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77
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寫道:“胡同是貫通大街的網絡。” 這里是典型的熟人社會,幾代人毗鄰而居,彼此知根知底。打招呼、串門、互相照應,構成了胡同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可以說,胡同就像一個住著十幾戶人家的“大家”。它催生閑話,也藏匿秘密,誰家有點風吹草動,恨不得一夜之間傳遍全院。而迷宮般七拐八繞的結構,也為罪惡提供了藏身之處。那些難以溯源的陰暗,往往就在最熟悉的地方悄然滋生。
《樹影迷宮》講述的正是這樣一個故事。1994年,北方胡同接連發生多起女孩被殺案。老刑警冉曦(廖凡 飾)與徒弟趙趕鵝(尹昉 飾)依靠傳統的走訪與摸排,一步步逼近真相,卻直到18年后,才最終抓住那個一直潛藏在他們眼皮子底下的真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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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是一部懸疑劇,但《樹影迷宮》并未刻意追求高能反轉或視覺刺激,而是借由胡同里每一戶“不足為外人道”的私密,串聯起人性中隱秘的痛點和時代的困局。性壓抑、控制欲、婚外情……多個社會議題在劇中自然浮現。
它關注犯罪背后的“因”,而非僅僅呈現犯罪的“果”,更著力于勾勒大時代背景下的眾生相。它勝在人物的鮮活與情節的真實,撲面而來的90年代氣息與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讓觀眾仿佛觸摸到一段發生在身邊、觸手可及的生活。
這樣的創作理念,也實現了與觀眾的雙向奔赴。在當下懸疑劇市場整體趨冷的環境下,《樹影迷宮》憑借獨特的敘事視角與輕盈的生活質感,實現了熱度與口碑的同步攀升。截至目前,在愛奇藝的熱度已突破8500,成為今年懸疑市場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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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能反轉”到“生活流人物劇”
當《樹影迷宮》的導演、編劇之一孫浩第一次讀到《大真探趙趕鵝》中《胡同罪惡回憶》這一篇章時,他被其中兩樣東西深深打動:真實的人物原型與撲面而來的時代氣息。
“這本小說最厲害、最核心的是‘真’,”孫浩說,“兩個真實存在的片警,在真實的90年代胡同里破案,這種真實感特別打動我。”在他看來,原著雖然篇幅短小,僅有三萬多字,卻像一扇窗,透過它能看到那個年代警察真實的工作狀態與胡同里鮮活動人的市井百態。
然而,將這樣一部非虛構小說改編成十幾集的電視劇,并非易事。編劇趙趕鵝在創作初期也曾陷入過類型化的迷茫。“我最開始寫過高能反轉版本,寫完自己都看不下去,”他坦誠道,“我受了太多電影電視劇的影響,以為懸疑劇就必須是那樣的格式,開場先死個人,接著不停反轉,兇手變被害人……前幾集觀眾或許很愛看,但后面難免爛尾。”這種刻意的模仿讓他感到痛苦,“我不想這樣欺騙觀眾。”
經過跟孫浩的反復探討,他們逐漸明確了一個方向:放棄追求表面的高能反轉,轉而深入人物與時代。“我們要拍的是兩個片警在胡同里破案,”孫浩強調,“就必須得放棄那些所謂高能反轉的設定。因為在真實邏輯下,命案都是歸刑警隊的,片警更多是打輔助、做外圍的。只有在刑警隊認為這個案子必須結束的時候,是他們兩個投入進去,不斷地追查,才有了接下來的故事。所以這部劇就不可能成為我們想象當中那種高度類型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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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最終決定將擴寫的重點放在兩個方向上:胡同生態與警察人物。“我想表達的是熟人社會里的危險,”趙趕鵝說,“一個案件發生以后,各家各戶的臟事都被壓力脹破了,爆裂出來。就像老撿說的那句話一樣:‘其實只有那些有家有業的人,才干那些惡心事,他們藏得深。他們心里頭那個臟,你們看不見。’這句話其實就奠定了整部劇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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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那十四條胡同里的秘密,也確實隨著命案的發生與警察的調查逐一浮出水面。看似體面卻雙雙出軌的中年夫妻、莫名失蹤的高中女生、控制欲近乎病態的父母、狂躁又陰郁的街頭混混……這些人性中被壓抑的欲望與暗面,在壓力積累到臨界點時,便化作無法忽視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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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作角度看,如何以一個連環案件串聯起胡同中所有人的命運,是一大難題。趙趕鵝在寫作過程中壓力也一度巨大。后來,他在構建整個胡同生態時,找到了一條能將所有人緊密相連的基礎線索:性。“因為命案跟性是分不開的,性對當時的人也是很神秘的。所以我可能是不自覺地將它作為連接所有人的線索。”
劇中,劉琳飾演的劉北萍在性觀念逐漸開放的90年代開設成人用品店,迎著時代浪潮向上生長;然而,仍有人談性色變,由此引發一連串悲劇。這正是《樹影迷宮》的獨特之處——它真實地呈現了不同年齡段人群在兩性關系中所面臨的困境。
另一處獨特在于,與許多色調黑暗、氛圍壓抑的懸疑劇不同,《樹影迷宮》始終保持著一種“亮調子”的敘事氣質。孫浩希望還原的是90年代初那種“經濟上行、充滿陽光”的時代氛圍。
“有人常說現在是‘朝氣蓬勃的老年人’和‘垂頭喪氣的年輕人’,我覺得特別有意思。這些朝氣蓬勃的老頭老太太們,就是我現在描寫的90年代的這些人。他們登上舞臺的速度特別快,謝幕的速度也特別快。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沒有誰還記得他們,其實他們大部分都還在。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一種頑強的、堅韌的生命力,我覺得他們特別值得被描繪出來。”也因此,這個悲劇的故事里融入了一些喜劇元素,讓這份生命力顯得更加明亮,而不盡是沉重。
“這是我想表達的一部分,也是這部劇主題的一部分,”孫浩說,“在那個時代,罪惡當然存在,但是整個時代氛圍不是越來越下去的,而是越來越上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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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人物的“內在美”
對孫浩而言,改編過程中最具挑戰的,是如何塑造出冉曦與趙趕鵝這兩個警察形象。
近年來的很多懸疑劇中,警察的形象越來越“工具化”,“你會發現絕大部分的戲最精彩的一定是壞人。我們寫壞人的成長、壞人的犯罪過程一定是最吸引眼球的。相比之下,要把警察寫出彩,其實非常難。”
這種現狀,也激發他在《樹影迷宮》中做出了一次嘗試:能不能完全從警察視角出發,正面、全面地塑造他們的形象?能不能僅僅通過警察的視角與辦案過程,串聯起整部劇的人物關系和敘事線索,并支撐起一個有厚度、有溫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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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還原警察真實的工作狀態與面貌,編劇趙趕鵝也在創作前期進行了扎實的田野調查。他采訪了11位老警察,將許多真實細節融入到了劇情當中。“比如警察在審訊時的思維方式。他們跟嫌疑人訊問的過程有點像打牌,”趙趕鵝分享道,“我捏著我的底牌不出,真真假假讓你猜我手里有什么。嫌疑人也要猜我的底牌是什么。”這種相互試探、相互過招的拉扯,才符合真實的辦案過程。
劇中不乏這類源自真實的細節。比如冉曦把一根L型鐵管裝在包里冒充槍支,嚇唬瘋僧的手下如果動手搶了就是“搶槍既遂”。這類看似“狡猾”卻在實際辦案中常用的策略,都是他從警察口中聽來的真實案例。
此外,劇組還專門請了涉案影視題材指導專家曹煜為拍攝護航,還有當年在基層的老警察全程跟隨拍攝。在擁有實戰經驗的專家指導下,每一個警察形象都得以豐滿、真實地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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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的兩位主人公,經驗豐富的老警察冉曦和剛畢業的“公安大”趙趕鵝,也構成了一對極具張力的師徒搭檔。盡管他們表面上符合“老警帶新人”的經典設定,但人物內核卻與傳統套路有所區別。
冉曦不是那種無所不能的老警,而是一個只想守好自己那十四條胡同的普通片警。“你看他平時好像躲事兒,但他又很負責任。他對治安隱患很重視,經常去賓館檢查,以找狗為名義把錄像廳里的小情侶趕走。當然這是他認知有局限性的那一部分。他是有內在矛盾的,又很負責任,但又想躲事兒。”
而趙趕鵝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愣頭青”。他雖然懷揣一腔熱血,但也有脆弱的一面。闖了禍會害怕,犯了錯也愿意在全體同事面前低頭。“他是一個心思很重的年輕人,有什么事不想對別人說,寧愿使勁往前沖。”
在編劇趙趕鵝看來,把一個看似“不討喜”的角色寫得讓觀眾喜歡,關鍵在于賦予人物足夠的維度。“如果這個角色只有‘愣’,那肯定不討喜。但是趙趕鵝心思很重,又有點受虐性,能想出苦肉計這招。”這些復雜性讓角色活了起來。“包括老冉,面對妻子是一種狀態,面對兒子是一種狀態,面對領導、趕鵝、鄰居又是一種狀態。維度豐富了,人物自然就好看。”
不過,人物的豐富性并不意味著可以天馬行空。趙趕鵝認為,一個角色可以因面對的情境不同而展現不同的側面,但他必須有一個最本真的底色,這個底色需要創作者去挖掘。“他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抓住了這點,無論角色的表象多么復雜,都有了堅實的根基。“我覺得現在傳統刑偵劇和懸疑劇面臨的最大困境,不是怎么高能反轉,而是你能不能把一個人物內內心最深處、最害怕的東西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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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社會治安形勢復雜,案件層出不窮,但破案資源有限,警察不得不在效率與公平之間艱難權衡。某種程度上說,劇中的趙趕鵝也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存在,他代表了那個年代許多警察的悲劇。“一旦你鉆進某個案子里出不來,就會變得偏執,然后陷入痛苦。”
而最戲劇性的是,趙趕鵝從警生涯中遇到的第一起命案,就成了他一生都無法放下的執念。“他只不過是比其他刑警碰著的早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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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真實的情境
《樹影迷宮》令人信服的真實質感,首先從視覺上撲面而來。
北京城的胡同深處,青磚灰瓦、斑駁的門楣、交錯縱橫的窄巷,共同織就一幅上世紀90年代的生活圖景。劇中人物穿行其中,身影被高矮錯落的院墻和樹影切割,仿佛每一步都能觸碰到舊日生活的溫度。
《樹影迷宮》基本上全部采用實景拍攝,取景于一片被認為是全中國最后保存完好、規模最大的平房胡同區。這片胡同不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本身也是敘事的關鍵組成部分。孫浩希望通過實景帶來的沉浸感,讓觀眾直觀地理解“為什么在那個時代,一個人敢在住的附近胡同里殺人,但就找不到兇手”。那些密集、曲折、如迷宮般的空間結構,在視覺上構成了合理性,也讓觀眾相信,“在這些彎彎繞繞的迷宮里丟了個人,你找不到”。
這種真實感也體現在職業邏輯的還原上。例如在第二集中,觀眾跟隨趙趕鵝的視角,眼看著法醫、刑警不斷進入現場,而他自己卻被攔在外面,連尸體的樣子都看不見。這正是片警在命案偵辦中的真實處境,他們的工作就是在現場外圍維持秩序。

在視聽語言上,孫浩也運用了大量長鏡頭調度來強化沉浸感,但他始終堅持不以炫技為目的,而是以人物為先。比如第一集開頭通過一條狗的奔跑,將時空從2012年拉回1994年。這一設計不止于轉場:狗是冉曦的精神象征,無論是2012年他再見趙趕鵝時,狗沖出院門,他的內心波瀾再起,還是最終趙趕鵝因為狗的提示鎖定胡同殺手,它都像是角色命運的隱喻。這種通過視覺元素傳遞心理與命運的手法,讓場景超越了物理空間,成為內心世界的外化。

演員的全身心投入,也進一步夯實了這份真實。廖凡在飾演老年冉曦時,一整天保持著佝僂的體態與緩慢的步速,完全沉浸在角色的狀態里;尹昉則為角色設計了從形體到狀態的變化,他特意墊了肚子,步態也更顯松垮,讓觀眾能直觀地“看見”時光在人物身上的流逝;還有老冉和兒子吃飯,劉北萍突然騎著摩托車破門而入,是全劇里最溫馨的一幕。而騎車破門,正是劉琳的主意。
配角們同樣貢獻了充滿生活實感的表演。飾演包子鋪老板林浩與小梅的富大龍、王藝禪,本身就擅長做面食,因此劇中揉面、包餡等等每一個動作都流暢自然。“他們是真的會做包子,”孫浩說。開拍前,演員就泡在場景里,拍攝間隙,他們也留在鋪子中保持狀態。林浩那段令所有人不寒而栗的“做人就像蒸包子”的臺詞,大多也來自富大龍自己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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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真實的物理空間,到演員的沉浸式表演,再到雙線敘事帶來的命運縱深感,《樹影迷宮》構建了一個粗糲可觸的真實世界。這種對真實感的全方位追求,也在某種程度上為陷入內卷的懸疑劇市場,指出了一個可能的創作方向。
在孫浩看來,未來懸疑劇的競爭焦點,一是“有真實生活根基的原著小說或故事”。“如果只是按照所謂的類型套路去編,觀眾遲早會審美疲勞。人對刺激的耐受度會越來越高,你給強刺激,慢慢他們就習慣了,你再給更強的刺激,遲早他們就麻木了。”他強調,“未來創作,第一得有生活的底子,要有情感的共鳴;第二,懸疑劇依然可以寫好人物,只要人物能抓住觀眾,故事就能一直走下去。”
生活流懸疑劇雖然是市場的趨勢,但不少作品中的生活戲份卻顯得冗余而無效。在趙趕鵝看來,問題的核心在于“缺少明確的主題”。“你必須得有一個明確的主題,主線沒有主題重要。我覺得現在很多刑偵劇只是為了寫案子而寫案子,不知道想通過案子表達什么。它們表面上緊湊,實際上松散。這種東西糊弄不了觀眾,頂多靠高能撐過前四集,中后期一旦人物立不住,只能靠‘水戲’強撐到二三十集。”
在創作《樹影迷宮》時,趙趕鵝也險些走上這條彎路,是孫浩嚴格把控住了作品的基調。這部劇或許沒有前三集就爆發的強情節,但它是一種更溫和、更有后勁的存在。“它不是把所有勁兒在前三集就使完,”孫浩說,“它的力量傳遞得慢,但越往后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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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項目初期,孫浩和團隊帶著劇本尋求合作時,收到的反饋大多是“節奏慢、不高能、不反轉”,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說“劇本太差,做不成”。但他不愿為了迎合類型而抹殺IP的內核與亮點。
后來,他們試著將劇本遞給了一直以來冉曦的第一人選——廖凡。廖凡和霍昕看完劇本后的回復很簡單:“劇本好,我來演。”他們帶著主創們找到愛奇藝,大家一拍即合,項目迅速推進,才有了今天這個在許多觀眾心底生長出來的故事。
“其實《樹影迷宮》第一集原本有個很懸疑的開場,”孫浩透露,“但跟愛奇藝總制片人戴瑩聊完之后,她建議我把這個開頭拿掉了。她的意思是,應該讓觀眾從一開始就明白,這是一個講生活、講人物的故事,別給他們太高的懸疑期待,相信他們能靜下心來看人、看人物的命運。”
所以說,真實,有時不僅源于制作的扎實,更源于創作者內心的“相信”。相信一個從生活中自然生長出來的故事,終會遇見懂得它的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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