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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被推動的情況下才寫就了她的新回憶錄《生命之書》。其結果揭示了塑造她作品的種種經歷（以及一些冷落、輕慢）。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不喜歡被人稱為先知。
當我問及為何她的小說常常顯得具有令人不安的預測性時，她給出了那句尖刻的回應：“各位冷靜點。如果我真有這本事，我早就去操縱股市了。”
不過，她也承認自己偶爾確實說中過。
當她在1985年出版《使女的故事》（
The Handmaid's Tale）時，一些評論家對她描繪的未來美國威權主義景象表示懷疑，在那個世界里，政府控制女性生育，并迫害異見分子。
自那時起，小說中那些曾讓缺乏想象力的書評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事件竟一一成真。
在美國部分地區，墮胎已被定為非法。法治感覺日益脆弱。叛亂者襲擊了國會大廈。審查制度盛行——阿特伍德本人就是頻繁的攻擊目標。
當我向阿特伍德指出這些相似之處時，她依然駁斥了自己能預知事物發展方向的看法。
“有先見之明不等于預測。”她最近在多倫多與我共進午餐時告訴我，“人們只記得你說對的時候，卻忘記你說錯的時候。”
85歲的阿特伍德一如既往地風趣、狡黠幽默且直言不諱，傾向于將她不太喜歡的問題拋回給提問者。“所以呢？”她會用她那低沉、沙啞的單音調說。
阿特伍德戴著一條亮粉色和橙色相間的圍巾，襯托出她銳利的藍眼睛，顯得精力充沛、樂觀開朗。
她剛從為期兩周的北極圈之旅歸來，在那里她看到了鯨魚、北極熊和其他野生動物，并正準備為推出《生命之書》（
Book of Lives）展開全球宣傳攻勢。
1972年的阿特伍德
回憶錄是阿特伍德尚未嘗試過的少數文學形式之一。
在她近六十年的職業生涯中，她已出版了50多本書，包括詩歌、短篇小說、非虛構作品、推想小說、心理驚悚小說、兒童讀物、圖像小說和歷史小說。
她的作品被改編成芭蕾舞劇、歌劇、電影和電視劇，其中包括基于《使女的故事》改編的獲獎電視劇集。
她兩次獲得布克獎，其作品在全球以50種語言售出超過4000萬冊。她始終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物。
多年來，阿特伍德一直堅稱自己對寫回憶錄沒有興趣；她覺得那會很乏味。當我問她是什么改變了主意時，她起初歸咎于她的出版商。
"他們把我磨得沒脾氣了，"她說。
然后她沉默了片刻，給出了另一個答案。
“一句話：人死了，”她說，“有些話，在他們活著的時候你不會說，但現在可以說了。”
《生命之書》并非一本言辭激烈、清算舊賬的爆料回憶錄，盡管其中確實包含了一些這樣的內容。
阿特伍德抨擊了童年時期折磨她的欺凌者，嚴厲批評了那些曾居高臨下對待她的男性評論家和采訪者（他們質疑她如何能既寫作又兼顧家務），并揭示了加拿大文壇有時如何成為一個惡毒流言、嫉妒和背后中傷的溫床，尤其是在詩人中間。
“詩人，總的來說，并非完全心態平衡或不嫉妒的一類人。”她寫道。
阿特伍德承認，一旦被得罪，她會耿耿于懷，并且她偶爾會在自己的小說中進行報復。
“所以呢？”當我問及她愛記仇的傾向時，她反問道，“這不是一個值得稱贊的特質，但為什么要否認呢？”
不過，《生命之書》主要是一本關于塑造阿特伍德成為作家的經歷的書。
“你生命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故事，我們總是在重寫它，無論你是不是作家，”她說。
‘我知道你們的名字’
阿特伍德1939年出生于渥太華。她小名叫佩吉（Peggy），童年時期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魁北克省北部的荒野中度過，她的父親是一位昆蟲學家，在那里研究導致森林蟲害的昆蟲。
書籍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娛樂形式之一。阿特伍德如饑似渴地閱讀《格林童話》，和兄弟姐妹一起表演戲劇、制作漫畫。
一年級時，她開始寫詩和小說；其中一個早期故事是關于一只名叫安妮的英雄螞蟻。
阿特伍德是個笨拙的孩子，養過一條毛毛蟲當寵物，有時甚至難以融入群體。
9歲時，她遭到一群女孩的霸凌，她們對她進行羞辱，比如把她丟在雪地里，把她埋進坑里。她在小說《貓眼》（Cat's Eye）中借鑒了這段經歷，該書講述了一個女性在童年時遭受其他女孩惡意欺凌的故事。
但當被問及這個故事是否是原型時，她總是閃爍其詞，因為"主犯"（如她所寫）彼時還活著（現在已不在人世）。
阿特伍德過往中的其他惡人則逃脫了公開譴責。
她描述了一個可怕的夜晚，她在派對上被人在飲料里下藥后昏了過去，醒來時發現自己在地下室的沙發上被一個男孩猥褻：“我知道你們的名字，但這里不會提及，因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你們可能已經死了，”她寫道。
阿特伍德是以詩人身份起步的。
1961年，她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雙重珀耳塞福涅》（
Double Persephone），每本售價50美分。幾年后，當另一本詩集《圓圈游戲》（
The Circle Game）獲得一項著名獎項時，她開始獲得認可。
她具有挑釁性的處女作小說《可以吃的女人》（
The Edible Woman）于1969年引起了轟動，這部尖銳的諷刺作品講述了一位年輕女性與食物發展出一種奇怪關系并難以進食的故事。
一些讀者和評論家將其視為女權主義宣言——阿特伍德至今仍反對這種界定。
“我想，如果你使勁瞇起眼睛看，或許可以說我是早期女權主義者。”她說，“但我當時預見到女權主義運動即將到來了嗎？沒有。”
她寫道，這部小說引發了爭論——女性評論家認為它具有開創性，男性則普遍感到不安——但這遠非一夜爆紅。
她的第一次簽售會是在埃德蒙頓一家百貨商店的襪子和內衣區舉行的，當時只賣出了兩本。
阿特伍德在國際上的突破來自于《使女的故事》的發行，這本暢銷書后來成為政治反烏托邦小說的經典之作。
雖然小說設定在未來，但阿特伍德從當下和過去尋找靈感。為了構建她虛構的基督教專制政權，她借鑒了17世紀清教徒的新英格蘭、伊斯蘭神權政權下對女性的壓迫，以及美國基督教右翼的崛起。
1992年的阿特伍德
然而，當小說于1985年出版時，其前提讓一些評論家覺得荒謬。小說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在《紐約時報》撰文稱，小說的荒謬使其“無力嚇人”。
"哦，瑪格麗特，你肯定在夸大其詞，這絕不可能發生，"阿特伍德回憶道。
然而，在1986年該書入圍布克獎短名單后，讀者蜂擁而至。
近年來，隨著美國政治的右轉以及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這部小說產生了新的共鳴，銷量激增。
隨著一部廣受好評的電視劇的出現，它成為了一個更重要的文化標志。（阿特伍德本人短暫客串了一個殘忍的洗腦者，她扇了由伊麗莎白·莫斯扮演的使女奧芙弗雷德一耳光。）截至目前，該小說僅英文版就售出超過1000萬冊。
2019年，阿特伍德出版了《使女的故事》的續集《證言》（
The Testaments），這是她醞釀了幾十年的作品。在她宣傳這本書期間，她的長期伴侶、小說家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在因癡呆癥衰弱數年后，因腦溢血去世。
2017年阿特伍德與吉布森
為了不面對空蕩蕩的房子，阿特伍德恍惚地繼續了她的巡回宣傳。
后來，她在短篇小說集《林中的老家伙》（
Old Babes in the Woods）中寫下了沒有他陪伴的迷惘生活。
她在寫這些故事時哭了，但想象吉布森覺得有趣的反應也讓她感到安慰。她說，有時，她會無法擺脫“格雷姆就在隔壁房間”的確定感。
'捍衛中間立場更難'
《證言》是一次冒險的嘗試——當它宣布出版時，一些讀者懷疑續集是否能與備受尊崇的原作相媲美——但它成為了暢銷書，并為阿特伍德贏得了第二個布克獎。它現在正被改編成電視劇集；阿特伍德有客串角色。
“我不能告訴你是什么角色，”她說。
隨著《使女的故事》再度流行，阿特伍德已從文學巨匠轉變為文化偶像，她寫道，成了“象征性人物、先知和圣徒的結合體”。她說，這種崇拜，以及隨之而來的代表全體女性的壓力，可能令人疲憊。
“你必須小心不要被過度神化，”她告訴我，“這很快就能從那種狀態變成：‘我以為你是神，但你沒能解決我的問題，你背叛了你所代表的一切。’而實際上那并非你所代表的一切，只是他們認定你代表的東西。”
雖然《使女的故事》已被左派作為戰斗口號，但一向直言不諱倡導言論自由的阿特伍德卻引來了來自政治光譜各方的批評。
阿特伍德在《證言》活動上（2019）
“我經歷過因這樣或那樣的事情而受到譴責的時期，”她說，“捍衛中間立場更難，因為你受到來自兩邊的攻擊。”
她曾因2018年在《環球郵報》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而受到一些左派人士的譴責，該文章質疑，并顛覆了被錯誤指控者的正當程序。她還因簽署一封批評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解雇加拿大作家史蒂文·加洛韋（Steven Galloway）的信而面臨強烈反對，加洛韋被指控性行為不端（他已否認這些指控）。
對于近年來在美國激增的書籍查禁現象，阿特伍德將部分責任歸咎于左派。
“我們不要忘記，最初開始取消書籍、說不能在學校教授這些書的是左派，”她舉例說，因使用種族歧視性用語而移除《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
“這始于一種觀念：言語是武器，它們可以傷害你，”她繼續說道，“而右派看到這個，心想，這真是個不錯的工具，我們也自己來用吧。”
阿特伍德已成為美國最常被針對的作家之一。
根據北美筆會的數據，她的九本書在美國135個學區被禁。
她對此并不太擔心，并懷疑這反而讓書籍更受歡迎。
“如果有任何影響的話，那也是反效果，因為你無法真正禁止這些東西，除非你把它們從書店里清除出去，在火刑柱上燒掉，并且槍斃出版商。我們準備好走到那一步了嗎？”她說。
俏皮、古怪、不祥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阿特伍德一直抗拒被歸類。她經常反對被貼上女權主義者的標簽，指出“女權主義者至少有75種不同的類型”。
她對自己那些未來主義故事被歸類為科幻小說感到不快，更傾向于使用“推想小說”這個術語。
在混合類型方面，她像個瘋狂的科學家：用一種方式看她的書，它們讀起來像諷刺文學；換一種方式，它們又像是嚴峻的反烏托邦警告。
“她在小說中觸及非常黑暗的地方，她不畏懼在一個根本上厭女的世界里非常誠實地描述女性經驗，但她用俏皮的方式來表達，”莫娜·阿瓦德（Mona Awad）說，她的小說《兔子》（Bunny）及其續集深受阿特伍德影響。
斯蒂芬·金表示，阿特伍德的能力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她能將自己可怕的未來愿景與歡快古怪的細節融合在一起，比如她后末日小說《羚羊與秧雞》（Oryx and Crake）中那些怪異的轉基因動物。
“科幻小說從未如此同時兼具古怪和不祥之感，”他在電子郵件中說。
阿特伍德的反叛特質也影響著她的世界觀。她對科學和技術著迷——她以閱讀科普雜志為樂——但她也對占星術和神秘學有著濃厚的興趣。
在她的回憶錄中，她描述了她和吉布森曾住過的一所房子如何被一個穿著藍裙子的幽靈女人所困擾，這個女人會溜進她狹小的寫作室。
她將自己記仇的習慣歸因于自己是天蝎座——具體來說，是一個上升星座為雙子座、木星在第十一宮、月亮在水瓶座的天蝎座。
她研究過塔羅牌和手相，在我們談話接近尾聲時，我請她幫我看看手相。
在凝神注視我的雙手片刻之后，她給了我一個詳細且時而準確得令人不適的解讀，判斷我是一個敏感、回避沖突、熱愛旅行但骨子里內向的人。
“你有很多流于表面的社交技巧，”她說，“但知心朋友卻沒幾個。”
當然，與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相處兩小時，不可能不請她預測一下我們在文化和政治上正走向何方。
起初，這個問題引來了她簡短的斥責：“你知道我不做預測，”她說。
但在追問下，她還是給出了一個總體的政治預測，認為美國尚未處于威權統治的邊緣——但只是目前如此。
不過，她坦言，最近當她去美國領取一個表彰文學勇氣的終身成就獎時，過境時感到有些不安。“這是不確定的時代，”她說，“越是接近威權主義，他們就越有可能逮捕名人。”
至于她自己的展望，阿特伍德仍然出人意料地樂觀——她將這一特質歸因于在荒野中長大所培養出的應變能力。
“我是個樂觀的人“她說，“‘我完了’這種想法還遠著呢。除非你快要被熊吃掉了，否則我不會說‘我完了’。”
作者：Alexandra Alter
編譯：阿洛
來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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