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暴利稅：劉強東在烏鎮給全球資本主義開出的一劑“猛藥”

11月7日，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劉強東提議對技術壟斷企業征收暴利稅，反哺教育、養老。

“微軟、蘋果、Facebook等這些靠技術壟斷營收獲得暴利的美企，都要向美政府繳納90%‘暴利稅’用于公共建設。”

劉強東的提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針對全球科技產業深度失衡的直接回應。當少數科技巨頭憑借數據、平臺和算法優勢形成市場壟斷，獲取遠超常規水平的利潤率時，如何調節這種“超額收益”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議題。

暴利稅，這一通常應用于油氣等資源行業的稅收工具，首次被明確指向技術壟斷企業。其核心邏輯在于，部分企業獲得的巨額利潤并非完全來自創新效率，而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其市場支配地位。

這種壟斷地位往往伴隨著對用戶數據的控制、對開發者的不公平條款、以及對競爭者的排斥行為。

縱觀全球，暴利稅在傳統行業已有諸多實踐，但針對科技企業的專門稅收仍處于探索階段。

歐盟走在了前列。2022年，歐盟批準對能源公司征收暴利稅，稅率高達25%；同時推動數字服務稅，針對大型科技企業的特定收入征收2%-6%的稅款。這些措施旨在調節因能源價格飆升和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超額利潤。

美國歷史上也曾實施暴利稅。1980年，美國頒布《原油暴利稅法案》，對國內石油生產商征收稅率高達70%的暴利稅，旨在將石油輸出國組織油價上漲帶來的超額利潤收回國有。

在資源富集國家，類似實踐更為常見。智利對銅征收暴利稅，邊際稅率最高達75%；澳大利亞對鐵礦石和煤炭等資源征收資源租賃稅，稅率達40%，明確將稅收用于養老金和基礎設施建設。

我國也自2006年開始對石油開采企業征收“石油特別收益金”，它常也被通俗地稱為“石油暴利稅”，根據國際油價水平設定了五級階梯稅率。

這些實踐揭示了暴利稅的兩面性：一方面，它在特定時期有效實現了社會財富再分配；另一方面，過高的稅率可能抑制投資和創新。美國原油暴利稅實施后，國內原油產量下降，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政策初衷。

雖然沒有專門針對技術壟斷的暴利稅，但全球對科技公司的稅收監管正在趨嚴。這一趨勢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數字經濟發展失衡的深度擔憂。

傳統稅收規則基于物理存在，而科技巨頭可以輕松通過將利潤轉移至低稅率地區進行避稅。據歐盟委員會估算，科技巨頭在歐洲的實際平均稅率僅9.5%，遠低于傳統企業23.2%的水平。

作為回應，全球136個國家在2021年達成歷史性協議，同意對大型跨國公司實行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這一協議旨在終結各國為吸引投資而進行的“逐底競爭”，預計每年將帶來約1500億美元的額外稅收。

同時，反壟斷罰款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暴利調節”。歐盟近年來對谷歌、蘋果等公司開出數十億歐元的反壟斷罰單，這些罰款實質上是針對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獲得的超額利潤。

這些措施與暴利稅雖有差異，但共享同一邏輯，企業的超額利潤應當部分回饋社會，以維持經濟生態的平衡與健康。

劉強東的提議引發了廣泛爭議，支持與反對的聲音涇渭分明。

支持者認為，征收暴利稅是矯正數字經濟背景下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分配不公的必要手段。技術壟斷企業憑借市場支配地位獲取的超額利潤，理應回饋社會。

“科技巨頭的影響力已堪比政府，但它們的權力卻沒有相應的責任約束。”牛津大學技術管理教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指出，“暴利稅討論的價值在于推動我們思考如何讓數字時代的權力與責任相匹配。”

反對者則擔憂，過高稅率會挫傷企業投入研發的積極性，抑制科技創新。美國商會科技政策委員會主席喬丹·考恩表示：“暴利稅將懲罰成功，阻礙投資，最終傷害的是消費者和整體經濟。”

還有專家提出更精細化的方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建議，可以對遠超行業平均水平的超額利潤部分實行階梯稅率，同時對企業實質性研發投入給予稅收抵扣優惠。

劉強東提案引發的討論，本質上是對數字經濟時代效率與公平關系的再思考。技術革命創造了巨大財富，但這些財富的分配卻極不均衡。

根據樂施會報告，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了近一半的全球財富，而技術巨頭創始人及其大股東是這一群體的核心組成部分。與此同時，自動化技術加速發展可能導致的就業沖擊，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對財富分配的關注。

技術發展的終極目標應是提升人類整體福祉。”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多次強調，“我們需要一種更加包容、可持續的資本主義形式。”

暴利稅或許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之一，但其引發的討論有助于推動社會構建更加公平的數字經濟治理規則。未來的政策探索可能需要更加差異化、精細化，既要保障創新活力，又要促進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