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北京革委會的主任，與四位副主任，分別都是誰？

“1967年2月18日凌晨，燈光還亮著——’老鄭，名單定下來了，你得進常委。’謝富治壓低聲音，卻擋不住話里的火藥味。”這一句傳遍了北京城，也宣告著全國第一座省級革命委員會即將在首都亮相。自此，首都的黨政軍架構被重新拼裝，五張牌放到了桌面：一位主任，四位副主任。

北京為什么搶先成立革委會？當時中央的判斷極為明確：首都必須穩住局面，同時要給全國樹樣板。于是“軍事＋地方干部＋群眾代表”的組合被認為相對穩妥。選人標準只有一句話——能壓場面，還得扛得住政治風向。

主任謝富治正是這樣的人物。籍貫湖北黃陂，紅軍時期便是師政委，抗戰進入八路軍總部，解放戰爭掌管四野后勤，再到昆明軍區司令，軍政經驗雙全。1965年調任公安部部長后，謝富治掌握了全國武裝警力；1967年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更具前所未有的分量。那會兒，他每天都要在公安部、國務院、天安門幾處來回穿梭，批示文件總是掐著點，“下午三點前必須辦完”幾乎成了口頭禪。有意思的是，他在市革委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沒有提“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而是請來了公共交通系統負責人，當場拍板恢復郊區公交運行——用心思可見一斑。

與謝富治搭班的第一副主任吳德，河北豐潤人。1933年參加革命，長期做情報與政工工作，行事低調。建國后，先后在燃料工業部、天津市、北京市任要職，1966年底被點名主持北京日常工作。吳德熟悉機關運轉，尤其精通財貿口，“預算缺口多少錢，廠礦哪天能復工”，他張口就能報數。有人評價他“不像運動派，更像管帳先生”，正因為這股穩健，他得以在1972年接過主任一職。

第二副主任鄭維山，山西襄汾人，1955年授中將。早期參加百團大戰，抗戰后期被稱為“平綏之虎”。進入朝鮮戰場后，鄭維山任第19兵團參謀長，主導了三千人大潛伏反擊，美軍記錄對此戰役評價極高。回國后坐鎮北京軍區，堪稱首都安全網背后的“作戰中樞”。1967年服從命令進入市革委會，他人高聲洪，當眾講話常以“同志們，戰場就在人群里”開頭，頗具軍人作風。然而政治氣候瞬息萬變，1970年他被隔離審查并撤職，直到1982年復出出任蘭州軍區司令，方才洗雪多年冤屈。

第三副主任傅崇碧，安徽天長人，1955年授少將。抗戰時期任團、旅主官，解放戰爭隨四野南下。朝鮮戰場上，第63軍在鐵原陣地寸土必爭，正是傅崇碧死守兩晝夜，為志愿軍擠出調整空間，被軍報譽為“堵口軍長”。1967年他兼任北京衛戍區司令與市革委會副主任，手里掌握著首都步兵、裝甲、炮兵等多個兵種。有人私下說，“只要老傅點頭，城里的機關大樓沒人敢亂撞門”。1976年清理三司殘余時，他調動兩個團火速封堵西直門，十分鐘之內局勢平息，這一細節在解密文件中至今留痕。

最后一位副主任是群眾派代表聶元梓，原籍山東德州，數學系出身，入黨時間不長，卻在1966年憑大字報“一戰成名”。她與傳統官僚、軍隊干部的氣質截然不同，講話直來直去，一度被青年學生追捧為“師母”。1967年進入市革委會后，聶元梓分管文化教育口，提出過“大學要停學大改造”的激進口號，也因此與吳德等產生尖銳分歧。1971年之后，她的政治資源迅速枯竭，1983年被判刑17年，成為革委會班子中結局最為嚴厲的一人。

如果把這五個人放在一張坐標圖上，可以看到鮮明分工：謝富治、鄭維山、傅崇碧提供武裝與威懾；吳德負責行政與后勤；聶元梓連接群眾與輿論。不同背景、不同做派，卻在同一張任命書上簽字，這正反映了那個年代的復雜權力邏輯。有人感慨，軍隊與地方的邊界被打散，傳統的分工原則遭到重塑；也有人認為，這是非常時期不得不出的非常之策。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革委會成立后首月就處理了三件棘手事件：京豐火車站運輸堵塞、首鋼罷工、清華園武斗。謝富治要求“快、準、不留尾巴”，吳德則補充“賬必須對得上”。三天兩夜，鄭維山在豐臺指揮所連線各軍列，傅崇碧調來衛戍區卡車幫首鋼運礦砂，聶元梓跑去清華喊話“停手先開會”。手法各異，卻在當時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然而好景不長。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北京革委會權力結構再度調整，謝富治身體轉差、吳德挑起重擔、軍隊干部分批回師原建制，群眾派被邊緣化。1975年革委會名字依舊保留，卻已名存實亡。1978年國務院正式恢復市政府建制，北京革委會隨之謝幕，存續時間十一年。

回過頭審視，這個機構與其說是行政機關，不如說是政治氣候下的臨時混編隊。它承載了穩定首都、展示樣板的使命，也留下了高風險決策的后果。那五張牌，三軍、一吏、一群代，各自命運迥異；共同之處是都曾在旋渦中心作出選擇，付出代價。對理解那十年的首都治理，這份名單仍具不可替代的參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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