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走出的2008：賑災暖與高考光

2008年正月十五的燈籠還掛在縣政府大門兩側，紅燈籠映著未化的殘雪，我抱著一摞文件站在政府辦三樓的辦公室門口。“副主任”門牌剛釘好，松木的清香混著墨跡的味道飄過來，新鮮得像剛出鍋的饅頭。陳副縣長推開辦公室的門，手里握著個掉瓷的搪瓷杯，杯壁上“先進工作者”的紅字褪得只剩模糊輪廓：“節后第一天就讓你加班整理科教文年度計劃，委屈不？”我笑著把文件放在辦公桌的玻璃板上，帆布包里那雙山坳鄉倩倩奶奶納的布鞋硌了一下腰——鞋面上繡的“平安”二字，是春節前我調離山坳鄉副鄉長崗位時，老人連夜趕制的。“能跟著您做事，不委屈。”窗外的鞭炮聲零星炸響，我忽然發現政府辦的白熾燈比鄉政府的煤油燈亮堂許多，卻也少了山間晨霧裹著的溫潤。

剛理順科教文口的聯系機制，5月12日下午兩點二十八分，辦公桌上的暖水瓶突然晃了晃，緊接著整棟樓開始輕微震顫。我正核對鄉鎮文化站器材采購清單，手里的鋼筆“嗒”地掉在紙上，洇出一團墨漬。隔壁陳副縣長的辦公室瞬間傳來急促的敲門聲：“小王！趕緊集合！”等我們跑到一樓大廳，收音機里已經傳出汶川地震的消息，主持人的聲音帶著哭腔。陳副縣長攥著搪瓷杯的手青筋凸起，杯里的茶水晃出杯沿：“國家遭了大災，咱們山區縣雖遠，也得出力！”我當即領了任務，牽頭組織全縣賑災募捐。

接下來的三天三夜，我幾乎沒合眼。白天帶著民政、文化局的同志在縣城廣場搭起募捐臺，扯著嗓子喊“為汶川同胞獻愛心”，嗓子啞了就含塊潤喉糖；晚上回到辦公室匯總各鄉鎮捐款數據，核對每一筆款項的來源。有天凌晨一點，收發室師傅敲開辦公室門，遞來一個裹得嚴實的布包：“山坳鄉的鄉干部剛送過來的，說鄉親們的心意。”

打開布包，里面是一沓沓皺巴巴的零錢，最大的面額是五十元，最小的是一毛，還有張泛黃的紙條，是老支書張大爺的筆跡：“王鄉長當年幫咱辦低保、修學校，現在國家有難，咱不能含糊！”布包最底下，是陳冬冬的爸托人捎來的五百塊錢——我知道那是政府給的傷殘補助，當年采石場事故斷了腿后，他全靠這筆錢和編竹籃度日。最終全縣募集善款860萬元，當我把匯款憑證送到市紅十字會時，工作人員反復確認：“你們這個山區縣，捐款數額排全市第三！”

賑災的余溫還沒散，北京奧運會的籌備任務就壓了下來。陳副縣長在全縣動員會上拍了桌：“奧運是國家大事，更是災后提振士氣的契機！咱們既要搞活文體氛圍，更要借勢抓牢教育的根！”我的辦公桌上立刻堆起了半尺高的方案：縣城廣場要辦“奧運主題廣場舞大賽”，各鄉鎮要組織“奧運知識宣講+賑災事跡分享會”，中小學要開展“我與奧運同成長”征文，還要協調縣文化館、教體局的干部下鄉鎮指導。最棘手的是器材短缺，鄉鎮文化站的音響大多是十年前的老古董，放首《北京歡迎你》都斷斷續續，我帶著文化局的小李跑遍了全縣的五金店，要么沒貨，要么型號不符。

沒辦法，我只能去找縣農行李行長。彼時受地震災后重建資金擠占影響，銀行放貸格外謹慎，李行長見我連續三天堵在他辦公室，終于嘆著氣說：“王主任，不是我不批，是今年的信貸額度真的緊張。”我把募捐時鄉親們湊錢的照片、山坳鄉老人拄著拐杖捐款的視頻給他看：“李行長，您看這些鄉親，他們連自己的養老錢都捐了，現在就想湊個熱鬧為奧運加油，咱們不能讓他們失望啊！”或許是照片里的場景打動了他，第四天一早，李行長親自打電話給我：“批了！十萬塊專項貸款，我跟總行特批的！”給八個偏遠鄉鎮配齊新音響那天，山坳鄉的李小梅特意打來電話，聲音脆生生的：“鄉長阿姨，咱們村的音響可響了，全村人都圍著聽奧運新聞，比過年還熱鬧！”

七月的縣城像個大蒸籠，地表溫度能煎熟雞蛋，廣場上的廣場舞排練卻熱火朝天。我每個周末都要去鄉鎮轉一圈，看大媽們跟著旋律扭腰擺臂，看孩子們舉著自制的奧運五環旗在人群里穿梭。有次去山坳鄉督查，剛到村口就被李小梅拽住，她舉著一張畫滿福娃的畫：“鄉長阿姨，我們村的廣場舞隊拿了鄉鎮一等獎！”她身后跟著陳冬冬的爸，拄著雙拐，手里捧著一籃剛摘的桃子，桃毛沾在他的粗布衣服上：“鄉上的新音響真好用，全村人都去看表演了，還學著給奧運健兒加油呢！”我接過桃子，咬了一口，清甜的汁水順著嘴角流下來，那些天跑貸款的疲憊、頂著烈日督查的焦灼，瞬間煙消云散。

8月8日晚，縣政府會議室的大屏幕直播著奧運會開幕式，煙火在鳥巢上空綻放時，全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可我和陳副縣長卻盯著手機里的高考成績統計報表——受地震影響，今年全縣高考備考節奏被打亂，連教體局的同志都捏著把汗。當“清華3人、北大1人”的數字跳出來時，陳副縣長手里的搪瓷杯“當”地撞在桌角，茶水濺到了報表上。“咱們這個山區窮縣，居然考出了四個頂尖名校！”她的聲音都在發抖。要知道，河北衡水中學的招生車每年都要在縣城轉好幾圈，成績好的學生早早就被挖走，往年能考上一個清華北大就已是破紀錄。

我想起地震期間山坳鄉小學的孩子們在臨時板房里刷題的樣子，想起2007年我為了讓陳冬冬這樣的困境兒童免學費，跑民政局、教體局磨破的嘴皮，眼眶忽然發熱。第二天，縣城的鞭炮響了整整一天，賣鞭炮的老板說存貨都賣空了。后來，教體局的老周跟我說：“汶川大地震那年，是縣里有史以來成績最好的升學季，后來十幾年里，最多的一年也只考上2個，多數年份連1個都沒有，那四個名字，成了全縣教育史上的傳奇。”

高考的輝煌過后，我并未停下腳步。奧運的熱鬧漸漸散去，全球金融危機的寒意初現端倪，縣財政已開始感受到壓力，農村高中的經費缺口問題愈發凸顯，師資流失也成了教體局的一塊心病。忙到年底，我連續一周住在辦公室，桌上的保溫杯里永遠泡著濃茶，抽屜里塞滿了餅干和方便面，胃藥成了隨身必備品。有天凌晨兩點，我正在寫農村高中改革的調研提綱，陳副縣長辦公室的燈還亮著，她推門進來，手里端著碗熱面條，面條上臥著個金黃的荷包蛋：“知道你胃不好，別總吃餅干，我讓食堂劉師傅特意做的，加了點山藥粉養胃。”

“農村高中不能再這么被動了。”陳副縣長坐在我對面，手里翻著我寫的調研筆記，“生源被搶，師資流失，再不想辦法就真垮了。你去跑幾個鄉鎮高中，把師資、課程、經費的問題都摸清楚，咱們起草個改革方案，爭取省里的‘災后教育扶持資金’！”那天夜里，辦公室的兩盞燈一直亮到天明，窗外的月光透過玻璃照進來，和桌上的燈光交疊在一起，恍惚間竟和山坳鄉小學的煤油燈光重疊了——當年我就是在那樣的燈光下，給陳冬冬補過語文作業。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跑遍了全縣五所農村高中。最遠的固城高中在冀豫晉三省交界，開車要走兩個半小時的盤山公路，路上還遇到了塌方，只能步行爬山過去。校長老楊領著我看漏雨的教室，天花板上的水漬像地圖一樣：“王主任，年輕老師留不住啊，去年招的三個師范畢業生，今年就走了兩個，漲工資后咱們這和其他地方相比待遇差距更明顯了。”他翻著泛黃的師資名冊，指著上面的名字：“你看，這幾個都是有經驗的老教師，也都往縣城調了。”我坐在教室的課桌上，看著墻面上用紅漆寫的“走出大山”四個大字，字跡已經有些模糊，桌角還刻著“努力學習”的小字，忽然想起陳冬冬凍裂的臉頰，想起他當年握著鉛筆說“要考出去”的模樣。

回到縣里，我借鑒衡水中學的師資輪崗模式，結合本縣實際，起草了《關于推進農村高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城鄉師資雙向輪崗”“開設地方特色課程”“設立教育專項基金”三大舉措。方案改了九遍，每一遍都要征求教體局、財政局、人事局的意見。最激烈的一次爭論，是和財政局的王局長爭專項基金的額度。“今年災后重建資金都不夠，哪有多余的錢搞教育基金？”王局長拍著桌子說。我把調研時拍的照片擺出來，指著漏雨的教室：“王局，咱們當年窮得沒書讀，現在不能讓下一代還在漏雨的教室里追夢啊！地震咱們都挺過來了，教育這塊不能垮！”王局長看著照片，沉默了半天，終于松口：“我從災后重建資金里擠五百萬，但是你得保證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

當方案送到陳副縣長手里時，她在“師資輪崗”那一條里畫了三個圈：“這個是關鍵。要制定激勵政策，讓縣城的好老師愿意下去，下去的老師有奔頭，比如優先評職稱、提高鄉鎮補貼。”按照這個思路，我又補充了《農村教師激勵辦法》，把鄉鎮補貼提高了30%，明確輪崗教師在職稱評定中“優先推薦”。2008年12月，省教育廳的調研組到縣里，組長看著改革方案和詳實的調研數據，連說三個“沒想到”：“沒想到你們一個山區縣，能把農村高中的問題摸得這么透，方案這么有操作性，還結合了災后重建和抗危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