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紐約就餐時，41 歲女翻譯被盯20分鐘，男子開口卻驚住她

1979年，41歲女翻譯劉祿曾，正在美國吃飯，一個男子盯了她20分鐘，不疑惑問：“請問您是劉翻譯嗎？我是你的俘虜啊！”

那年春，紐約白羅克博物館有場聚餐。41 歲的劉祿曾剛接過法國廚師做的揚州炒飯，就覺出一道灼熱的目光。

她抬頭看，斜對面餐桌旁，一個高個子美國男人正盯著她。藍眼珠里又遲疑又激動，這注視足足 20 分鐘，周圍的熱鬧都顯得不真實。

劉祿曾第三次回望時，男人猛地站起來。他穿過喧鬧的人群，聲音發顫：“請問您是劉翻譯嗎？我是你的俘虜啊！”

這句話讓劉祿曾手里的湯匙差點掉了。眼前的美國人鬢角已白，輪廓看著眼熟，可被歲月磨得模糊。“您是？” 她試探著問。

“我是詹姆斯?博納特！” 男人急著報出姓名，眼眶紅了，“朝鮮戰場上，您在戰俘營審過我。圣誕節您送我的‘和平’別針，我現在還藏在抽屜里！”

這場異國重逢背后，是劉祿曾不一般的過往。

1928 年，她生在上海的顯赫家庭。祖父是淮軍名將，父親是上海知名銀行主管，叔父管著金融重鎮。

她六七歲時，進了上海最好的教會學校，練出一口流利英語。1947 年，她考上東吳大學法學院，專門學國際法，本能當律師或學者。1950 年，她卻做了個讓親友震驚的決定。

那時，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志愿軍一路推進，卻碰到個難題：俘虜營里滿是美軍士兵，繳獲的武器、物資全是英文標識。

戰士們大多不識字，沒法審戰俘拿情報，還鬧過笑話 —— 把咖啡粉當黑色染料用，連急救包說明都看不懂。全國號召要英語翻譯，本準備留校教書的劉祿曾，撕了聘書就穿上志愿軍棉軍裝。

她成了第九兵團政治部敵工部的副排職翻譯，和 22 名青年一起去了朝鮮。剛到戰俘營，挑戰比想的還大。第一次露天審訊時，敵機在頭頂盤旋掃射，俘虜們到處逃。

對面的美軍士兵見她才二十出頭、長得清秀，就吹著口哨挑釁：“中國沒人了嗎？讓個女人來伺候我們？” 還有人用臟話嘲諷，出身書香門第的她又尷尬又生氣。

劉祿曾暗下決心：必須讓這些傲慢的俘虜收起輕視。之后她白天黑夜都在學：白天跟老兵學審訊技巧，記敵軍編制、軍事用語；晚上在煤油燈下讀西方法律、歷史典籍。

她發現美軍俘虜大多自視甚高，看不起南朝鮮軍隊。于是定了個策略：碰到拒不配合的，就說要把他和南朝鮮戰俘關一個營。這招很管用，多數俘虜寧愿吐情報，也不愿受 “跟二等兵一起” 的委屈。

但詹姆斯?博納特是個例外。他之前因盜竊入獄，靠服兵役換了自由，被俘后軟的硬的都不吃。就算被關進南朝鮮戰俘營，還是沉默對抗，甚至絕食抗議。劉祿曾審了他幾次，都沒結果。

有個寒冬的深夜，戰士來報：“博納特高燒昏迷，氣兒都弱了！” 劉祿曾立刻提著醫藥箱趕去，連夜請軍醫來治，守在他床邊喂水喂藥。直到天快亮時，博納特才慢慢睜開眼。

他看到這位之前被自己抵觸的中國女翻譯，正用凍紅的手幫自己掖被角，突然哭了。他從小父母雙亡，在監獄和軍營里掙扎著活，從沒感受過這樣的關懷。

“你為啥要救我？” 他聲音沙啞地問。

劉祿曾放下水杯，語氣平靜又堅定：“我們是對手，但你首先是個要救的人。這是志愿軍的政策 —— 不虐待、不歧視，給基本的人道主義待遇。”

之前她還制止過戰士用刮鼻子的方式調侃俘虜，這些事都深深印在博納特心里。兩人解開矛盾后，博納特徹底敞開心扉，把自己知道的美軍部署、裝備情況全說了。

他告訴劉祿曾，自己是被 “服兵役就能放出來” 的承諾騙到朝鮮的，根本不知道為啥打仗。戰爭結束時，他握著劉祿曾的手說：“您讓我明白，人性不分陣營，我永遠不會忘您。”

1979 年的紐約餐廳里，當年的女翻譯和昔日的戰俘面對面坐著。博納特聲音發顫地說，回國后他靠努力開了家餐廳，那枚寫著 “和平” 二字的紅紙片別針，一直好好珍藏著。

“是您讓我重新信人性的好，讓我有勇氣好好過日子。” 他舉起酒杯，眼里滿是感激。

劉祿曾也很感慨，她從沒想過，當年按職責做的一點小事，會成了別人一輩子的精神支撐。這場跨越國界和戰火的重逢，正好證明了志愿軍俘虜政策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