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不能支持人販子一律死刑？

昨天在群里看到有人轉發“支持人販子一律死刑”的帖子，群里不少人都跟著刷屏。說實話，作為一個母親，我比誰都恨人販子。如果法律允許，我恨不得親手懲罰那些拆散家庭的罪犯。但冷靜下來想想，如果真的實行“一律死刑”，結果可能會讓更多孩子陷入危險。

幾年前我老家發生過一個案子。人販子拐了一個三歲男孩，開車運往外地途中，孩子一直哭鬧。當他們聽說警方設卡檢查時，因為知道拐賣兒童不會判死刑，就把孩子放在路邊草叢里。孩子后來被找到，平安回家了。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法律規定拐賣必死，那幾個人販子會怎么做？他們很可能為了消滅證據而殺人滅口。對一個已經犯了重罪的人來說，殺不殺人都是一死，那為什么不選擇更難被發現的方式呢？

這就是最殘酷的現實——法律懲罰的嚴厲程度，需要與想要保護的生命價值相匹配。

我國刑法其實對拐賣兒童罪的最高刑罰就是死刑。但不是所有情況都判死刑，而是根據具體情節——比如是否使用暴力、是否造成傷亡、是否屬于集團犯罪首要分子等。這種區別對待是很智慧的。

我請教過一位從事打拐工作多年的老警察，他說了一個讓人心酸的觀點：“我們最怕的不是人販子判得不夠重，而是被拐的孩子回不了家。如果每一起案子都變成殺人案，那多少個家庭能承受這樣的結果？”

他講了一個真實案例。某地警方抓獲一個人販子，但他死活不肯交代把孩子賣到哪里了。審訊過程中，警察給他看了孩子母親哭暈在醫院的照片，說：“你現在說出來，這孩子還有機會回家過年。你也有老有小，將心比心吧。” 經過長時間心理攻堅，人販子終于提供了線索，孩子被成功解救。

“如果他知道自己橫豎都是死，還會配合我們嗎？”老警察反問。

法律的目的不僅是懲罰，更重要的是預防犯罪和挽回損失。對不同程度犯罪保持量刑上的彈性，實際上是為了給受害者留出生存空間。

我理解大家對人販子的憤怒。每次看到被拐兒童父母痛哭的畫面，我都忍不住落淚。但正因為我們珍視每一個孩子的生命，才不能在法律上“一刀切”。

就像我們教育孩子一樣——懲罰不是目的，讓他們知錯能改才是目的。法律也是如此，它需要給犯罪者留下悔改的余地，給受害者留下生還的機會。

有人說：“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應該買賣同罪，都判重刑！”這個觀點我很贊同。實際上，近年來我國法律已經加大了對買方的處罰力度。但同樣，也要區分情況——是明知故犯，還是被蒙騙？是長期虐待，還是視如己出？這些因素都會影響量刑。

法律就像一位智慧的長者，它既要有嚴厲的一面，也要有慈悲的一面。

大家可能還記得，2015年朋友圈曾經刷屏過“支持人販子全部死刑”的活動。當時一位法律專家說得很好：“公眾的憤怒值得尊重，但立法不能憑情緒。我們要考慮法律的社會效果。”

這話點醒了我。是啊，我們制定法律是為了解決問題，而不是發泄情緒。如果嚴厲的刑罰反而讓犯罪變得更暴力、更隱蔽，那豈不是與初衷背道而馳？

打個比方，這就像我們握沙子，握得太緊，沙子反而從指縫中流走；適度松緊，才能留住更多。

我認為，與其一味呼吁加重刑罰，不如推動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大打擊力度，增加警力資源投入，提高破案率。如果每個拐賣案件都能迅速偵破，那人販子自然會收斂。

二是完善源頭預防，比如加強社區巡邏、普及防拐知識、建立失蹤兒童快速反應機制。

三是幫助被拐家庭，包括心理輔導、就業支持等，畢竟他們承受的痛苦是我們無法想象的。

法律不是快意恩仇的工具，而是維護社會利益的平衡器。它要在懲罰犯罪、預防犯罪、保護受害人等多個目標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

下次再看到“一律死刑”的倡議時，也許我們可以多想一步：這樣的規定真的能保護更多孩子嗎？當我們為孩子創造一個更安全的世界時，光有憤怒和嚴厲是不夠的，還需要智慧和理性。

畢竟，我們最終的目的，是讓每個孩子都能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