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
契訶夫是19世紀俄國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杰出代表人物,他跟美國的歐·亨利、法國的莫泊桑一起號稱“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之王”。代表作有《裝在套子里的人》《小公務員之死》《變色龍》。
《苦惱》
《苦惱》發(fā)表于1886年,被列夫·托爾斯泰評價為契訶夫最佳的短篇小說之一。這個故事其實很簡單,卻完成了一部關于人類孤獨與冷漠的深刻寓言。作品通過一個年邁車夫無處傾訴的痛苦,揭示了專制社會中人性的異化與情感的荒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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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納的形象是契訶夫對底層民眾最深切的關懷與理解。這個年邁的車夫在失去妻子后,又遭遇了兒子病故的打擊。對他而言,兒子不僅是血脈的延續(xù),更是生活的希望和精神的寄托。然而,生活的重壓讓他在兒子去世不到一周后,就不得不在大雪紛飛的夜晚繼續(xù)趕車謀生。
契訶夫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姚納五次嘗試傾訴的經(jīng)過,每一次都被無情地打斷和拒絕。第一次,他向乘坐馬車的軍人訴說,得到的卻是"趕車吧,趕車吧"的催促;第二次,面對三個尋歡作樂的青年,他們用"大家都要死的"這樣輕飄飄的話語搪塞過去;第三次,看門人的呵斥讓他連開口的機會都沒有;第四次,同住處的年輕車夫用沉睡回避了他的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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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看似平常的互動,實則構成了一個令人窒息的冷漠之網(wǎng)。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拒絕傾聽的不僅是上層社會的軍人,也包括同屬底層的看門人和年輕車夫。這種普遍存在的冷漠,暗示著問題不僅在于個人的道德缺失,更在于整個社會結構的系統(tǒng)性異化。
契訶夫的深刻之處在于,他不僅展現(xiàn)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更揭示了這種冷漠背后的社會根源。在沙皇專制的俄國,嚴密的監(jiān)控網(wǎng)絡和思想鉗制使得民眾長期生活在恐懼之中。這種恐懼逐漸內化為一種生存策略——對他人的痛苦視而不見,對公共事務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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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姚納向三個青年傾訴時,他們的反應尤為值得玩味。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本應具備更高的人文素養(yǎng)和同情心,卻沉溺于"美酒、女人"的淺薄享樂中。這種精神狀態(tài)的空虛與麻木,正是專制制度刻意培育的結果。當一個社會的思想自由被剝奪,當公共討論的空間被壓縮,人們自然會轉向感官刺激和私人享樂,以此填補精神的空白。
更令人深思的是看門人的態(tài)度。作為與姚納同屬被壓迫階層的看門人,本應最能理解對方的痛苦,卻反而成為壓迫體系的幫兇。他對姚納的呵斥"把車子趕開",體現(xiàn)了一種扭曲的權力關系——即使是在社會底層,也存在著一套嚴格的等級秩序和規(guī)訓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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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的陰影,國家暴力與人性異化
十九世紀的沙皇俄國是一個典型的專制國家,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沙皇手中,通過龐大的官僚體系維持著嚴密的統(tǒng)治。這種體制不僅剝奪了民眾的政治權利,更深刻地影響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在專制統(tǒng)治下,國家暴力無處不在,監(jiān)控網(wǎng)絡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人們?yōu)榱俗员#坏貌粚W會掩飾真實情感,對他人的苦難保持距離。這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逐漸演變?yōu)橐环N普遍的情感隔離,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情感紐帶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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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通過姚納的遭遇,揭示了這種系統(tǒng)性異化的可怕后果。當一個人最基本的傾訴需求都無法得到滿足時,說明這個社會已經(jīng)病入膏肓。姚納最后只能向他的小母馬傾訴衷腸,這個充滿象征意味的場景,既是對人性溫暖的最后堅守,也是對冷漠社會的最大控訴。
小母馬“聽著,聞聞主人的手”的細節(jié),與之前各色人等的冷漠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個世界上,動物反而比人類更能表現(xiàn)出同情和理解。這種反差不僅強化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也暗示了在極端異化的社會中,人性的復蘇可能需要從最原始的情感連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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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本主義在俄國的萌芽和發(fā)展,功利主義價值觀開始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在《苦惱》創(chuàng)作的時代,金錢關系正在逐步取代傳統(tǒng)的人際紐帶,情感也被納入成本效益的計算之中。
契訶夫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變化。在故事中,無論是軍人、青年還是看門人,他們的冷漠背后都有著明確的功利考量:軍人急于趕路,青年沉迷享樂,看門人維護秩序。在這些價值排序中,一個老車夫的情感需求顯然無足輕重。
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連姚納自己也無法完全擺脫這種功利邏輯。他在悲痛中仍然要出車賺錢,在傾訴時也要兼顧生意。這種生存壓力與情感需求的矛盾,體現(xiàn)了在資本邏輯主導的社會中,就連悲傷都成為一種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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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苦惱》描繪了一幅令人絕望的畫面,但契訶夫并沒有完全否定希望。姚納對小母馬的傾訴,本身就是對人性最后的堅守。這個看似荒誕的行為,實際上體現(xiàn)了一種不屈的生命力——即使全世界都拒絕傾聽,他仍然要堅持訴說。
這種堅持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它提醒我們,人性的復蘇可能始于最微小的抵抗:一次真誠的傾聽,一個理解的眼神,一句溫暖的話語。在系統(tǒng)性的冷漠中,個體的選擇依然重要。
《苦惱》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對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批判,更在于它對人類普遍處境的深刻洞察。無論在任何時代,當一個人無法找到傾訴對象時,都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社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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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訶夫通過這個簡單而深刻的故事,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永恒的問題:我們是否真正看見了身邊的人?我們是否愿意停下腳步,傾聽那些被忽視的聲音?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時代,我們是否還記得同情與理解的價值?
《苦惱》不僅是一部文學經(jīng)典,更是一面永恒的鏡子,照見每個人的良知與責任。它提醒我們,無論技術如何進步,社會如何變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接始終是文明最珍貴的基石。只有重建這種連接,我們才能避免成為契訶夫筆下那些冷漠的過客,在現(xiàn)代化的洪流中守護最基本的人性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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