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作者的一通電話，炸出爆款圖書選題

文/韓璐 少年兒童出版社

本文約4800字，預計9.6分鐘閱讀完畢

商務君按：好選題可遇不可求，兒童小說《孩子劇團》就是編輯在與作者的一通電話中“碰到”的，這也成就了編輯韓璐與作家徐魯的第三次攜手。雖然是與熟識的作家合作，但新書的出版過程并不會因此而一帆風順，光是書名字體就換了5版，作者照片換了3次，對比了20多種紙樣，更不論還有大量史料、方言、引文需要核對……在經歷了“改了又改”的漫長過程后，《孩子劇團》終于成書。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部抗戰題材作品問世后捷報頻傳：入選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資助項目、“中國好書”月度推薦書目、2025年 “上海好書”半年榜……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

提起“孩子劇團”，許多當代讀者或許對這個名字有些陌生。它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少兒抗日戲劇團體。劇團里有20多名小團員，年紀最大的才19歲，最小的只有8歲，卻在烽火中扛起了特殊的使命。茅盾先生曾盛贊：“孩子劇團是抗戰的血泊中產生的一朵奇花?！?/p>

2025年，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打撈這段不應被遺忘的紅色記憶，致敬那群挺身而出的少年英雄，少年兒童出版社（簡稱“上少社”）精心推出長篇兒童小說《孩子劇團》。作品以真實的孩子劇團為原型，講述了小團員們在19歲的團長吳新稼的帶領下，從上海出發，輾轉武漢、重慶等地，以歌聲為號角，以戲劇為戰書，喚醒民眾愛國情懷的抗日故事。而這部作品從史料梳理到付梓傳播的每一步，都藏著我們作為編輯的堅守與期許，值得細細記錄。

《孩子劇團》

作者：徐魯

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兩座城的文字緣，藏著歷史的伏筆

我與《孩子劇團》的作者徐魯老師的緣分始于8年前。當時我在北京的一家童書出版社工作，有幸編輯了他創作的一本兒童詩集。那些跳躍在字里行間的童真與哲思，讓我記住了這位既能俯身為孩子寫詩，又能昂首為歷史立傳的作家。

4年前，我剛入職上少社，與總編討論年度選題時，徐魯老師的名字第一時間跳進我的腦海?？上菚r他的稿約已經排到了兩年后，我未能如愿約到長篇小說，卻意外打撈起一顆塵封的明珠——30年前，他曾向我社投稿過一部兒童詩集《少年人的太陽》，雖通過了出版社的選題會，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出版。后來這本書成為我社與徐魯老師合作的開端，就像是歷史早已埋下的伏筆。

2023年初春，當我撥通徐魯老師的電話時，他正在武漢的書房里整理資料，談及目前正在構思一部以孩子劇團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我身為編輯的“雷達”頓時響了起來：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出版這樣一部作品，太有歷史價值和教育意義了！更巧的是，誕生于上海的孩子劇團，其主要活動地在武漢，而我們的出版社在上海，徐魯老師在武漢——兩座城的坐標，恰好與這段歷史的軌跡重疊。

我幾乎是跑著沖進總編辦公室的。陸小新總編聽完我的匯報，當即撥通了徐魯老師的電話。兩人暢談很久，最終達成共識：誕生于上海的孩子劇團，理應由上海的出版社將故事講給更多的孩子聽。

其實，徐魯老師與孩子劇團的緣分早已結下。1992年，他就在散文《遙遠的星空——郭沫若與孩子劇團》里寫過這群孩子；2021年，他又將故事濃縮成繪本。但繪本的篇幅就像一只精致的小匣子，哪里裝得下那么多鮮活的少年和故事？決定創作這部長篇小說后，徐魯老師仿佛成了最執著的“考古學家”：幾年來，他不知往武漢長春街小學的新孩子劇團陳列館跑了多少趟，在歷史的塵埃中尋找珍貴的寶藏；他多次拜訪孩子劇團老團長吳新稼之子吳驊先生，從后人的口述中還原當年劇團的真實風貌；他甚至找到了其他團員的后人，錄下了很多帶著鄉音的童年記憶。正是這種對歷史的敬畏與執著，為他后面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于我這個責任編輯來說，前期準備工作中唯一的小波折，是關于字數的“拉鋸戰”。徐魯老師最初的創作大綱寫著“全書約15萬字”。我拿著計算器算了又算：如果按一般童書的字號和行距來算，這書得厚得像塊磚頭！“徐老師，能不能控制在8~10萬字？”我給他發信息，并以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千里江山圖》（孫甘露著）為例，一本16開的圖書有12.375個印張，版權頁字數將近25萬——這還是在正文字號小、沒有插圖的前提下。徐魯老師溫柔且堅定地回復我：“我總覺得，長篇小說就得有長篇小說的樣子。”最后，我們將作品規模定在13~14萬字?，F在想來，幸好沒有“砍”得太狠——正是那些藏在字里行間的細節，才讓這段歷史有了可觸可感的溫度。

在文史的縫隙里，做個細心的“修補匠”

幾個月后，13.5萬字的初稿終于躺在了我的郵箱里。徐魯老師在發給我的信息中反復叮囑：“有一些細節屬于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是為后面的情節埋下的伏筆，如果不經意刪除了，后面的情節就有點突兀。所以刪文字時請務必慎重?！蔽冶е蛴「遄x了整整兩天，那些在戰火中奔跑、歌唱、抗爭的少年，仿佛從紙頁里站了起來。但作為編輯，我知道，要讓這些故事既對得起歷史，又對得起孩子，還得經過三審三校的精雕細琢。在這個過程中，復審、終審和幾位校對老師都付出了很多時間和心血幫我一起查找資料，核對史實。

初審過程中，最費神的是與歷史“對答案”。因書稿是有史實依據的，文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和機構名稱，甚至孩子劇團的轉移路線都需要核對史料。比如書稿中寫戲劇《保衛盧溝橋》在卡爾登大戲院首演，我翻出上海檔案信息網的原始記錄，發現首演地其實是蓬萊大戲院。直接改掉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影響文中多處情節的鋪墊。我與徐魯老師商議后，最后改成“首批演出”，既尊重了史實，又保留了故事的場景感，用最小的改動達到最佳的效果。

最有趣的“挑戰”，來自上海方言。《孩子劇團》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的故事背景地在上海，下部則以武漢為主，因此徐魯老師在個別人物的對話里增加了兩地的方言俗語，以凸顯地理上的環境特色。徐魯老師是武漢人，描寫武漢的場景自然不在話下。可面對上海方言時，武漢的作家和東北的編輯都犯了難。書稿里5次出現“嬢嬢”，一次出現“娘娘”，這顯然是同一個稱呼。我查了多個工具書和資料，發現“嬢”是“娘”的異體字，且“嬢嬢”多在川渝地區使用，那么上海話里該怎么說？好在我的身后有龐大的“親友團”：上海本地的同事和教師朋友，他們又非常熱心地幫我詢問了家里的長輩和其他“老上?！?，得出的結論是爸爸的妹妹叫“娘娘”，爸爸的姐姐叫“dudu姆媽”（dudu不知是哪兩個字）。也就是說，“娘娘”是姑姑的意思?？墒窃谄胀ㄔ捓?，“娘娘”還有大家熟知的其他意思。朋友笑言：

“‘好的，娘娘?！x謝娘娘?！杏X在演《甄嬛傳》！”

我想到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旗下的上海辭書出版社可能會出版方言類的詞典，居然真的在我們出版園區小超市的書架上找到了《上海話大詞典》，確定“孃孃”才是上海話的正確用法。為了便于小讀者理解，我在書下加了腳注。此外，我根據詞典，將書稿中的“阿爸阿媽”改為“爸爸媽媽”，將“阿爺”改為“爺爺”，將撫養滬生的“阿婆”改為“阿奶”；同時改動了少量滬語對話。這些改動也得到了徐魯老師的認可。

《上海話大詞典》內頁

引文核對更是一場艱苦的“考古”工作。書中有段阿勇給爸爸念《包身工》的情節，我忽然想到，中學課本里的《包身工》是刪改過的，而20世紀30年代首次刊發的原文，才更符合故事的語境。徐魯老師為我的“按圖索驥”指明了方向——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里收錄了最初的版本。我在同事的幫助下找到了原始版本逐字核對，并添加腳注說明版本來源，既保證了引文的準確性，又為小讀者提供了史料考據的范例。

給插畫加塊補丁，讓歷史長出質感

文字定稿后，我和美編就開始考慮裝幀設計的問題，其中插畫師的選擇最為關鍵。我們在各自的資源庫仔細篩選，最終鎖定了何毅老師。他的手繪插畫作品細膩寫實，之前有過多次主題類少兒圖書的插畫創作經驗，其中《金珠瑪米小扎西》還榮獲了中宣部第十六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圖書類優秀作品獎，他筆下的少年總有種“眼里有光芒，腳下有力量”的朝氣蓬勃勁兒。

我們創建了工作群，多次在群里或開線上會討論，確定封面和插圖的內容、構圖。彩色插圖交稿后，徐魯老師和副總編朱老師都給了很好的修改意見?！胺b太整齊了！”徐魯老師認為，戰亂年月里的孩子應該是衣衫襤褸的，“請畫家給一兩個人物畫上帽子，有的可畫氈帽，有的可畫鴨舌帽或學生帽?！薄敖o少年們的衣服上加一兩塊補丁，或不同的圍巾?！边@些都是當年上海少年的“標配”。

《孩子劇團》插圖

封面設計更是改了又改：書名字體換了5版，連前勒口上的作者照片都換了3次——徐魯老師覺得原先的照片用了太多次，容易讓人有厭倦感，最后換成一張表情與書的氛圍更加契合的照片。

紙張的選擇也是很有講究的。我和美編對比了20多種紙樣，最終選定了帶紋理的藝術紙——摸起來既像老布的質感，又足夠挺括。封面上的書名燙黑金，再加上起凸工藝，顯得更加有質感。腰封紙的選擇，更是讓天秤座的我犯了“選擇困難癥”。由于封面是一張跨頁圖，內容比較滿，一般的白色腰封紙會破壞整體感。這時，我忽然想到兩年前我編輯《少年人的太陽》時，曾用半透明的硫酸紙當襯紙，于是我建議印務老師換成硫酸紙試試。打出數碼樣后，腰封和封面渾然一體，效果完全達到了預期。

當歷史的微光，照進孩子的眼睛

2025年5月，當《孩子劇團》第一包樣書運進編輯部時，摸著帶有紙墨香的圖書，我深知，這只是編輯工作的開始，做不好營銷工作的文字編輯不是好的策劃編輯。

還未來得及喘口氣，我們馬上開始了研討會的籌備工作。6月19日的北京居然難得的清涼，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主辦、上少社承辦的“熱血少年，抗戰奇花”——徐魯長篇小說《孩子劇團》作品研討會將多位專家、學者和媒體人聚集在一起。那天的研討從9點半持續到中午12點半，專家們仍意猶未盡。大家一致認為，從歷史角度而言，《孩子劇團》聚焦雖未身處戰火但極具意義的兒童抗戰群體，豐富了抗戰歷史的書寫維度；從教育層面而言，這本書以文學敘事的方式緬懷革命先烈，為當代兒童提供了生動鮮活的歷史教育讀本。

為讓這份熱血與赤誠離讀者更近，《孩子劇團》的線上、線下活動正在陸續開展中。7月，徐魯老師受邀走進武漢市武昌區曇華林武昌城史館，向在場的家長和小讀者們做了一場關于《孩子劇團》的講座。他在現場分享了自己多年來搜集史料、踏訪孩子劇團足跡的經歷，將烽火歲月里少年們不屈抗爭、向陽生長的故事娓娓道來。來自武昌區“新時代少年宣講團”的5位同學也滿懷熱情，向在場讀者宣講了當年孩子劇團在曇華林、在武漢三鎮的奮斗故事。

徐魯老師在武漢活動現場

自出版以來，《孩子劇團》捷報頻傳：不僅入選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資助項目，更先后躋身“中國好書”月度推薦書目、2025年 “上海好書”半年榜、2025桂冠童書“百強名單”，榮登《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優秀暢銷書排行榜總榜、等多個權威榜單，獲評《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5年上半年度優秀圖書，更成功入選浙江金華地區圖書推薦目錄，收獲了專家、媒體與讀者的廣泛贊譽與深度認可，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雙豐收”。

徐魯老師在《出版商務周報》的專訪里有這樣一句話：“我希望，今天的讀者們能從這些少年奮斗者的身上，感受到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奮發圖強，雖飽受挫折，卻依然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不斷浴火重生的精氣神。”（）從審稿時的史料梳理，到設計時的細節修改，再到出版后的傳播回響，《孩子劇團》的編輯歷程讓我確信：在尊重史實的前提下，用文學的匠心，讓那些熱血的少年故事穿越時空，成為照進當代童心的光，就是編輯工作的意義。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商務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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