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我為什么從不焦慮？

內容來源：2025年10月29日，《羅永浩的十字路口》第九期播客，對話賈樟柯。未經授權整理發布。

高級筆記達人| 天朗明月

責編| 柒排版| 拾零

第 9264篇深度好文：7540字 | 19 分鐘閱讀

思維方式

筆記君說：

都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時代印記，而每一代人都有屬于自己的“賈樟柯”。

賈樟柯導演的卓越之處在于，他能夠通過電影作品高度還原出時代洪流的真實、細膩與質感，這種給觀眾帶來的視覺體驗堪稱“毛骨悚然”。

他的鏡頭從不回避生活的粗礪，反而在灰撲撲的縣城街角、嘈雜的錄像廳、呼嘯而過的卡車聲中，捕捉到時代暗涌下的情感真相。

1970年生于山西汾陽的賈樟柯，曾是個騎著自行車在狹小縣城里兜轉的“街頭少年”，混跡于打架斗毆和霹靂舞的青蔥少年。但正是這種底層生活的切身體驗，讓他日后成為國際影壇上極少能精準刻畫中國社會變遷的“記錄者”。

2025年10月29日，在羅永浩的播客《十字路口》中，賈樟柯回顧了自己的成長軌跡——從汾陽的“轆轤把街”到北京電影學院，從《小武》的粗糙真實到《三峽好人》的深沉敘事。

本文根據對談整理，從街頭野性到文學啟蒙，從《黃土地》的震撼到電影創作的堅持，試圖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賈樟柯總說“真實的粗糲比完美的虛構更動人”？

或許因為他始終相信，電影不是傳奇的編造，而是對平凡人尊嚴的守護。

內容有所刪減，希望能對你有所啟發。

一、賈樟柯的成長底色：

從街頭到銀幕

1.野蠻生長下的藝術萌芽

① 成長環境

要說我小時候的成長環境，首先得從我成長的地方汾陽縣說起。

汾陽，其實是一個地位非常特殊的縣。尤其是近代，隨著庚款興學的興起，各種教會勢力開始進入這里。

比如，汾陽中學與清華大學同屬一個董事會，汾陽醫院的建筑與協和醫院幾乎一模一樣等。

汾陽作為一個大縣，商業非常發達。當時汾陽人經商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是在天津；另一條則是通往蒙古乃至俄羅斯的晉商線路。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使得汾陽的人物關系錯綜復雜，這里成了一個信息交匯之地。

所以，我們這群孩子最是調皮搗蛋，經常打架。

現在看，只有具備高度敏感性和強烈自尊心，情感細膩到一定程度的人，才會選擇打架。

第一，沒上學就參與打架。

我從記事起，就參與街頭“戰爭”了。

大孩子并不排斥我們，大家都是一條街的。以街區為單位，經常會有不同的勢力進行地盤之爭。

大孩子們一打，我們就負責運送磚石、瓦塊，充當后勤補給。前面的哥哥們在打，我們在后方支援。

此外，我們這些小孩還有一項特別喜歡的任務，就是去市醫院看受傷的人。回來后大家會開心地討論：“縫了幾針，把他打壞了。”

如果咱們這邊縫了3針，對方縫了16針，那就大獲全勝。

這種經歷一直帶到小學，讓我們變得爭強好勝。

第二，小學時候打架密集。

小學打得是最兇的，現在看絕對是街頭的“幸存者”。

記得有一次，我和班一個同學在街上，就是互相瞪了幾眼，然后推搡摔了一跤，事情本該就此結束。

然而，過了兩節課后，全校師生都在操場上，跟著節奏做運動。就在這時，那個同學——外號叫“四果子”，他媽突然來了，手里還拿著獵槍，直接在操場上找我。

我當時嚇得魂飛魄散，從同學腿間爬了出去，逃出學校，最后躲到鄰居家的柴房里，藏了很久很久。

第三，高中時候愛留長發。

上高中時，因為在學校里開始接觸到搖滾樂，看到國外的樂手和藝術家都是長發披肩，于是我也模仿起來。

后來，宋校長找我談話，問我多久洗一次頭？

那時沒有淋浴，通常是端個臉盆洗，一周可能只在周末洗一次。

他問我覺得這樣麻煩不麻煩？從他那出來后，我就告別了長發歲月。

② 家庭環境

我父親是一名中學語文教師，專門教授語文課程。而我母親，最初在武裝部工作，后來轉到了糖業煙酒公司。

據母親說，之所以從武裝部轉到糖業煙酒公司，是因為母親認為去了糖業煙酒公司，物資供應方面會相對寬松些。

確實，每逢八月十五，母親的公司里紅糖供應充足，大家都可以隨意購買。而一般家庭想要打月餅買紅糖還得憑號排隊。

第一，口頭作文。

記得小時候經常停電，一停電父親便點蠟燭，批閱學生的作文。

他會挑選一些優秀作文，念給大家聽，有時候也會拆解作文某段描寫，稱贊這個比喻好，那個感受寫得特別深刻。

這對我而言，比讀唐詩更具啟發意義。

當然，父親還特別注重訓練我的口頭作文能力。

那時山西的語文教育中，口頭作文是一項重要內容。出一個題目，如“我與老羅的一天”，給五分鐘準備，然后上臺即興演講。

現在來看，這種“現想現說”的口頭作文，對我的文學成長很重要。

第二，成立詩社。

第一次發表的作品是在小學五年級時寫的作文《游晉祠》，語文老師將其投寄到小學生雜志社，最終得以刊登。

我自己第一次投稿的雜志是《新星》雜志，是一首長詩，題目叫《黃河的五千年謊言》。

第一次嘗試寫詩是在高中時期，后來與同學們還成立了詩社，名叫“沙派”，并出版了兩本詩集。

第三，文學雜志。

文學雜志的學習是從評書聯播節目開始的。當時，每天中午12點或十二點半，我都會收聽評書聯播。節目從《岳飛傳》《楊家將》到現代題材的《敵后武工隊》《平原游擊隊》及《鐵道游擊隊》等。

后來，這些古書講完了，便開始小說聯播節目。其中，有一部小說叫《黃河在這里轉了個彎》印象深刻。

后來，我逐漸從聆聽轉向閱讀，開始接觸《文學期刊》《當代》《十月》《收獲》等文學雜志，尤其是從高一開始，我結識了一群新同學。其中，一位好朋友的家在郵電局。

那時郵局開設有書報攤，就擺在我們市中心鼓樓底的十字路口旁，那個報刊亭和鐵制小推車里，總是擺放著最新的雜志，這成了我閱讀的新天地。

③ 個人理想

小時候，我從沒有想過長大后會從事文藝工作。到了初二，我們家搬到了縣城邊緣的新房，從家出發步行三五分鐘就是太原通往陜北的交通干線。

那時主要依賴公路運輸，因為整個汾陽、呂梁地區還沒有鐵路，所以車輛非常繁忙，拉什么的都有。

我自己就很喜歡站在公路邊看車來車往。如果能成為一名卡車司機，開車四處跑，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么自由！

2.時代印記下的藝術啟蒙

① 舞蹈：霹靂舞“害蟲隊”

霹靂舞在我高中時期特別流行。

當時，霹靂舞動作簡單直接，有一部美國電影叫《Breaking》，主角是旋風馬達。我看了這部電影，雖然一開始并不了解霹靂舞，但看完后覺得這個舞蹈一下子吸引了我，我覺得簡直是太棒了。

那時，一部電影在一個地方只放3到4天，不像現在各地同時上映。比如在汾陽放映時，孝義或其他鄰近縣份要等汾陽放完才能輪到。

于是，我利用這3到4天時間，連看了7遍。在縣城里，只要有排片我就去看，第一場是被舞蹈吸引，之后就開始專注學習，印象逐漸深刻，并開始練習。

那時，我們還組建了一個團隊，取名為“害蟲隊”。這靈感源自一則廣告：“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正義的來福靈”。同時，也確實覺得自己有些淘氣，像害蟲一樣走到哪里都愛搞破壞，因此起了這個隊名。

現在回想起來，無論哪個年齡段的人，經過一段時間后回望過去，總能在記憶中找到一絲甜蜜。

② 音樂：磁帶錄音機

那個年代，流行音樂興起，磁帶是我們接觸音樂的主要途徑。

當時也鬧出了一些笑話。比如，比如最早聽崔健的《一無所有》，我一直以為第一句是“我曾經是個木頭”，后來才發現是“我曾經問個不休”。

當時，我們聽的磁帶主要是兩位歌手的作品：張帝的《急智問答》和鄧麗君的歌曲。

后來，才逐漸有了劉文正等歌手的音樂。

③ 電影：大劇院和錄像廳

對于電影，我最初記憶是跟著我母親一起看。直到父親帶我看了《平原游擊隊》和《戴手銬的旅客》后，我一下子才對電影變得興奮起來。

比如，《平原游擊隊》中騎馬打仗的驚險場面，以及《戴手銬的旅客》中北京到云南的風光轉換、火車打斗和直升飛機等，都讓我覺得特別過癮。

后來，母親被調到汾陽劇院門市部工作，讓我有機會不用買票就能看電影。其中有部電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主演的《絕唱》。

再后來，錄像廳興起，電影院逐漸被我們拋棄。

在錄像廳里，兩毛錢就能看一部電影。比如，我第一部看的錄像是《廣東好漢》，第二部是張徹的《獨臂刀》，第三部是《懲罰》。

這三部影片我至今記憶猶新。

就這樣，我完全進入了一個新的電影世界，成了一個真正的影迷。

二、關鍵轉折與創作原點

1.報考美術補習班：成功考上大學

高中畢業后，我晃蕩了一年，當時特別開心，生活里就“生活”兩個字，沒有焦慮、迷茫。

晃蕩，其實也是一種生活。

時間久了，就業問題自然凸顯。母親曾為我安排了保險公司和建設銀行的工作，但我拒絕了，因為我不愿意被人管著，就躲躲閃閃。

于是，父親開始教育我，既然已經完成了中等教育（高中），但人的一生最好能經過高等教育的熏陶。

由于數學不好，我選擇通過報考美術院校上大學，在太原，我報名山西大學美術系的考前學習班，進行美術補習。

最后通過三次補考，最終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

2.人生中的兩個貴人：田東照北野武

說到貴人，我想特別感謝兩位對我影響深遠的人。

第一位是田東照老師。上學時我喜歡寫作，亂寫一氣，寫完一部小說后，想找名師指點。

周圍沒有文學名人，我便想到了《黃河在這里轉了個彎》的作者田東照老師，他當時在省作協工作。

我之所以找他，是因為他也是山西人，和我一樣同屬呂梁地區，算得上是老鄉。我完全不認識他，只打聽省作協的地址，便拿著小說去了。

門開后，房間內煙霧繚繞，田老師正寫作，滿頭大汗，叼著煙：

他問我：“你是誰？”我答：“我叫賈樟柯，是文學愛好者，汾陽老鄉。我寫了個小說，能否指點一下？”

田老師說：“我正寫著，沒時間看。你那多少字？”我說：“幾千字。”

他讓我放下，問我在哪工作，得知我在山西大學美術培訓班學畫畫后，便說：“你放下吧。”然后關門繼續寫作。

我以為這事就此結束，畢竟稿子上沒留聯系地址。但過了一個月，美術老師突然告訴我，省作協打電話找我，讓我去找田老師。

原來，我留了一句“山（西）大（學）美術系的”，田老師記住了，找不到我便打電話到美術系。

再次見到田老師，他詳細講解了我的小說，給予鼓勵，說我的語言感覺很好，藝術感覺也很好，要努力。

之后，他常邀請我去他家，周末一起吃飯，聊文學，給我很多鼓勵。

另外一位是北野武老師。

北野武導演與《小武》有關。當時，北野武有一個計劃，每年投資兩三個亞洲年輕導演，以支持亞洲電影發展。而我的朋友市山尚三就負責尋找這些導演及其作品。

他很喜歡《小武》，便推薦給北野武，結果北野武也很喜歡。之后北野武導演就支持了后面的很多電影，比如從《小武》開始，到后面的《站臺》直至《江湖兒女》。

我特別感激北野武多年來的支持，其中有一部電影《世界》，在我寫好劇本后，按照日本人的程序性，會先評估劇本。

劇本寄到北野武公司后，經紀人看完后認為這部影片難以盈利，但北野武決定支持我，他說《座頭市》賺了錢，可以拍攝《世界》。

所以，前輩們的支持確實非常重要。

3.《黃土地》的沖擊：確定電影使命

在太原補習期間，偶然觀看了《黃土地》。當時看著看著，我越看越激動，甚至是眼淚汪汪、哭著看完的《黃土地》。

那一刻，就覺得有些東西突然進入到我的意識里，它就像是飛進來的一道光，讓我有了一個明確的人生目標，有了一件自己非做不可的事情——做電影。

這部電影情感細膩，充滿散文氣息，而我家鄉汾陽正是《黃土地》的背景地，一半在晉中平原，一半在呂梁山區。電影講述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故事，但人物狀態、樣貌、勞作場景幾乎毫無變化，熟悉的土地、空間、人物讓我深感震撼。

看完電影，我走出影院，心中涌起一個強烈的念頭：我要做電影。

那一刻，仿佛“還魂”一般，我對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認知。

當時的想法就是佩服，佩服至極。就是我們身處日常，沉浸于生活之中，而《黃土地》帶給我的卻是一種熟悉的陌生感。

我從未從這個角度去觀察我們的生活，正是這種獨特的視角深深吸引了我。我渴望能像他一樣，發現那些我們熟視無睹的生活細節，原來從另一個角度看，竟如此富有詩意，如此令人悲傷，或者說，能引發如此復雜的情緒。

其中有一個細節讓我瞬間淚目：

在我們山西，尤其是我小時候的汾陽，魚是難得一見的食材。影片中有一個鏡頭，喜宴上端上一條木頭魚，還澆上了汁，人物用筷子敲了敲木頭，說：“咱就圖個喜慶，年年有余（魚），這魚咱們吃不上，但總得擺上桌。”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瞬間讓我淚如雨下，心中滿是委屈。

那一刻，我覺得這電影拍得太美了，不禁想，我們能否也學會這樣的拍攝手法，慢慢拍出如此動人的作品？

4.電影《小武》：低成本拍攝破局

講《小武》的故事，需要先從《小山回家》說起，因為單獨講《小武》是無法講明白的。

當時，我在1995年大二期間，拍攝了這部短片《小山回家》。之所以拍攝，是因為作為文學系的學生，一般都有2次實踐機會。由于拍攝周期只有一兩天，因此非常珍惜，渴望通過作品表達，于是創作了《小山回家》的劇本。

拍攝的時候，也遇到了像《小武》一樣的問題，具體有：

首先，資金。短片的資金來源就很復雜，最大的支持來自同學們。我們當時成立了一個名為“青年實驗電影小組”的組織，雖然起初是半開玩笑的，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漸變得認真起來。

其次，設備。我們管理系的一位同學，他父親在報社工作。那時報社有一臺專業級攝像機（還不是電影攝影機），他父親說單位沒人用，可以借給我們。

解決了攝影設備，接下來是錄音設備。我們有一位錄音系的女同學，她去系里借來了設備，電影學院對此非常開放，只要保護好設備，就可以使用，然后就借出來了。

第三，制片費用。制片費用總共花了2萬多塊錢。一部分是我寫電視劇的結余，另一部分是我一位學畫的同學提供的。他剛畢業，接了一個賓館換畫的工程，賺了些錢，借給了我一部分，支持我拍電影。

第四，拍攝和后期。拍攝過程中，七拍八拍，遇到了不少困難，后期制作更是無底洞。我的兩位同學王宏偉和顧錚在關鍵時刻提供了幫助，王宏偉拿來了錢，顧錚寄來了自己的生活費。

就這樣，短片完成了。我們在北大、中戲等地放映，因為這部短片關注民工題材，較早地觸及了這一社會現象，所以得到了許多同學的支持和認可。

后來，我一位朋友是香港留學生，他建議我們報名參加香港的短片展。就這樣，我們的片子由一位名叫陳嘉淇的女留學生帶到香港，最終意外獲獎。

在香港短片展上，我結識了三位朋友，一位是后來一直合作的攝影師余力為，一位是當時擔任《香港經濟日報》的編輯李杰明，還有一位是剛從美國留學歸來的周強。

就這樣，我們三人懷揣著拍電影的夢想，決心干一番大事。那時我們都年輕氣盛，充滿激情。隨后，我回到了北京。不久后，余力為也來到北京，租了一間房子，開始了北漂生活。

臨近春節，我回到了家鄉，此時正值汾陽老城拆遷，縣城即將由縣變市，基礎設施建設如火如荼。

與老同學相聚，發現他們的生活也發生了巨變，有的結婚生子，有的與父母爭吵。經濟快速發展，私營經濟和城市化娛樂興起，這一切對我觸動極大。

于是，我決定創作《小武》這個劇本。

《小武》原本是按長篇構思的，但考慮到預算，我與香港制片商討論能否用短片的預算拍攝16毫米的長片。要知道，當時16毫米膠片已不常用，主流電影工業采用35毫米。

在預定膠片時，一切順利。但當我們拿著錢去柯達辦事處取膠片時，負責人質疑我們的拍攝計劃，認為這點膠片頂多拍個45分鐘的短片，不可能拍長片。

我們無奈地表示，能拍多少算多少，只要攝影機轉開，閃轉騰挪總能把它拍完。

或許那位經理覺得我們是一群傻孩子。正當我們抱著膠片離開時，經理叫住了我。問我確定是要拍長片？我說是拍長片，不是短片。他說：“好吧，我個人出錢給你買10本膠片，你好好拍。”

當時，他真的給了我10本膠片，他說是他自己付的錢，讓我拿走。到現在我沒記住他的名字，但我有時候遇到困難了就會想起他：萍水相逢，就看到一群年輕人想拍電影，他有這個條件，就幫了你一把。所以這之后，有時我也會做一些類似的事。

這之后，《小武》順利完成拍攝，我也意識到一個道理：

在條件沒有成熟的時候，永遠不會有你想象中的完美條件，我們應該先行動，而不是等到條件完全成熟再行動。如果一定要等到條件完全成熟才行動，那么很難實現。

5.創作哲學：用金曲追求真實感

有人說我在電影里喜歡用“時代金曲”，甚至賈樟柯，你的樂品很差。所謂樂品差，即總用通俗歌曲、流行歌曲。

其實，用時代金曲這完全是下意識的行為。無論是從大量運用流行音樂的《小武》開始，還是到《站臺》，甚至到現在，雖然使用得少一些，但依然在用。

對我來說，這些音樂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現實的一部分。

首先，當你面對拍攝故事發生地那樣的空間時，流行音樂是現實生產中存在的東西，你不能期望在縣城或中小城市的馬路上整天播放交響樂，這是不現實的。

其次，在成長的過程中，每個階段的流行音樂其實都很準確，能夠表達當時的情況。在那個聲場里，這些東西是存在的。它們是我們生活聲音的一部分，也是我們現實生活內容的一部分。

創作時，你只需選擇在什么場合出現什么歌。

6.拍好電影：完全忠實于自己

從第一部長篇作品開始，我基本上就確立了個人風格，包括題材也是如此。

雖然會有一些變化，但是整體上仍然一直是反映時代變遷下的從縣城生活到城鎮生活的變化，這是自然形成的。

我講個故事，記得那是在《三峽好人》威尼斯電影節結束后，我去了巴黎。其中有個好朋友，他是位香港導演，給我提出了2個建議：

第一，拍電影就像出牌，手里要多準備幾張牌，不要只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雖然我覺得這是善意的提醒，但我沒有聽他的，這也反映了我一貫的風格：

想拍什么就拍什么，不會考慮周圍環境或是否有同類型題材剛被拍過，或者當前題材是否流行。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此刻想拍什么。

第二，趁著現在正紅，建議我多攢點錢。

很多導演晚年生活凄涼，比如奧遜·威爾斯或其他一些藝術家，年紀大了只能靠賣煙為生，甚至要靠以前合作過的演員資助。

雖然這建議也不錯，但我也沒太聽他的。因為我基本能保持每兩年拍一部電影，除疫情干擾外。我的電影都是想拍了就寫劇本，寫完準備好就開拍。

很多時候并沒有等到融資條件成熟才開機，大部分情況下是先用我們公司的錢，器材可以借朋友公司的器材，工作人員也愿意等我們融到資再結算。

可以說一旦開拍，我是全力以赴，拍完后再進行融資，也正是這種決心，很多老合作伙伴愿意支持我，他們看到我把家底都投入進去了，覺得應該幫一把，大家一起做。

作為藝術家，我覺得自己就很幸運。

拍電影，我要完全忠實于自己。

在我內心深處一直有一個終極的歸宿：

無論遇到何種問題，或人生起起伏伏，總有一個地方會接納我，并且在那里我會過得非常愉快，那個地方就是——汾陽。

大不了我回老家，與家鄉的朋友們、家人們一起生活。我不覺得離開汾陽就再也回不去了。那里很美，生活愉快且舒適，沒必要糾結。

某種程度上，如果你想回頭，愿意回去，你就一定能回去。

正因如此，我毫無后顧之憂。實際上，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有它的樂趣，有什么回不去的呢？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好文閱讀推薦：

• “子彈筆記”是筆記俠的矩陣公眾號，聚焦職場效率追求、人際關系與高潛成長者，幫你3分鐘吃透核心觀點和方法論。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