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柔軟的筆鋒，最堅硬的風骨：書法里的氣韻與精神

在豐富燦爛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中國書法無疑是獨特且極具東方哲學意味的代表性藝術。它以筆墨為魂，以文字為骨，寄托著中國人特有的人生意趣、藝術追求與精神氣質；它以一種看似簡單的形態，構建了一個令無數人為之沉醉的藝術世界。

書法伴隨著漢字的產生與演變而發展，歷經三千多年，形成了篆、隸、楷、草、行五大書體。每一種書體，都如同一幅流動的歷史長卷，講述著不同朝代的興衰更替與文化變遷。同時，它們以其超越時空的普遍形態，成為中華文化的載體，展現著中華兒女的精氣神。2009年，中國書法（指傳統軟筆書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中國民族報2025年11月14日第5版。

小篆：

“書同文”見證“大一統”實踐

▲秦代李斯小篆《泰山刻石》原拓修整本（局部）。資料圖片

在新疆和田民豐縣尼雅遺址出土的漢代木簡殘片上，考古學家發現了秦漢時的啟蒙課本《倉頡篇》片段。“倉頡”，是傳說中漢字的創造者。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他通過鳥獸的腳印，分析得出可以用形來區分事理，于是始創文字，這就是象形造字。象形造字使中國文字獨具特殊的造型，為中國書法的藝術創造奠定了基礎。

事實上，從歷史發展來看，文字并非一人一時所創，而是中華文明演進的成果。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出現了帶有文字意味的刻畫符號。到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已成為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運刀如筆的甲骨文，直線較多、方折為主，文字縱列，具備了用筆、章法等一些基本的書法要素。金文是指鑄在各種青銅器上的銘文，流行于商周之時。金文首先刻在模具上，然后澆鑄，呈現出圓潤柔韌的特點。周人重禮，在禮器上留下了大量金文。

西周的金文風格隨時間而流轉，前期樸茂渾雄，中期則典雅圓潤。到西周晚期，金文趨于成熟，線條更為統一，風格多樣化，彰顯出大篆的成熟風貌。春秋戰國時期，書寫載體日趨豐富，金石、簡帛等并用于世，因而衍生出簡牘的“刀味”、帛書的“筆味”、金文石刻的“金石氣”，共同構成中國書法豐富的藝術格調。

廣義而言，秦統一之前的文字統稱為“大篆”。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基于自身地域特征，發展出不同的書體書風：燕國文字樸實嚴謹，齊國文字勁瘦頎長，南方楚國等創造出一種裝飾性的類似鳥或蟲形的鳥蟲篆。秦國原本僻處西陲，文字也自成一體，《石鼓文》是其文字代表。這一文字去除金文的裝飾性，也沒有中原和南方文字的繁瑣，呈現出自然質樸的特征，后來逐漸演進為“小篆”。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后，秦始皇通過“書同文、車同軌”等政策強化中央集權，促進經濟文化交流。

小篆成為秦代的官方文字，主要用于文書記錄、紀功刻石等正式場合。秦始皇命李斯、趙高、胡毋敬分別用小篆體編寫了《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推行到全國作為文字范本，同時廢除了原來各國不同形態的文字。小篆筆畫勻稱、圓起圓收，結構嚴謹對稱，確立了漢字“方塊化”的基本格局，成為后世書體發展的基石。李斯所作小篆筆法精嚴，線條圓潤，結構均衡，是一種典型的“玉箸篆”，唐代張懷瓘在《書斷》中盛贊李斯小篆為“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作為小篆的整理與推行者，李斯的代表作《嶧山碑》與《泰山刻石》，至今仍被奉為小篆的圭臬。

文字的統一，極大地推進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和發展的進程。縱然有山水之隔，但只要“書同文”，人們便浸潤于共同的中華文化傳統之中，共享一片遼闊的精神疆域。這種基于書寫的強大統一性，為中華民族共同體鑄就了穩固的基石，塑造了中華兒女延綿不絕的文化基因。

漢隸：

中國書法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

▲東漢隸書《史晨碑》前碑（局部）。資料圖片

相傳，秦代一名負責縣獄文書的小吏程邈，因政務繁重，為求書寫便捷，便在篆書的基礎上創制出一種新的書體，后世稱為“隸書”。

“隸”就是徒隸，指刑徒奴隸或獄卒。正是像程邈這類基層書吏的現實需求，推動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催生了隸書的產生。

隸書本質上是“篆之捷也”，也就是篆書的簡易快速書寫。它的主要特點是把小篆的曲線變為平直，圓轉不斷變為方折斷筆，形成橫、豎、捺、鉤、折、點等筆畫，從而奠定了后世漢字筆畫系統的基礎。

這場“隸變”，實際上早在戰國時就已悄然發生。在四川青川縣郝家坪戰國墓出土的木牘上，已出現篆隸之間轉化的痕跡：字形從圓而狹長變為方扁，出現了隸書的筆法，被視為最早的“古隸”。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秦簡，亦篆亦隸，筆間已見過渡形態。

從戰國到秦漢，篆書筆畫不斷簡化，形體漸趨方扁，并出現了隸書特有的波磔捺腳。至漢代，隸書取代篆書，成為官方主流字體，并在東漢臻于成熟。成熟的漢隸在筆畫上形成了“蠶頭燕尾”的典型特點，在結構上橫向取勢，更適應簡牘書寫。新書體不僅極大提升了書寫效率，也為藝術表現開辟了新境。

東漢隸書碑刻林立，風格各異，以其精湛技藝成為后世書法典范。《曹全碑》秀逸多姿，《張遷碑》古樸雄強，《西狹頌》粗獷剛健，《石門頌》疏宕奔放。刻于東漢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現藏于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碑文記載了曹全任職郃陽令時平定動亂、興修水利等事跡。《曹全碑》以圓筆為主，運筆穩健而見平和氣度，格調秀逸俊美。現藏于山東泰安岱廟中的《張遷碑》，刻立于東漢中平三年（186年），內容為蕩陰縣令張遷勤政愛民、抵抗黃巾軍的事跡。碑文書法以方筆為主，筆畫端直凝厚、粗細相間，于樸拙中見雋秀。

漢隸高峰當推“孔廟三碑”《史晨碑》《乙瑛碑》《禮器碑》，康有為稱其為“漢隸之極則”。其中，《史晨碑》刻立于東漢建寧二年（169年），兩面刻文，又稱《史晨前后碑》。前碑稱《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是魯相史晨上呈朝廷關于祭祀孔子的奏章；后碑稱《魯相史晨饗孔子廟碑》，記述了史晨孔廟祭祀的具體事跡。《史晨碑》以圓筆為主，方圓兼備，筆法嚴謹，結構嚴整，氣象莊重典雅，與其祭祀孔子的內容相得益彰。《禮器碑》更被視為“漢隸第一碑”，前人贊其“瘦勁如鐵，變化若龍”“漢人書以《禮器碑》為第一”，堪稱技術與藝術的完美統一。

漢隸石刻中規模最大的則是刻于東漢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的《熹平石經》，其有石碑46通，雙面刻文。石碑上刊刻由蔡邕等學者校訂的儒家經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學石刻。其書法亦出自蔡邕等儒士之手，端莊雄健、雍容典雅，透出恢弘的廟堂氣象，被視為漢代隸書的集大成之作。

漢隸碑刻是中國書法與刻石藝術的結合，共同構成不朽的中華文化豐碑。《曹全碑》《張遷碑》紀功頌德，為中華民族樹立精神楷模；“孔廟三碑”承載道統，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規模宏大的《熹平石經》統一經典，增進中華文化認同。這些碑刻不僅是中華文化的瑰寶，更在弘揚民族精神、傳承文化傳統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唐楷：

法度與人格渾然一體

▲唐代顏真卿《顏勤禮碑》（局部）。資料圖片

中國書法經歷“隸變”之后，確定了以橫豎為骨架的方正結構，并由此演變出新的書體——楷書。

“楷”者，楷模也，意指其法度嚴謹，“字體端正，用筆合法”，可作為習字范本。漢末魏初的鐘繇是楷書發展的重要人物，史書稱他“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

早期楷書雖仍帶隸書筆意，但通過簡化橫捺、收斂波磔，逐漸形成清勁平直的面貌。魏晉南北朝時期，楷書因地域之分，形成了南北兩派。北派拙樸方正，隸味猶存，這就是后世所說的“魏碑”。在書法史上，魏碑常被視為漢隸與唐楷之間的一種過渡性字體，但從藝術境界來說，魏碑有自身的特點與魅力。康有為形容魏碑有十美：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越、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美。

南派楷書則以東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他們化去鐘繇楷書橫向取勢的隸味，轉為方長體勢。“二王”于尺牘間留下了姿態妍美、俊逸秀麗的書法。

南北楷書至唐代融匯合一，終將楷書藝術推向頂峰——唐楷。唐楷以法度森嚴而著稱，筆法完備、結構精準，形成成熟的書法體系。唐朝以科舉取士，要求考試者的書法“楷法遒美”，應試者因此不得不苦練楷書。唐朝還設有書學博士，職責之一就是書法教學。楷書因此在唐朝盛行一時。

初唐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三大名家繼承、融合南北楷書，開創了唐楷宏大格局。至顏真卿、柳公權，更以“顏筋柳骨”樹立后人學習書法的千古楷則。被尊為書壇“亞圣”的顏真卿，其書法堪稱楷書藝術的成熟典范。他兼收南北書風，遠紹“二王”，近學張旭，一改初唐瘦硬之風，創造了豐腴雄渾、正氣磅礴的“顏體”。顏真卿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字如其人”的典型代表，他的忠烈正氣與他的書法交相輝映，照耀千古。柳公權是唐楷的集大成者，他遍閱歷代書家，主要學習歐陽詢與顏真卿，形成了自己法度嚴謹、骨力遒勁的藝術風格，世稱“柳體”。

自唐朝開始，“學書先學楷”成為共識。張敬玄說：“初學書先學真書，此不失節也。”蔡襄說：“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于行草，亦不離乎楷正。”一方面，楷書法度嚴謹，可為習書者奠定扎實基礎；另一方面，其“正”之特質，亦成為塑造士人品格的途徑。歷史上，怠于朝政的唐穆宗有一次向柳公權請教書法，柳答：“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這一故事被后世稱為“筆諫”，深刻揭示了書法與人格修養的內在聯系。

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書法早已超越技藝層面。北宋書法理論家朱長文評歐陽詢的書法“剛勁不撓，有正人執法而折廷諍之風”，認為虞世南的書法“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然而合含剛特，謹守法度，柔而莫瀆，如其為人”，稱贊顏真卿的書法“其發于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書法境界與人格品性合而為一，是書家技藝、學術與人格素養的整體展露。學書與做人渾然一體，成為中華文明中獨特的文化現象。

行草：

個性與情感的筆墨表達

▲東晉王羲之《蘭亭序》（局部）。資料圖片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在會稽山陰之蘭亭，一批北方南渡的士族舉行上巳節修禊之禮。在曲水流觴、水邊宴飲之后，微醉的王羲之揮筆寫下了一篇酣暢淋漓的序文，這就是后世稱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序》。

▲浙江紹興蘭亭景區鵝池。新華社發

▲東漢張芝草書《冠軍帖》（局部）。資料圖片

中國書法在講究法度與規則發展的同時，亦沿著簡捷實用的路徑演進。“隸變”之后，為求速書，又演變出章草。章草“既隸書之捷”，是隸書的簡捷寫法。傳說章草為漢代黃門令史游所創，他的《急就章》是章草的代表作之一。章草雖存隸書梗概與橫勢，卻通過大量簡省實現快速書寫。其后進一步草化，筆勢連綿、突破單字獨立。至唐代，出現了縱橫恣肆的狂草，或稱大草。與狂草相對的是一種小草，小草形態較小而筆畫簡省，筆勢萬變但法度嚴謹。草書以其變幻莫測的藝術魅力，融自由與法度于一體，被譽為“書法之冠”。

介于楷、草之間的是行書，相傳為東漢劉德升所創。行書之名源自西晉的《四體絕書》，其實際上是一種書寫更快、容易辨認的實用性書體，它的特點是筆畫減省、用筆靈活、筆勢流動、體態多變。行書發展的里程碑是“書圣”王羲之的《蘭亭序》，它完美融合了行書的實用性與藝術性，開拓了行書的書法藝術境界。行書是在中國社會中影響和應用最廣泛的書體，后世名家、名作輩出。

高超的書法技藝源自超乎常人的勤修苦練。書法史上，有王羲之“墨池”的故事，傳說他刻苦練字，洗筆洗硯把一池子的水都染黑了。后來曾鞏特意寫有《墨池記》，以王羲之為榜樣，教導世人一切卓越皆非天成，惟在勤學不輟。與“墨池”齊名的還有智永禪師的“筆冢”。智永襲“二王”書風，他在吳興永欣寺時，數十年勤練不輟，用禿的毛筆積攢了十甕，后來他將它們一起埋葬，起名“退筆冢”。“筆冢”“墨池”是中國書法傳統中勤奮不息精神的生動寫照。

行書、草書還因其靈動多變，成為書家抒發個性與情感的獨特載體。被韓愈稱為“變動如鬼神”的張旭，從擔夫爭道的場景而領悟筆法線條之間的揖讓進退，見公孫氏舞劍而領悟書法的神韻。他與懷素并稱“癲張醉素”，兩人共筑草書高峰。被視為中國書法巔峰的《蘭亭序》，則以渾然天成的書法技藝，表達了對人生、對自然、對生死的深刻感受，包含了儒家對人生的熱情、道家對自然的體悟、佛家對生死的超脫，是融合中國書法、文學與哲學的偉大藝術作品。

中國書法，一字一詞見文化，一點一畫現法度。它以筆墨紙硯為物質條件，以線條結構為表現形式，以書家的人文素養為精神根基，創造了人類文明中最為獨特、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藝術。它以最柔軟的獸毫，塑造出蒼健遒勁、力透紙背的藝術效果；用最簡潔抽象的黑色線條，創造出極其豐富的文化世界。

自古至今，中國書法在創新中發展，在歲月中演化出萬千氣象，續寫千年文脈的同時，也書寫精彩的中國故事，傳承和弘揚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

監制 |肖靜芳

統籌 |安寧寧

編輯| 周芳 吳艷

制作 |劉藝璇

來源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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