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紅軍為何沒出元帥？下轄四個軍，軍長分別是什么軍銜？

“山頭主義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殊情形的產物，應該承認這個東西。我們領導革命要從認識山頭，承認山頭，照顧山頭，到消滅山頭，克服山頭主義。”

這是毛主席曾經說過的一段話，側面也表明，“山頭”是客觀存在的。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江湖，土地革命時期人民軍隊有三個大的“山頭”，即三大主力方面軍；還有兩個小“山頭”，即留守南方的游擊隊和陜北紅軍。

這里面除了陜北紅軍外，其他四個“山頭”55年都出了元帥。要知道1936年中央對陜北紅軍進行了一次整編，其也有四個軍，實力不容小覷，為何沒有出一個元帥呢？

另外，既然沒有出元帥，陜北紅軍的這四個軍長后來又是什么軍銜？成就如何？

一、缺乏代表人物的陜北紅軍

其他的幾個“山頭”，都有不可取代且一直在重要崗位上的代表人物，但陜北紅軍幾位創建者去世得都太早了。

如果謝子長、劉志丹還在世，高崗沒犯錯，那情況就完全不同。謝、劉都是陜北根據地的創建者，高則是后來扛起陜北紅軍旗幟的那個人，除了他們三，其余的資歷或職務都夠不上元帥的標準。

或許有人會疑惑，高有這個資格嗎？事實上，他如果參與評銜、沒走錯路，大概率是能躋身元帥且排名還比較靠前的。

高在戰爭年代的歷史職務：紅26軍政委、紅15軍團副政委、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政委、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

待四野南下，他擔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在后來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立下大功，連志愿軍司令員彭老總都多次夸贊。

為什么我會說正常情況下，高參與評銜就能獲得元帥呢？看兩個名單，一是大軍區司令員。

建國初期共有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個大軍區，除東北外，其他五個大軍區司令員都是元帥。

還有就是軍委副主席，新中國成立時軍委副主席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五人，51年增補林彪、高崗兩人。

54年再增補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七人。這里面參與授銜的，都是元帥，排名還跟55年的順序一模一樣，所以如果搞參與授銜，情況可以參考。

二、四個主力軍軍長的發展

中央抵達陜北后，陸續對陜北紅軍進行整編，共有紅27軍、28軍、29軍和30軍這四個軍。

紅27軍軍長賀晉年，陜西安定人，早年曾在國民黨部隊中做兵運工作，后又參與創建、發展數支游擊隊，是陜北紅軍的重要領導人。

中央抵達陜北之初，賀晉年擔任紅15軍團第81師師長，紅27軍重新組建時他又出任軍長。

在抗日戰爭中，他主要留在后方，歷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1團團長、陜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三旅旅長兼三邊分區司令員、中央西北局委員。

到解放戰爭，就去往了東北戰場，親歷剿滅土匪謝文東、李華堂部的戰斗，也參加過四平、遼沈、平津、湘贛等著名戰役，曾任四野15兵團副司令員兼第48軍軍長。

建國以后他被調到東北軍區，擔任軍區副司令員，后來在高崗的支持下，還陸續兼任軍區防空、衛戍、裝甲兵部隊司令員和中朝聯合鐵道運輸指揮部司令員，位高權重。

可在1954年，高出事了，原本關系親密、綁定頗深的賀晉年無法避開，就導致職務、軍銜都受到影響。

擬授名單上，賀晉年是大校，這個結果顯然有些不公，后來有賀老總、彭老總等人鳴不平，毛主席聽后也很驚訝：

賀晉年是陜北紅軍的創始人，當年我們長征到達陜北，還要感謝陜北同志的幫助呢。以賀晉年的資歷和功勞，起碼也應該是少將，怎么才能是大校呢？最終賀晉年軍銜定格在少將。

紅28軍的首任軍長是劉志丹，可惜他1936年4月犧牲在了東征途中，之后這支部隊就由中央紅軍的宋時輪領導。

宋時輪的履歷也較為順利，后來擔任過八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冀熱察寧軍區司令員、山東野戰軍參謀長、華野10縱司令員等職。

他最被人熟知的，當然是曾任第九兵團司令員，率部在朝鮮戰場進行了艱難的長津湖戰役，此戰爭論很多，對他也有一定影響。

從朝鮮回國后，宋時輪就逐步轉到軍事教育領域，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紅29軍首任軍長是蕭勁光，這位紅一方面軍出身的將領，很快就調回中央工作，之后就讓李仲英接任軍長。

李仲英是陜西安定人，曾混跡于哥老會當中，后來受到謝子長等人感召，毅然帶著一票兄弟參加革命。他的職務跨度變動很大，有時領軍作戰，有時去搞統戰，曾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

1937年中央移駐延安不久，李仲英被任命為紅29軍軍長，率部參加對三邊地區的剿匪戰斗。任務完成，他又被調離部隊轉到抗大學習。

全面抗戰爆發后，李仲英擔任八路軍120師359旅參謀長，比起陜北紅軍出身的賀晉年、閻紅彥等人都要高。但是，李仲英在359旅沒干多久，很快返回抗大擔任游擊戰執行軍事教員。

他這一生，就是有這樣的反復調動，因而后來職務就不太高，到1948年8月都只擔任了西北野戰軍8縱14旅副旅長兼參謀長。

西北基本解放后，李仲英調為甘肅臨夏軍分區司令員兼分區黨委書記，多次深入剿匪，維護地區的穩定。

但由于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犯了簡單急躁的錯誤，1950年8月，李仲英被調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管教處處長。

在這個職務上，他又遭人舉報有吸食鴉片的舉動和投機倒把的行為，因而在“三反五反”中，被當成典型處理。

對此，李仲英很不服，他說：我打仗肺部受過很嚴重的傷，有時說話、呼吸都會劇痛，吸食大煙是出于醫療需要，得到了張聞天的批準。我也沒有貪污，轎車是王震基于我們的老交情送給我的。

但這些話沒起到作用，上級反而認為他這是在對抗政策，隨即西北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對李仲英進行嚴肅處理，并撤職查辦。

李仲英跑到北京去找毛主席申訴，主席寬慰了一番，讓他找到中央黨校住一段時間，等查清事情經過才給他答復。

但李仲英性子很急，在北京沒生過幾天就返回西安，回去就被安置在西北高干療養院，定性的結果沒辦法再改變。

1954年有人舊事重提，西北局以“擺老資格、抽大煙”等罪名，將李仲英開除黨籍，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此后李仲英就在省農牧廳、水利廳、林業廳這些崗位上被賦閑，直到1961年離世。

紅30軍軍長是閻紅彥，陜西安定人，15歲時就加入共產黨員李象九的部隊，16歲時入黨。

他也是陜北紅軍的重要人物，陜甘游擊隊成立時，謝子長是總指揮，劉志丹是副總指揮，閻紅彥是第一大隊大隊長，級別沒差多少。

很長一段時間，閻紅彥職務也不低，擔任過八路軍留守兵團第一旅政委、晉冀魯豫野戰軍三縱副司令員、二野第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職。

不過在重慶解放后，閻紅彥逐步轉入地方工作，歷任川東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四川省委副書記、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等職，55年1月還當選為四川省副省長。

這年只要離開軍隊系統的人，正常來講都不參與授銜，閻紅彥本來也會是這種情況。

但陜北紅軍也是個“山頭”，必須要出一個上將代表，翻遍全軍，要么早逝、要么犯錯或被犯錯影響，要么就是資歷不夠，看來看去，只有閻紅彥合適。

因此，授銜前閻紅彥被緊急任命為成都軍區第一副政委，重新穿上軍裝的閻紅彥在同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