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DP超日本后、持續高增長，日本卻不增反降？犯什么“錯誤”

中國在2010年GDP（5.8萬億美元）超過日本（5.4萬億美元）后，中國GDP高速增長到18.9萬（2024年）億美元，而日本卻只有4.03萬億美元（2024年），越來越少；核心因素是什么？犯了什么“致命的錯誤”？

中國GDP超過日本后“持續高增長”是事實。2010年后，中國經濟雖然增速放緩，但在2019年前基本保持了6%以上的高速增長，經濟體量迅速拉大了與日本的差距。

日本“不增反降”則需更精確地描述。日本的名義GDP確實因為通貨緊縮和日元匯率波動等原因，在某些年份出現停滯甚至倒退。但其實際GDP（剔除通脹因素）在過去三十年更多是“超低增長”或“零增長”，而非持續的負增長。它經歷的是“失去的三十年”，一個長期的經濟停滯期，而不是經濟崩潰。

將這種巨大差異簡單歸結為日本犯了“致命的錯誤”可能過于簡單化。這更是一場由結構性因素、歷史時機和政策應對共同作用的復雜結果。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部分：中國為什么能持續高增長？（增量邏輯）

中國的崛起，是抓住了歷史性機遇，并成功將潛力轉化為動力的過程。

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這是根本。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釋放了壓抑已久的生產力和創造力。

巨大的人口紅利：龐大、年輕且成本相對低廉的勞動力，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完美承接了全球產業轉移。

后發優勢與技術追趕：中國不必重復“發明輪子”的過程，可以直接引進、消化、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大大縮短了發展時間。

大規模投資和基建驅動：政府主導的高強度投資（高鐵、港口、機場、通信網絡等）不僅直接拉動了GDP，更為經濟發展鋪設了快車道。

全球化與加入WTO：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讓中國徹底融入全球產業鏈，獲得了巨大的外部市場、資本和技術。

簡單說，中國在2010年時，仍處于一個“從1到N”的快速復制和擴張階段，增長空間巨大。

第二部分：日本為什么陷入停滯？（存量困境）

日本的問題，是一個“成熟經濟體”在達到頂峰后，內外部各種問題集中爆發的典型。與其說是“致命錯誤”，不如說是在多個關鍵節點上，未能有效扭轉下滑趨勢的“政策困境”和“結構性陷阱”。

1. 根源：泡沫經濟破裂的后遺癥（資產負債表衰退）

這是所有問題的起點。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為應對出口壓力采取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巨大的資產泡沫（股市和房地產）。1991年泡沫破裂，其影響是毀滅性的：

國民財富蒸發：股市和房價暴跌超過60%，無數中產返貧。

“資產負債表衰退”：這是經濟學家辜朝明提出的著名理論。企業和家庭的核心目標從“追求利潤最大化”轉變為“負債最小化”。他們不再投資和消費，而是把所有現金流拿去償還債務，即使利率為零。這導致了總需求的持續萎縮。

銀行系統癱瘓：銀行被海量的壞賬拖累，無法向有活力的新企業貸款，整個金融體系失去造血功能。

所謂“錯誤”之一：對銀行危機處理猶豫不決。日本政府未能像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那樣迅速、果斷地清理銀行壞賬，而是選擇掩蓋和拖延，讓大量本應破產的“僵尸企業”茍延殘喘，占用了社會資源，扼殺了創新和活力。

2. 核心挑戰：難以逆轉的人口結構

這是日本最根本、最無解的結構性問題。

深度老齡化和少子化：日本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這意味著：

勞動力持續減少：生產者變少，經濟活力自然下降。

國內市場持續萎縮：消費主力軍（老年人）消費意愿低，社會總需求不足。

養老金和醫療開支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擠壓了政府用于創新和發展的財政空間。這個趨勢一旦形成，幾乎不可逆轉。任何經濟政策在巨大的老齡化浪潮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

3. 政策困境：通縮陷阱與“安倍三支箭”的局限

通縮心態：泡沫破裂后，日本人習慣了物價不漲甚至下跌。這導致一個惡性循環：大家預期明天會更便宜，所以今天不消費，導致企業賣不出去東西，只能降價裁員，進一步加劇通縮。日本銀行（央行）雖然在1999年就實施了零利率政策，但已經無法喚醒消費和投資信心。

刺激政策效果遞減：為了刺激經濟，日本政府多年來反復使用財政手段，大搞公共建設。但結果是政府債務飆升（目前是GDP的260%左右，全球最高），而經濟增長效果卻越來越差。

所謂“錯誤”之二：未能盡早打破通縮預期。日本央行在對抗通縮上行動太晚、力度太小，直到2013年“安倍經濟學”推出后才進行大規模量化寬松，但為時已晚，通縮心態已經根深蒂固。

4. 社會與企業文化：失去了“貪婪”和“速度”

風險規避文化：經歷泡沫破裂的慘痛教訓后，整個社會變得極度厭惡風險。企業不愿意大膽投資，年輕人傾向于考公務員追求穩定，創業精神和創新活力遠不如美國甚至中國。

商業模式固化：日本在傳統制造業（汽車、精密儀器）和特定領域（材料、B2B）依然強大，但未能抓住互聯網和平臺經濟的浪潮。全球性的消費科技平臺（如Google, Amazon, Facebook, 阿里巴巴, 騰訊）無一出自日本。

終身雇傭制的瓦解：雖然終身雇傭制正在瓦解，但新的靈活勞動力市場并未完全建立起來，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企業調整困難。

總結：不是“致命錯誤”，而是“時代困境”

將中國的成功和日本的停滯放在一起，更像是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敘事：

中國講述的是一個“追趕者”利用全球化紅利和自身優勢，實現超常規增長的增量故事。

日本則是一個“先行者”在登頂之后，如何應對資產泡沫、人口懸崖和結構性衰退的存量故事。

日本的經歷，與其說是犯了幾個可以避免的“致命錯誤”，不如說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島國經濟體，在完成工業化后，不幸地撞上了資產泡沫、人口老齡化和全球化失速這三大暗礁，而其內部的制度和政策調整速度，未能跟上時代變化的步伐。

它的經歷為所有國家，包括今天同樣面臨房地產風險、債務壓力和人口拐點的中國，提供了極其深刻的鏡鑒。沒有哪個國家能永遠保持高速增長，如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的、可持續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終極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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