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推薦：保險需求及其偏差之謎｜保險學術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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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以下論文整理而得：

Francisco Pitthan, Kristof De Witte (2021). Puzzles of insurance demand and its biases: A survey on the role of behavioural biases and financial literacy on insurance demand.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Finance 30, 100471

作者：

Francisco Pitthan（比利時魯汶大學）

Kristof De Witte（聯合國大學國際社會政策研究所）

原文鏈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4635021000150

【本期看點】

●人們針對高損失風險的投保不足現象，這種保障不足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后果尤為嚴峻。

●保障不足現象在保險市場成熟的國家（甚至存在保費補貼的情況下）依然存在。

●三類典型保險謎題：低概率高損失風險保障不足、高概率低損失風險過度投保、以及長期護理保險等特定高概率高損失風險投保低迷。

●在首次經歷臺風后，個體的保險需求主要受可得性啟發式支配，短期內更傾向于購買臺風保險；但若多次經歷災害，"賭徒謬誤"便會占據主導，使人們認為再次發生臺風的可能性反而會降低。

●實驗驗證了情感豐富事件在保險決策中的S形影響效應，但發現高數學素養人群（即理解和處理統計信息能力強的個體）的決策幾乎不受情感因素影響。

●金融素養不足會引發一系列負面后果：投資決策質量下降、因財務管理能力薄弱而更易陷入金融詐騙、金融市場參與度降低，以及退休規劃意識薄弱。此外，加德古德（2012）指出，金融素養不足還與消費者過度負債等重大社會問題密切相關。

●保險需求謎題中的許多行為偏差和啟發式動機，實質上可能源于一定程度的金融素養缺失。

保險需求及其偏差之謎：

行為偏差與金融素養

對保險需求影響的調查

摘要

本文系統梳理了保險需求領域的未解之謎，并從行為經濟學視角對保障不足現象的理論解釋進行綜述。研究特別指出，短視思維、窄框架認知等行為偏差能夠有效解釋這些謎題的存在。結果表明，這些偏差會通過引發非最優概率加權或風險概率誤判，進而加劇保障不足的可能性。我們發現現有文獻尚未提出有效的解決路徑，為此本研究提出將金融素養教育作為系統性解決方案——該干預措施旨在提升公眾的金融知識掌握程度與實際應用能力。

1 導論

保險經濟學文獻中一個引人深思的謎題是：針對高損失風險的投保不足現象。這種保障不足會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全球各地每年因自然災害、疾病、傷殘、恐怖主義、疫情及事故等造成的重大損失給人類社會帶來持續沖擊，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后果尤為嚴峻。本文通過梳理保險需求領域的類似謎題，系統闡述了基于行為經濟學的保障不足理論解釋，并深入探討了解釋保險需求謎題的可行方案，重點考察金融素養在高損失風險保障不足問題中發揮的作用。

損失厭惡理論有力地論證了保險如何能提升民眾福祉：對于損失厭惡者而言，支付精算公平保費（或至少低于確定性等值的保費）以獲得全面保障，實質上是一種效用改善。該理論由Tversky和Kahneman（1979）提出，研究證實人們往往更傾向于避免損失而非獲取等額收益。Booij和Van de Kuilen（2009）通過實證研究表明，這種現象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普遍存在。

在保險文獻中，需要保險保障的風險事件通常根據損失程度與發生概率進行劃分。例如：自然災害屬于低概率高損失風險；自行車盜竊屬于高概率低損失風險；而健康問題則屬于高概率高損失風險。根據期望效用理論，相較于低損失風險，消費者理應更傾向于投保高損失風險（即使預期損失相同）。但實證研究卻發現，消費者對高概率低損失風險的投保需求反而顯著高于低概率高損失風險（Browne et al., 2015），由此形成了保險需求謎題。盡管損失厭惡理論與期望效用理論提供了理論上的解釋，但研究觀察到，目前仍有大量人群在多維度風險保障方面存在缺失，尤其針對高損失風險的保障不足現象尤為顯著。

鑒于這種保障不足現象在保險市場成熟的國家（甚至存在保費補貼的情況下）依然存在，該問題無法完全歸因于保險供給不足（Kunreuther et al., 2013）。因此，保險需求研究領域開始聚焦行為經濟學視角，試圖解釋這些保險謎題。其核心理論在于：認知偏差與啟發式思維會影響風險概率評估與權重判斷，最終導致非最優保險決策。影響保險需求的主要認知偏差包括：

●粗概率分類（coarse chance categories）：直接應用前景理論，當消費者將風險視為可能或確定時，概率權重會出現劇烈躍升；

●短視認知（myopia）：因信息匱乏及關注局部環境而系統性低估平均概率

●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雖能準確評估平均概率，卻低估自身特定風險概率

●窄框架與心理賬戶（narrow framing and mental accounting）：未能統籌不同心理賬戶間的決策關聯，有時甚至忽略同類事件的時間累積效應

●可得性啟發（availability heuristics）：受近期或鮮活記憶影響，對易回想事件賦予過高權重

●經驗與描述依賴（decisions based on experience and description）：相較于基于小樣本生活經驗的信息，更依賴外部描述性信息

●情感依附（affection）：對具有情感聯結的標的物表現出更強的投保意愿

盡管保險文獻為需求謎題提出了諸多行為學解釋，但迄今仍未給出令人信服的解決方案。Burns等人（2010）曾提出應對不同認知偏差的"對癥治療"思路，但由于每種偏差都需要差異化干預，始終未能形成普適性解決方案。究其本質，影響保險決策的大多數認知偏差都源于金融知識匱乏或金融產品誤用，這與金融素養水平低下存在直接關聯。金融素養作為融合知識、態度與技能的綜合能力，能促進提升財務福祉的理性決策，但其作為緩解行為偏差影響的關鍵路徑的作用卻被長期忽視。實證研究表明，通過教育或咨詢干預金融文盲現象，對改善保障不足社區的保險需求具有顯著效果（Cole等人，2013），然而現有研究卻鮮少系統分析提升金融素養對削弱行為偏差與啟發式思維影響的實質作用。

2 期望效用理論與保險需求之謎

根據Barberis（2013）的研究，概率評估與權重設定的失衡是導致極端事件決策出現矛盾結果的主要誘因。這種現象既可由偏好差異解釋，更受到信念、啟發式與行為偏差的顯著影響。保險需求作為同一決策框架下的產物，同樣受此機制作用，導致某些風險保障不足而另一些風險過度投保，從而形成實證研究與經濟理論相悖的保險需求謎題。其中一個典型現象是：相較于高概率低損失風險，低概率高損失風險的保險需求顯著偏低——這種矛盾亦可通過行為偏差理論解釋。考慮到保險對規避重大罕見事件（如洪水、火災、地震等災害）具有提升風險厭惡者生命周期福祉的重要作用，此種需求差異更顯悖謬。

從經濟理論視角審視不同風險的保險需求，期望效用理論認為：當風險厭惡者面對預期損失相同但方差不同的A、B兩種風險時，應優先為方差更高的B風險投保（Browne等，2012015）。但理論與實證結果的矛盾恰恰構成謎題：在相同預期損失與費用附加條件下，消費者對高概率低損失風險（對應A風險）的投保需求始終高于低概率高損失風險（對應B風險），這與Slovic等（1977）、Ganderton等（2000）的實驗研究及Browne等（2015）的實證發現一致。Laury等（2009）雖通過真實貨幣實驗復現Slovic研究，并指出既往實驗結果可能受干擾因素影響，但其結論與主流實證文獻的分歧仍需審慎看待。

此外，假設存在風險C：其方差與風險A相同，但具有更高的平均損失（即高概率高損失風險）。根據期望效用理論，消費者對風險C的投保意愿應顯著高于風險A。盡管目前多數高概率高損失風險已形成成熟保險市場（如健康險），但研究仍觀察到例外情況——以長期護理保險為代表的險種持續面臨需求不足困境。

鑒于理性人假設是期望效用理論的核心前提，近期保險需求文獻開始轉向行為與認知研究路徑，試圖為三類典型謎題尋求合理解釋：低概率高損失風險保障不足、高概率低損失風險過度投保、以及長期護理保險等特定高概率高損失風險投保低迷。該研究體系通過理論推演、實驗觀測與實證檢驗證實，不同風險保障水平的異常現象，至少可部分歸因于市場中存在受行為偏差影響或依賴啟發式決策的消費群體。下文將系統梳理保險需求領域行為偏差研究的主要進展

3 為非理性代理人解釋保險

——保險需求偏差

本節將探究影響保險決策的主要偏見與啟發式。所選行為偏見在學術界備受關注，因其通過影響人們在保險決策中的概率評估或概率權重，能夠解釋針對不同風險的過度投保與投保不足現象。盡管行為金融學與決策理論文獻中還存在其他偏見，但它們在保險需求文獻中對于解釋“保險謎題”的相關性不足。

3.1.粗略的機會分類與前景理論

累積前景理論通過實驗證明了S形概率權重函數的存在。該函數用于對不確定性決策過程中的概率進行加權，有助于解釋人們為何會高估小概率事件并低估高概率事件。然而，他們發現該函數在端點附近（尤其是對于極小的概率）表現不佳——這些概率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被極端地高估。

概率權重函數的這種不良表現可以通過粗略概率分類和“可能性效應”（Burns等人，2010）來解釋，而這正是前景理論的直接結果。皮亞杰和英海爾德（1951）研究了兒童對機會和概率的感知，發現他們使用的分類（例如“肯定不會發生”、“可能會發生”）與成年人理解不確定性事件及其對概率認知不足的方式（Reyna和Brainerd，2008）并無太大差異。例如，當一個事件的標簽從“肯定不會發生”轉變為“可能會發生”時（即所謂的“可能性效應”），該概率在個體決策中的權重會急劇增加。

同樣，微小的概率變化若導致事件標簽從“可能會發生”變為“肯定會發生”（即“確定性效應”），也會產生顯著影響。然而，正如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92）的實驗所示，對于中間概率的微小差異，人們可能認為其無關緊要。施密特（2016）從理論角度探討了前景理論在保險需求中的作用，指出該理論足以解釋以下現象：針對低概率風險的保險產品（即使保費獲得高額補貼）需求低迷，而針對中高概率風險的保險（即使保費包含高額附加費用）卻可能呈現高需求。利用美國數據，黃（201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損失厭惡型個體的長期護理保險持有率較低——當個體以財富水平為參照點時，這一發現與前景理論完全吻合。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未投保的個體將保費視為風險資產（即若承保的負面事件未發生，保費支出就無法產生"回報"）的決策場景中。

3.2.短視與過度自信

短視與過度自信這兩種認知偏差，都會導致個體低估或輕視不良后果。它們的區別在于認知形成的方式不同。過度自信者能夠較好地估計某一風險的平均損失概率，但他們在決策中往往會低估該風險，認為自己遭受影響的概率（及置信區間）低于平均水平，因而選擇不投保。相反，短視者除了會低估風險的重要性，還會直接低估風險本身的平均發生概率。短視亦與偏好短期利益、以及傾向于做出在空間、時間或情感上與其直接環境緊密相關的決策有關。盡管如此，短視者與過度自信者在最終決策上通常表現相似，其差異主要在于思維過程。

早期文獻已發現保險領域存在短視與過度自信的證據。德東德與勒魯（2013）發現，不購買長期護理保險的決策與過度自信及短視個體的特征相符，但與拖延癥患者不符。克雷默與羅德（2013）通過一個包含短視與非精算公平附加成本的模型，論證了由政府提供公共長期護理保險或對私營保險進行補貼的合理性。加勒（2012）則通過模型表明，支持公共失業保險的決策會受到短視行為的影響，而即時激勵則可能使此類決策更為普遍。

3.3.狹隘框架與心理賬戶

狹隘框架是前景理論的直接應用，這種偏差深受框架效應（即問題、選擇和數據呈現方式）的影響，表明個體通常對負面框架比正面框架更為敏感。受這種框架敏感性的影響，個體會孤立地評估每項決策或博弈，脫離未來機會進行考量，同時在評估當前計劃時忽略其他可能的框架及過往統計數據。例如，面對薩繆爾森（1963）提出的賭局（50%概率贏得200美元，50%概率損失100美元），許多處于狹隘框架的個體即使面對多次重復的相同賭局也不會接受。框架效應也影響人們對保險年金的認知——是視作消費（有價值的保險）還是投資（在發生不良后果時才有賠付的風險資產），處于投資框架下的個體更傾向于選擇非年金化的保險產品。

以前景理論為基礎，Thaler(1985)提出，心理賬戶是指決策被框定在不同的“賬戶”中，而未考慮多個決策或多個“賬戶”之間的相互作用。心理賬戶同樣受框架效應影響，但影響范圍更為廣泛，因為不同的決策可能歸屬于同一“賬戶”。他將這種偏差應用于大型保險政策中的“附加險”：由于附加險保費會被計入同一賬戶中計算，個體會認為與單獨購買相比，這種方式損失更小（例如，在已有50美元健康保險保費基礎上增加5美元獲得牙科保險，似乎比單獨購買5美元的牙科保險在此偏差下顯得更為合理）。

奚愷元與孔羅瑟（2000）通過實驗發現，根據不同的決策框架及對風險與心理賬戶的感知，相同的經濟損失會引發不同的價值感知，從而影響個體的保險購買意愿。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施瓦茨（2010）指出，心理賬戶偏差恰恰有助于解釋為何針對小額財務損失（如自行車被盜）的保險需求旺盛——若從個體整體財富角度理性衡量，這類保險并不劃算，但若將其納入獨立賬戶分別考量，購買決策則顯得合理。戈特利布與米切爾（2019）的實證數據表明，受狹隘框架影響的個體購買長期護理保險的意愿較低。這是因為此類個體可能未能綜合評估“規避損失的潛在收益與保險成本”，從而降低了投保意愿。

3.4.可得性啟發式

可得性啟發式由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73）提出，其核心概念是：人們對事件發生概率的判斷，往往取決于"能夠回想起相關實例或情形的難易程度"。巴伯里斯（2013）指出，這一啟發式可解釋為何人們會高估具有生動影響的事件概率——無論是因為事件激發了強烈情緒，還是獲得了媒體廣泛報道。相應地，它也能解釋人們對缺乏生動形象的事件概率的低估。

凱勒等人（2006）通過實驗證明了可得性在洪水風險感知中的作用：當提供部分保險時，接收到該地區歷史事件信息（頻率、概率及照片）的實驗對象比對照組表現出更強的風險感知。殷等人（2016）的研究表明，在首次經歷臺風后，個體的保險需求主要受可得性啟發式支配，短期內更傾向于購買臺風保險；但若多次經歷災害，"賭徒謬誤"（Croson and Sundali, 2005）便會占據主導，使人們認為再次發生臺風的可能性反而會降低。

3.5.基于經驗和描述的決策

赫特維希等人（2004）提出并通過實驗驗證了以下觀點：在決策過程中，人們通常會高估基于描述信息（例如來自書籍、報紙、電視節目等對風險有詳細描述的信息源）所獲知的罕見事件概率，同時卻會低估基于自身經歷（例如依據自己或身邊人過去親身經歷的事件）所感知的罕見事件概率。他們指出，這種基于經驗的低估現象可能與個體對該罕見事件僅擁有少量經歷樣本有關。

關于基于經驗的決策效應，克拉夫奇克等人（2017）通過實驗發現，罕見事件對個體自身的先前影響，對其保險決策權重的影響遠大于該事件對他人造成的影響（即他人經歷的效果相較于自身經歷會被折減）。蔡和宋（2013）的實驗研究表明，即使是"假設性經歷"（例如參與風險與保險游戲）也能對提高保險參保率產生作用。該研究還發現，此類假設性經歷對個體的影響有時可能強于真實生活經歷。例如，去年鄰村發生的真實災害可能影響有限，而一個更具臨場感、更個性化的假設性經歷反而可能更為有效。

3.6.情感因素

這與因特定對象或情境引發的情感效應，導致人們對損失感知價值產生差異有關。斯洛維奇等人（2004）指出，"情感反應是迅速且自動產生的"，因此它屬于我們理解和評估風險的經驗性、直覺性系統，而非分析性系統。

羅滕斯特賴希和奚愷元（2001）區分了個體面對不確定性事件時的情感依賴程度：情感貧乏事件（幾乎不引發情感聯系，通常基于純粹金錢效應，如一張100美元的電話費代金券）與情感豐富事件（具有強烈情感依戀，也可能涉及金錢但關聯情感，如一張用于高級晚餐或海濱豪華酒店的100美元代金券）。他們通過實驗（例如觀察人們為避免金錢損失或避免電擊愿意支付的金額）展示了這些事件如何改變前景理論中概率權重函數的S形程度。與隨概率估計線性增加的概率權重函數不同，情感豐富事件導致權重函數發生巨大變化——顯著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且對中間概率的變化感知較弱。

除心理賬戶的影響外，奚愷元與孔羅瑟（2000）發現情感在損失感知價值中起重要作用。與對其他具有相同貨幣期望損失的對象或情境相比，個體會更強烈地感受到對情感依戀對象遭受損失的風險，并表現出更高的保險需求。凱勒等人（2006）認為，可得性啟發式效應會因情感而加劇（例如當受試者接收到引發恐懼的情感豐富圖像時）。然而，這兩種效應的具體貢獻難以完全分離，無法明確解釋哪個是提升個體風險感知的主要因素。

彼得羅娃等人（2014）在保險情境中復制了羅滕斯特賴希和奚愷元（2001）的實驗，結果一致顯示了對小概率的高估現象。然而，該研究在較高概率區間發現了不一致的結果，且對概率低估的檢驗效果不顯著。特拉奇克和富瓦夫卡（2016）通過實驗驗證了情感豐富事件在保險決策中的S形影響效應，但發現高數學素養人群（即理解和處理統計信息能力強的個體）的決策幾乎不受情感因素影響。

4 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金融素養的作用

現有關于保險需求的文獻雖通過行為偏差為諸多"保險謎題"提供了有力解釋，但對于如何減少這些偏差及解決保險需求問題仍缺乏深入見解。前文討論的大多數行為偏差主要導致兩種后果：錯誤的概率估計或次優的概率權重。這往往使消費者做出過度投保或投保不足的決策。

鑒于許多消費者受到金融素養不足的影響——如相關知識欠缺、不良習慣或對保險等金融科技產品的使用不當，本節將探討金融素養在減少行為偏差方面的作用。根據休斯頓（2010）的界定，金融素養應包含兩個維度：一是對個人財務及金融概念的理解（知識），二是對其的運用（實踐）。與此相似，OECD/INFE（2011）將金融素養定義為"意識、知識、技能、態度與行為的結合，是做出穩健財務決策并最終實現個人財務福祉所必需的"。定義中"理解不足"的成因可能在于：缺乏對金融科技運作原理的了解，或是難以掌握基礎的統計問題（計算能力）與簡單的金融概念。如盧薩爾迪等人（2010）和芬克等人（2017）的研究所示，理解這些概念所需的能力水平使得金融素養與認知能力緊密關聯。

研究發現，金融素養對個體決策具有顯著影響，因為金融素養的缺失往往會導致次優決策結果。具體表現為缺乏足夠的金融技能來理解或應用投資、銀行及信貸領域的相關概念與技術。根據盧薩爾迪和米切爾（2014）的調研，金融素養不足會引發一系列負面后果：投資決策質量下降、因財務管理能力薄弱而更易陷入金融詐騙、金融市場參與度降低，以及退休規劃意識薄弱。此外，加德古德（2012）指出，金融素養不足還與消費者過度負債等重大社會問題密切相關。鑒于金融素養對決策的廣泛影響，它必然也會對個體的保險需求產生重要作用。科爾等人（2013）在印度開展的降雨保險研究發現，曾有過保險體驗、金融素養較高且理解金融概念能力較強的村莊，其保險需求也更為旺盛。布萊恩（2019）通過在肯尼亞和馬拉維進行的農業保險隨機對照試驗發現，保險購買行為與當地居民對產品技術的認知理解程度高度相關。

盡管金融素養對金融行為的因果效應可能因內生性問題（因為對金融概念或技術的態度和使用本身也是金融素養的組成部分）而難以精確估計，但已有研究通過有效的工具變量為此關系提供了有力證據。例如，克拉珀等人（2012）以俄羅斯各地區報紙和大學數量作為工具變量，貝赫曼等人（2012）則利用智利推行的新型教育券政策作為外生沖擊，均驗證了金融素養對金融行為的促進作用。

金融素養不僅影響保險購買決策，更是許多行為偏差背后的誘因。回顧前文討論的各類認知偏差與啟發式，可以明確看出：大多數偏差要么源于缺乏正確認知，要么由于個體無法將金融知識轉化為福祉最優化的態度與行為。例如，短視與心理賬戶的形成部分源于知識儲備不足；而過度自信和情感偏差則可能導致即使具備良好知識的個體仍產生次優決策。

因此，提升金融素養或可成為改善個體福祉、削弱行為偏差對決策負面影響的可行路徑。盡管現有文獻尚未針對保險需求開展充分的因果研究，但阿特斯等人（2016）和瓊森等人（2017）對股票及共同基金投資者的研究已證實：多種行為偏差與金融素養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

作為降低偏差、提升金融素養水平的核心干預手段---金融教育旨在通過系統培養來優化個體的財務決策能力與財務福祉。凱澤和門克霍夫（2019）的元分析表明，金融教育對提升金融知識具有顯著作用，對改善金融行為亦有一定效果。然而，阿爾特曼（2012）指出，金融教育對決策的改善效果可能受人腦固有錯誤、偏差及自動化處理機制的限制。他建議輔以配套政策作為補充干預，例如：以簡明方式提供高質量信息、構建激勵相容的制度環境以促進金融決策外部性內部化等。此外，作者強調，在更貼近實際、情境化的決策環境中開展金融教育，能更有效提升個體的金融決策質量。

盡管現有金融素養研究未直接探討保險需求中行為偏差的解決方案，但已有研究通過降低金融文盲程度的干預措施，為投保不足問題提出了可能的改進路徑。科爾等人（2013）的田野實驗表明，提供金融素養教育材料能有效提升農民對干旱風險的保險需求，且對未接收材料的農戶產生社會溢出效應（這一效應在僅提供保費折扣而未提供金融素養材料時并未出現）。

坦尼森（2011）的調研數據指出，保險金融素養的平均水平普遍偏低，而受過金融教育或對個人理財感興趣的人群則表現出較高的金融素養水平。高拉夫等人（2011）通過實驗驗證了金融素養在印度降雨保險需求中的積極營銷效果。林等人（2017）研究明確證實，更高的金融素養與人壽保險需求呈正相關，但該研究未深入分析低頻高損風險投保不足的行為動機。另一方面，林等人（2019）將錨定偏差概念引入保險需求研究，發現提升保險素養能有效限制該偏差的影響。然而，該研究僅基于問卷數據，未分析干預措施的實際效果，也未考量其他行為偏差的影響。

5 探討與總結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系統梳理，本研究闡明了行為偏差如何解釋保險需求異象，以及金融素養如何幫助緩解這些偏差的影響。本研究系統性地揭示了行為偏差、認知問題與啟發式思維如何共同導致保險需求中的矛盾現象，具體探討了以下機制在保險決策中的作用：粗略概率分類與前景理論框架；短視與過度自信；心理賬戶與狹隘框架；對特異性風險保障的偏好；可得性啟發式；基于經驗的決策權重不足；以及情感因素的影響。這些行為經濟學視角為解讀保險謎題提供了以下重要啟示。

基于前景理論與粗略概率分類的保險需求研究啟示具有雙重性，體現為兩種相互矛盾的作用機制：首先，根據價值函數與個體化參照點，損失厭惡者可能更不愿為低概率事件投保（受價值函數負面區間影響），卻更傾向于為中高概率事件購買保險（受價值函數正面區間驅動）。其次，相較于期望效用理論下的概率權重，個體的概率權重函數會因"可能性效應"而提升對低概率事件的權重，從而相對提高保險需求；而對中等概率的權重相對降低。被視為近乎確定的高概率事件也會引發保險需求的相對增長（"確定性效應"）。后續研究需通過實證與實驗方法，對比分析不同風險事件與損失厭惡程度下的拮抗效應，識別觸發可能性效應的關鍵因素，并探究損失厭惡者將保費視為風險資產的深層機制。

盡管短視與過度自信是兩種不同的認知偏差，但二者在保險決策中均會導致對概率的低估，進而引發投保不足。由于二者的概率評估機制存在差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偏差設計差異化干預方案。例如，向公眾披露特定風險的平均威脅水平可能影響短視者的概率評估，但對過度自信者效果有限——后者可能需要更具針對性的個人風險評估咨詢。

心理賬戶與狹隘框架對保險決策的影響表現為：消費者易受這兩種偏差的引導而改變決策。例如在附加險銷售中，同一賬戶或框架思維可促使消費者增購現有保單的附加保障；然而，同樣的心理機制也可能導致個體孤立看待單一風險（忽視風險關聯性或重復發生可能性），從而抑制保險需求。未來可深入探究此類偏差的作用機制，尋找能促使個體以互動視角看待多重心理賬戶與決策框架的有效路徑。

本文通過聚焦金融素養在保險謎題中的作用，為后續研究指明了方向。現有文獻尚未充分認識到：保險需求謎題中的許多行為偏差和啟發式動機，實質上可能源于一定程度的金融素養缺失。研究表明，金融素養（即對金融概念和技術的充分理解與運用）對決策具有重要影響——低金融素養水平往往伴隨著損害福利的財務決策（如養老儲蓄不足、投資決策失誤）和社會問題（如過度負債），這些同樣影響著保險決策。

盡管現有研究發現提升金融素養的措施能夠緩解投保不足現象，但尚未有研究系統探討其對保險謎題中行為偏差的改善作用。由于許多認知偏差和啟發式都源于知識匱乏或對金融概念及產品的誤用（例如短視者的錯誤判斷常因知識欠缺所致），其與金融素養的關聯不言而喻。因此，提升金融素養的措施或許能有效緩解影響保險需求的行為偏差。由此可見，金融素養研究路徑有望成為解決保險需求行為問題的新興研究方向，幫助受影響個體做出更優決策、獲得更好財務成果。

深入理解這些行為動機，挖掘根本問題并實施精準"矯治"，將成為破解保險需求謎題的有效途徑。本研究進一步指出，解決引發這些偏差的個人金融知識欠缺和應用能力不足問題，可能是緩解認知偏差的主要途徑之一。為此，金融素養與金融教育研究領域能為解答保險需求謎題提供重要理論支撐。通過推動這些研究領域的深度融合，必將為保險需求研究開辟新視野、創造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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