女士面前。毛姆把高級餐廳變成了一個“社會劇場”。在這個劇場里,男主被迫扮演“慷慨的紳士”,而女主則利用這個舞臺,徹底掌控了局面。
《午餐》的男主為自己的虛榮付出了短期破產的代價。而結局——“但我終于復了仇。我不認為我是位睚眥必報的人,可是當不朽的大神插手這件事時,你暗自得意地看著這個結果也還是可以原諒的。今天她體重三百磅。”小氣記仇的他看到貪婪的她這么肥胖,他也就安心了。
在《午餐》里,毛姆不同情那個男人,也不批判那個女人,他只是覺得這兩個人都很可笑;他不斷拆解人們賴以維持自尊的幻覺——關于體面、關于道德。在虛榮與算計的合謀之中,人往往既是受害者,也是共犯。
正是在這些短篇小說里,毛姆一再拒絕為人生提供“正確示范”。他不關心人物是否墮落,也不急于判斷他們是否做出了“更好的選擇”。他更感興趣的,是當所有自我安慰的幻覺被剝離之后,人會以怎樣的方式繼續活下去。
這一點毛姆自不會在這些短篇中給出什么回答,但他在《人性的枷鎖》中寫了主人公菲利普想起的一則東方國王的故事:
哲人把人類的歷史歸結為一行字,寫好呈遞給國王,上面是這樣寫的:人降生到世上,便受苦受難,最后死去。人生沒有意義,人活著也沒有目的。他出生還是不出生,活著還是死去,都無關緊要。生命微不足道,死亡也無足輕重。
這聽上去頗為虛無的話,卻讓菲利普感到狂喜——因為他為此感到人生無比輕松,“他那無足輕重的地位轉化成一種力量。突然,他覺得自己跟那似乎一直在迫害他的殘酷命運勢均力敵了。既然人生毫無意義,世間也就沒有殘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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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枷鎖》,葉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因此,縱觀毛姆的作品,他本來就很少批判,更像一個地毯展示商,把一整張由虛榮、恐懼、欲望、傲慢與偶然編織而成的人生攤在你面前。在這張地毯上,沒有主線,也沒有中心圖案。每一根線都看似微不足道,卻又彼此糾纏。你無法從中找出一個“應當如此”的方向,只能看見無數已經發生的結果。
毛姆并不試圖告訴你哪一段人生是正確的,哪一種選擇更高尚。他只是冷靜地提醒你:這就是人類親手織出的圖案,而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其中編織著、纏繞著。
或許正因如此,《人性的枷鎖》中那則關于“人生無意義”的寓言,才會讓菲利普感到狂喜。那不是一種絕望,而是一種卸下重負的時刻——當人生不再被要求證明自身的價值,它反而獲得了一種奇異的自由。
毛姆的短篇小說,正是在這種自由之中展開的。他不要求人物成長,也不期待他們覺醒,更不強迫命運朝某個方向收束。他只是把一張張已經織成的地毯鋪陳出來,讓讀者自行決定:你自己的那張地毯想要怎么編織,又是否愿意承認,這些花紋本就沒有被設計成“有意義”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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