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第二炮兵干部學校校長汪建英：我在南方走“長征”

在新四軍蘇中軍區蘇中公學留影。后排左六為汪建英。（圖源網絡）

我在南方走“長征”

汪建英

我父母很早就不在了，哥哥參加了早期的豫皖鄂根據地的紅軍隊伍。他在一次戰斗中犧牲后，我就把紅軍當成自己的親人，跟著他們顛沛流離。

1933年4月，我終于被正式吸收為紅軍隊伍的一員，第一個職務是連隊司號員。1934年冬，主力紅軍長征后，蘇區傾刻陷落。面對數倍于我之敵的“清剿”，我跟著所在的部隊留在南方八省，在項英、陳毅、高敬亭等人的領導下，以崇山峻嶺作為棲息地，在叢林里同清剿的國民黨軍展開了長達三年的游擊戰。當時，國民黨軍糾集了數十倍于我的優勢兵力，實行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政策，采取碉堡圍困、經濟封鎖、移民并村、保甲連坐、大肆燒殺等手段，進行長期反復的“清剿”。紅軍和游擊隊被分割包圍，活動地區日益縮小，處境極其困難。

三年中，我們幾乎每天都是在拼殺中度過的。我作為師長和政委的警衛員、通信員，一方面要拿槍打擊敵人，保衛首長；另一方面還要帶著一個大水壺，戰斗間隙為首長和戰友們燒開水。期間，沒吃過一頓飽飯，沒睡過一個安穩覺。那時我才明白，餓肚子沒覺睡的苦，有時比打仗還危險、還難熬。由于敵人持續清剿、全面封鎖，我們沒有米吃，只好天天喝南瓜湯、冬瓜湯，有時能啃上樹皮就很走運了。陳毅元帥曾在《贛南游擊詞》中描述過當時的情景：“天將午，饑腸響如鼓。糧食封鎖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數。野菜和水煮。”陳毅的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紅軍戰士的艱難處境。

打游擊，就意味著生活沒有規律。我們一般習慣在河塘邊睡，條件好時，砍來樹枝綁在一起，鋪上草，就算是“高級”床了。衣是絕對不敢脫的，一晚上要換好幾個地方，根本來不及脫。有時敵人找不到我們，就燒我們的“樹床”出氣。夏天，深山密林籠罩層層瘴氣，“四黑”橫行，即黑蚊子、黑蝴蝶、黑爬蟲、黑毒蛇。這“四黑”都有毒，被他們咬著了，輕則浮腫，重則喪命。宿營時必須輪流放哨，不停地搖樹梢，為戰友驅趕“四黑”。冬天，山雪紛飛，我和戰友們都是一件單衣、一雙赤腳，就這么睡在雪地里。實在冷了，就和戰友抱在一起取暖。我們每天走的都是“不是路的路”，后一個人還要把前一個人開出的“路”恢復成原狀。

三年游擊生活，隨時都有死亡的危險。我們師長、政委還有好多戰友都犧牲了，我也多次險些喪命。有一次休整時，突然槍聲四起，一大隊敵人撲來。我們剛沖出村時，“砰”的一聲，背上一痛，我一下被擊倒在地。奇怪的是我一翻身又起來了，一路沖殺甩掉敵軍，躲進一山廟。這時，才取下背著的醫藥包。一看，一個彈頭正好打進紗布繃帶，幸好沒穿透，我的命就被這背包給救了。

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革命有三大艱苦，紅軍長征、東北抗聯和南方游擊戰爭。郭沫若也對“南方的長征”推崇備至，稱贊這是“真正用鮮血、用生命寫出來的詩！”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牽制了大量的國民黨軍，在戰略上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行動，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并為華中、華南地區人民進行抗日戰爭保存了骨干力量。

后來好多人問我：“如果時光可以倒退，早知參加革命會留下打游擊，還會毫不猶豫當紅軍嗎？”我都會說：“三年游擊，是我一生最難忘的時期。”（王鋒、張少鋒整理，2007年6月）（選自卜金寶編著《口述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