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也許郭臺銘也沒想到,自己親自帶出來的女工,現在竟然會成為自己的心腹大患。
當年在他工廠里只知道悶頭干活的“打工小妹”王來春,后來創建的立訊精密,市值遠勝于老東家富士康。
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王來春在蘋果公司的授意下,直接建了一座蘋果工廠,硬生生將自己干成了“第二個富士康”。
這家公司是如何成為第二個富士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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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蘋果設計好的對手
在iPhone17的組裝份額名單上,一個昔日學徒的名字,竟然以45%的占比,歷史性地超越了她的師傅,這個消息,恐怕讓那位曾經叱咤風云的代工皇帝郭臺銘,百感交集。
他一手締造的富士康帝國,曾幾何時是中國制造的圖騰,巔峰時期在全球擁有120萬員工,僅大陸員工就超過百萬,而如今站在他對面的,是他親自帶出來的女工,王來春,和她創辦的立訊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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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開端,頗具宿命感,郭臺銘曾放出豪言,說他在大陸的投資是為當地“賞飯吃”,可誰能料到,正是在這個他自認為施予的“飯碗”里,悄然生長出了一個最強悍的挑戰者,甚至要反過來分食他的蛋糕。
這不僅僅是一場商業競爭那么簡單,深究其里,這更像是在“蘋果帝國”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操控下,一場舊秩序的保衛戰,與一個新勢力的擴張戰,表面是師徒反目,內核卻是在蘋果設定的引力場中,兩家巨頭為求生存而展開的殊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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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看似突然的對抗,其實早有預謀,只是導演并非郭臺銘或王來春,而是遠在加州庫比蒂諾的蘋果公司。
在蘋果的字典里,從來沒有“唯一”這個詞,只有“制衡”,任何一個供應商,一旦強大到無可替代,就會成為蘋果心頭的一根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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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富士康憑借其無與倫比的規模和效率,成為全球iPhone的心臟時,它的光環也刺痛了蘋果的眼睛。
那座被稱為“iPhone城”的鄭州工廠,20萬工人夜以繼日,每分鐘就有350部手機下線,48小時就能將一堆零件變成成品,一度貢獻了河南省60%的進出口總額,這種影響力,讓蘋果感到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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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時,一股“去中國化”的暗流開始涌動,蘋果要求供應鏈加速外遷,郭臺銘心領神會,第一個響應,帶著300億美元的宏大計劃和被中斷的華為170億合作,雄心勃勃地殺向印度。
然而,印度的現實給了這位代工皇帝一記響亮的耳光,工人培訓成本是中國的三倍,效率卻低得可憐,組裝一部iPhone15要比鄭州長40%的時間,更致命的是,產品良品率長期在50%左右徘徊,每月虧損超過60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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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像頭進灰、主板虛焊、外殼錯位,甚至被曝出手機里檢測出大腸桿菌,蘋果CEO庫克親臨印度投產儀式的當天,蘋果股價應聲下跌5%,這場豪賭的慘敗,反而讓蘋果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中國供應鏈的根基,短期內無人可以動搖。
這便為立訊的登場鋪平了道路,蘋果迫切需要在中國本土找到一個足以制衡富士康的新力量,立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2017年,蘋果的AirPods遭遇了嚴重的產能危機,是王來春的團隊站了出來,以近乎100%的良品率,硬生生啃下了這塊硬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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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完美的“救駕”,讓庫克對這家工廠刮目相看,親自到訪后更是盛贊其為“蘋果體系中最具執行力的工廠”,立訊憑借這份“投名狀”,成功從一個不起眼的“備胎”,一躍成為蘋果棋盤上的核心棋子,拿到了與舊日霸主同臺競技的入場券。
帝國的夢想與螺絲釘的哲學
面對蘋果的依賴癥,郭臺銘和王來春截然不同的出身與經歷,注定了他們會選擇兩條完全不同的“逃逸”路線,這背后,是兩種生存哲學的根本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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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臺銘,站在代工帝國之巔的締造者,他的思維方式是宏大的、是征服式的,他不甘心永遠做一個供應商,一個“高級打工仔”,他的夢想,是建立一個與蘋果平起平坐的品牌帝國,因此,他選擇了“橫向一體化”,要親自下場造整車。
ModelC、ModelE、ModelT等概念車型的發布,是他向世界宣告的野心,他要跳出蘋果的賽道,另起爐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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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決策,也與其公司長期在2%左右徘徊的研發投入不謀而合,這更像是一場資本和產能的豪賭,而非技術上的精耕細作。
而王來春,則是從流水線上一步步走出來的實干家,1988年,她只是富士康在大陸首批120名女工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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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的時間,她把學習工藝當作“第二職業”,從最底層的工人,一路做到了當時大陸員工能企及的最高職位,課長,這種“螺絲釘”般的經歷,讓她無比務實和專注。
她的策略是“縱向深耕”,目標不是成為另一個汽車品牌,而是要成為所有品牌都繞不開的“博世”或“英特爾”,她要把這顆螺絲釘做到極致,成為整個機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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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底氣,來自于她對研發毫不吝嗇的投入,比例常年保持在7%左右,2010年上市募資12.6億后,她在7年內發動了16次并購,從手機零件到汽車電子,從昆山聯滔到德國萊尼,每一次出手都精準地卡在關鍵技術節點上,為自己構筑了堅固的技術壁壘。
如果說富士康的策略是追求“廣度”的賭博,那么立訊的經營就是追求“深度”的扎根,一個試圖跳出舊世界,一個則試圖成為新世界的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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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車的賭博與無聲的滲透
為了擺脫蘋果的引力,兩家企業都在積極開辟“第二業務國土”,但它們未來的版圖,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風險與回報。
富士康的造車計劃,野心是“實”的,目標直指終端消費市場,這是一場高風險高回報的豪賭,但它的“虛”也同樣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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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建廠的慘痛經歷,暴露了其核心競爭力在離開中國成熟產業環境后的脆弱性,裁撤超過30萬大陸員工后,這種脆弱性可能更加凸顯。
當蘋果設下的制衡棋局愈發明顯,當某年營收增長近乎停滯,僅為0.31%時,富士康內部成立了專門抵御立訊競爭的小組,新任董事長“我們會跑得更快”的表態,聽起來更像是一種面對巨大壓力時的自我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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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立訊的布局,看似是“虛”的,因為它不追求自己的品牌,甘心做幕后的賦能者,但它的根基卻是“實”的。
它已悄然滲透進特斯拉的供應鏈,為Cybertruck提供零件,它與奇瑞成立合資公司,深度綁定本土汽車巨頭,它還攜手英偉達,布局前景廣闊的AI服務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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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目前來自蘋果的營收仍占總營收的75.24%,但這些新業務正在為立訊的未來,構建一個更多元、更穩固的技術地基。
王來春深知,核心的研發與制造必須留在中國昆山,這才是她安身立命的根本,全球化的布局可以有,但根不能斷,可以說,立訊“穩住中國”的核心策略和高研發投入,讓它在分散風險的道路上走得更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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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富士康的全球化步伐則顯得有些倉促,其宏大的造車計劃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能否克服離開中國供應鏈“舒適區”后的一系列陣痛。
從最初承接富士康做不完的訂單,到工廠緊隨富士康布局被誤認為是其子公司,再到2007-2009年對富士康銷售占比超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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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上市時郭臺銘的弟弟還是其第三大股東,王來春與她的立訊,走過了一條漫長的“去富士康化”之路。
如今,這家擁有超過23萬名員工,2023年營收2319億、凈利潤109億,2024年更是達到營收2688億、凈利潤133億的企業,這場看似“新王”挑戰“舊主”的大戲,其實深刻揭示了全球制造業巨頭們在后蘋果時代的集體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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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觀點
無論是郭臺銘的橫向豪賭,還是王來春的縱向精耕,他們的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都只是為了在下一個技術浪潮來臨時,能擁有自己的話語權,不再是被他人任意支配的命運。
江山代有才人出,真正的變量,永遠是市場與技術的下一個風口。
信息來源:
市值超越老東家,打工小妹登上富豪榜!立訊成為“第二個富士康”-鳳凰網科技-20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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