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想“動”無核三原則？日本這步棋太敏感了

文︱劉瀾昌

當共同社的消息像火星四濺那樣傳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重新審視”那條寫進日本近代記憶里的無核三原則時，整個島國的空氣都變了味。1967年佐藤榮作提出的“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不是外交辭令，而是日本戰后安全話語的基石，是廣島長崎陰影下的政治承諾。如今有人在公開場合把“不運進”這半條挑出來審視，等于在老傷口上試探，用手指輕輕戳，問：會不會又痛？

高市把話題拉到“不運進核武器”，理由看似技術性的擔憂——這條原則可能阻止搭載核武器的美軍潛艇停靠日本港口，影響美方核威懾的部署。但問題不在“技術”，而在象征。對日本國內許多人而言，這條原則不是一塊政策文本，而是一批幸存者用生命換來的信念；對亞洲鄰國而言，這條原則是地區穩定與信任的一個觸點。一旦有人動手，反應不會只是政治辯論，而會喚醒歷史記憶與公眾恐懼。

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馬上站出來抨擊，指出在廣島、長崎被原子彈轟炸80周年這個節點上，該堅持無核立場。幾位原子彈爆炸幸存者的強烈反應更具有穿透力：他們說，無法接受這樣的想法，言語中帶著對戰爭與再次受害的恐懼。那不是抽象的歷史課本，那是皮膚之上的疼痛。政治家們談戰略、談同盟、談所謂“威懾”，而被轟炸過的老人們只問一句：要不要再讓孩子承受一次？

國際視角也并不平靜。中國國防部此前點名，認為日方近年來在突破和平憲法與“專守防衛”承諾、提升遠程打擊能力方面動作頻繁，走上了軍事擴張的路，需要被高度警惕。這種指責有其政治立場，但它同時反映了地區對日本政策變化的敏感神經。日本若在核政策問題上邁出一步，影響絕不局限于雙邊，而是會引發鄰國對安全環境的重新估算。

從另一個角度看，高市的想法也切中一個現實問題：美日同盟的負擔分配在變化。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軍事姿態、盟友的安全期待、潛艇停靠等具體軍事需求，確實是國家戰略討論的一部分。但把這些戰略需求放在本國公眾敏感的道德與歷史尺度上衡量，是每一個領導人必須小心的事。把國家安全邏輯硬塞進歷史創傷里，往往會引發比預期更強烈的反彈。

政治不是純粹的理性算計，它要面對歷史的重量和民眾的情感。高市若把“不運進”的條款當作可以在教科書式辯論中重新定義的條目，就低估了這份政策在社會記憶中的深刻意義。政綱可以修訂，歷史記憶卻不會隨戰略調整而消失。日本的政治與外交，如果忽略這一點，難免在國際輿論與國內民意之間被撕扯得更痛。

再回到現實操作層面：若真要調整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相關討論不會在幾天內結束。國會質詢、公眾抗議、幸存者的呼聲、鄰國的外交回應，都會像漣漪一圈圈擴散。野田要在國會上發起質詢，這是正常的民主程序，也可能成為社會檢驗這類提案的第一道防線。政治家的每一步，都要承擔被歷史放大檢視的風險。

高市的想法提醒了一個普遍的真相：任何國家的安全政策，都不是單純的軍事或技術問題，它與歷史的記憶、公眾的良知、地區的信任緊密相連。在日本，核問題聳立著一種跨代的倫理門檻。跨過這道門檻，付出的代價不僅是戰略調整的復雜賬本，還有鄰國的疑慮與民眾的恐懼。

話題會如何繼續展開，值得每一個關心東亞穩定的人關注。輿論、立法、外交多條戰線會同時運作；廣島長崎的記憶會繼續在公共空間發聲；國際社會會用各種方式表示關切或評判。最終，這是一場關于記憶與現實、倫理與利益、恐懼與安全的博弈。

當政治家在辦公室里討論“是否重新審視”某一條政策時，街頭巷尾的老人、受害者、鄰國的外交官、以及未來要承擔后果的年輕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表達關切。任何對歷史敏感問題的“重新審視”，都需要足夠的政治智慧與社會共識作為底座，沒有這份底座，最謹慎的戰略也會顯得搖擺不定、危險可疑。

日本的選擇既關乎自身，也牽動周邊。愿這次討論不是匆忙的政策試探，而是一場嚴肅的公共對話，在尊重記憶與權衡現實之間，找到一條能讓人民安心、讓鄰國放心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