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的發展經歷了一個由弱變強的過程,基于此,大多數干部的職務都是隨著隊伍的壯大而上升的。正常情況下,紅軍時期就擔任軍長的干部,55年要獲得將軍軍銜并非難事。
但,事情也有例外,像紅29軍軍長李仲英早期地位不低,可卻沒獲得任何軍銜,不僅如此,授銜的前一年他還被開除了黨籍,為何會有這樣離奇的遭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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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英的早年經歷也很有意思,1909年出生于陜西安定的他,因為家庭貧困,尚未成年時就被父母送到哥老會,跟著一位叫李二刀客的老大。
在這個有一定涉黑性質的幫派中,李仲英混得風生水起,似乎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料,很快就成為該組織的核心人物。
不過,他還是有理想的,自幼因為貧困吃了那么多苦,他很明白窮人的不易,所以也希望能幫助廣大勞苦民眾。
后來謝子長在陜北地區宣傳革命,李仲英感覺這就是自己想要走的路,1930年時就帶著一票兄弟參與其中,成了陜北紅軍游擊隊的連長。
此后他堅定跟著隊伍前進,內心無比忠誠。陜北曾經掀起過“肅反”運動,李仲英成為被打擊對象,他的母親就在此事中遭遇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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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一情況,李仲英痛心疾首。但是他壓制住了悲傷,選擇在戰場上證明自己的清白,后來為革命隊伍立下了諸多戰功,比如勞山之戰時他率部殲滅東北軍的兩個團,讓張學良大感意外。
中央紅軍趕到陜北會師后,“肅反”被緊急叫停,李仲英等一起干部得以重新安心作戰。
在著名的東征兌九峪戰斗中,李仲英做過一次大貢獻,那時紅軍總部遭敵人偷襲,毛主席、彭老總陷入重圍。
本在正面進攻的李仲英機斷專行,果斷從戰場上撤下主力,向偷襲之敵展開反擊,激戰兩小時后成功打退敵人,保護了總部的安全。因為這件事,毛主席對李仲英的印象很深刻。
大軍返回陜北后,李仲英被安排到紅大一期二科學習,還沒畢業,周總理就點名讓他秘密進出延安,負責做東北軍、哥老會的統戰工作,同時為中共中央移駐延安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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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期,李仲英的直屬領導就是周總理,1936年9月,李仲英奉命到保安,向周總理匯報近期的統戰工作。
這第一手的情況,讓總理對局勢更加清晰,9月25日向王英及延安工委寫了一封“關于白區工作”的信,對工委下一階段的工作做出指示,這封信如今已收入《周恩來書信選集》中。
1937年春,中央進駐延安,為此事做出巨大貢獻的李仲英,隨即被任命為紅29軍軍長,參加了對三邊地區的剿匪戰斗。
等匪患基本被肅清,他又調回延安進入抗大學習,完成他紅大一期未完成的學業。
全面抗戰爆發后,李仲英被任命為八路軍120師359旅參謀長,成了陜北紅軍唯一的旅一級干部,同時期的賀晉年、閻紅彥都只是營、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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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李仲英在359旅沒干多久,很快返回抗大擔任游擊戰執行軍事教員。
直到1937年10月,他才繼續到一線,歷任警備區司令部參謀處處長、邊區保安司令部第1團團長等職。在此期間,他與國民黨摩擦專員何紹南多次斗爭,最終還順利將何紹南趕跑。
毛主席聽聞此訊時,非常高興地說:這次行動解決的真好!建國以后,李仲英將一系列反摩擦斗爭寫成了回憶錄《趕走何紹南》。
這篇回憶錄也是李仲英唯一公開出版的傳世之作,正因為它的存在,“李仲英”這個名字才沒有被歷史的風沙掩蓋,西北黨史才留下了他模糊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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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李仲英長期負責拱衛中央安全,擔任過警備區司令部保一團團長、米脂縣保安團團長。
解放戰爭就在晉綏陜北一帶轉戰,歷任晉綏軍區二分區副司令員、雁北軍分區司令員等職,是賀老總的心腹愛將。
1948年8月1日,李仲英所在的綏蒙軍區擴編為西北野戰軍第8縱隊,李出任8縱14旅副旅長兼參謀長,為后來的解放大西北做出巨大貢獻。
西北基本解放后,李仲英調為甘肅臨夏軍分區司令員兼分區黨委書記,多次深入剿匪,維護了地區的穩定。
但是,由于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犯了簡單急躁的錯誤,1950年8月,李仲英被調任為西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管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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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職務方面遇到打擊,李仲英身體健康也每況愈下,戰爭年代他無比勇猛,渾身上下留有15處槍傷。右手殘廢,手腕上有兩個彈洞。
最危險的一次,子彈從他的頸側穿入、肩部穿出,險些奪走他的性命。即便治好了,肺部依然有嚴重的問題,有時說話、呼吸都會伴隨劇烈的痛苦。
年輕時咬一咬牙還能扛得住,但隨著歲月侵蝕,那些傷痛發作起來特別折磨,李仲英只能靠鴉片來減輕痛楚。
1951年,國家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李仲英被查出有吸食鴉片的舉動和投機倒把的行為,因而被當成“大老虎”批判。
這個結果讓李仲英特別不服,他拿出張聞天當年特批的條子,怒道:我吸食大煙是出于醫療需要,得到了張聞天的批準,我也沒有貪污,轎車是王震基于我們的老交情送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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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話沒起到作用,上級反而覺得這是在對抗政策,西北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隨即對李仲英進行嚴肅處理,并撤職查辦。
1952年1月7日,《人民日報》公布“西北公安部管教處處長李仲英等貪污腐化不肯坦白已被撤職”的消息。
李仲英感覺被冤枉,就跑到北京去找毛主席申訴,主席對他還有很深的印象,拉著他的手開玩笑說:豬嘴司令到北京,真是有失遠迎!
當聽完事情經過后,主席沉吟半晌,讓他先在黨校住下,別的問題搞清楚了再說。但李仲英放心不下家里,還是回了西安,一回去就被安置在西北高干療養院,定性的結果沒辦法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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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整黨,有人舊事重提,西北局以“擺老資格、抽大煙”等罪名,將李仲英開除黨籍,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
此后李仲英就在省農牧廳、水利廳、林業廳這些崗位上被賦閑,直至1961年離世。
盡管他后來的一些做法充滿了爭議,但早期的英勇還是值得肯定的,一個怕死的人,怎么也不會留下15處槍傷,這個結局,令人唏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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