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發聲：日本存立危機再起，中國的憤怒原因是什么？

最近，日本前首相候選人高市早苗在提及臺海議題時，拋出“日本存立危機事態”以及集體自衛權的概念，引發中日關系進一步緊張。從中國視角來看，這種言論絕非孤立事件，而是喚起對日本軍國主義歷史的深刻記憶。從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一直到珍珠港事件，日本帝國主義始終反復使用“國家存亡”概念作為對外擴張的核心論述，并以“生命線”、“自存自衛”、“危機”以及“帝國存立”等詞匯推動戰爭。80年后，又聽到“存立危機”，難怪我國從官員到網絡民眾都會炸鍋。

這套邏輯最早成形于滿洲事變前。昭和6年1月23日（1931年），時任滿洲鐵道總裁松岡洋右在帝國議會提出著名的“滿蒙生命線論”，稱滿蒙問題“關乎國家存亡，是國民的生命線”，強調其對日本國防與經濟的必要性。

滿蒙問題是關系到我國存亡的問題，是國民的生命線。當然在國防上、經濟上均需如此思考。

這段發言隨后被陸軍與媒體大量引用，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成為占領滿洲的核心正當化理由。例如，大阪朝日新聞當時強調滿鐵遭破壞將威脅日本利益，將軍事行動包裝為自衛反擊。

滿鐵雖然可以稱為我國半官半民的經營干線上，但絕不是僅僅為了我國利益而存在的東西……即使是破壞其設施，我們也絕不能姑息。我國守備隊立即采取排除措施，這是理所當然的緊急處理。

國際聯盟1932年的《李頓報告》（Lytton Report）亦詳細記錄了日本官方常以“生命線”（lifeline）形容滿洲，認為喪失滿洲將危及日本人民的生存。這些說法在中、俄等史料中同樣存在，例如蘇聯文獻也明確寫出滿洲經常被稱為日本的生命線（Маньчжурию часто называют ?линией жизни? Японии），并稱日本害怕來自未來結束分裂而變強大的中國和俄羅斯，威脅日本生存，因此滿洲的主要利益是日本戰略秩序的利益。由于滿洲對日本的政治和經濟重要性，滿洲常被稱為日本的“生命線”。在李頓報告羅列了日本在滿洲的權利后，承認道：這份關于日本在滿洲權利的清單清楚地表明了該國與滿洲中國之間所建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關系的特殊性。

從中國角度看，這正是日本侵華的起點，用“生命線”包裝侵略野心，罔顧中國主權，釀成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

七七事變后，日本并未立即提出如1931年般強烈的“存立”、“存亡”論調，但軍方逐步將華北定位為滿蒙的后方與延伸，認為中國抗日將切斷資源供應線，進而危及“滿蒙生命線”。這種“第二生命線”的說法出現在陸軍省與關東軍的內部文件中，并逐漸納入日本后期的戰略論述。

至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更將“支 那事變”與“南方資源確保”相鏈接，主張若不在中國取得勝利，帝國將面臨資源枯竭，最終仍會回到“存立難以維持”的框架。這直接為后來的太平洋戰爭鋪路。NHK報道也指出，當時已經把支 那事變（七七事變后的戰爭）正式納入“自存自衛”“帝國存亡危機”的框架，認為不解決中國戰場就無法確保資源，帝國就無法存續。這套說法從1938年北支開發開始醞釀，1941年完全定型，與九一八的“滿蒙生命線論”完全同一脈絡。

為處理支 那事變，推進自存自衛的基礎，推進南方進攻的步伐。

對中國而言，這段歷史是血淚斑斑的。日本以“自衛”為名，擴大侵略，造成無數中國軍民傷亡，至今仍是民族傷痛。

“國家存亡危機”的正式化則出現在1941年。美國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后，東京高層在御前會議上明確將其定義為“存立危機”。同年12月8日，日本發布大東亞戰爭《開戰的詔命》（美國及英國ニ對斯爾宣戰ノ詔書），以最高層級的官方語言宣稱“帝國之存立”受到威脅，并強調日本“無所選擇，只能為自存自衛而起”。

帝國之存亡亦正面臨危殆之境，事已至此，帝國須立即崛起，打破一切障礙。

東條英機在就職演說與開戰廣播中也反復強調“自存自衛”的重要性。戰后，美國與盟軍公布的日本文件同樣顯示，日本以“確保帝國存在”為開戰理由，將石油禁運與“ABCD包圍網”（ABCD包圍陣，意即美國、英國、中國、荷蘭）描述成壓迫日本的致命危機。

總的來說，二戰期間的大日本帝國持續以不同詞匯包裝同一套邏輯：資源受到威脅，就宣稱面臨國家存亡；只要對手阻礙其擴張，就稱攸關帝國存立，必須以自存自衛名義發動戰爭。

再回顧高市早苗長年來的言論，還有現在觸動兩岸敏感神經的時刻又拋出“日本存立危機”與集體自衛權，如果我們中間某些人不理解官方為何反應這么大，那也許需要省思的反而是你們是否有基本的歷史素養。作為中國人，我們從歷史中看到，日本的“存立危機”往往是侵略的幌子。今天，面對臺海議題，這種話語的復蘇，讓人警鈴大作。它不僅挑戰中國主權，更可能重蹈歷史覆轍。

歷史不是簡單的過去，而是活生生的教訓。中國人民不會忘記那段屈辱，不會允許類似借口再次得逞。希望通過這篇文章，大家能從中國視角審視當下，維護和平，警惕戰爭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