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 | 燕南園61號：趙承信、林培志夫婦

1935年趙承信、林培志夫婦在燕東園38號家宅書房中合影

文 | 徐泓

1945年8月底，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趙承信一家五口，從早到晚，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從城里搬家到西郊燕南園61號。作為燕京大學法學院戰后復建的主持者，趙承信是繼總務長蔡一諤之后，搬入燕南園的第二家。當時這個園子“房舍傾圮，蓬蒿沒人，三徑荒蕪”，還在加緊清理之中。

一

趙承信，廣東省新會縣人。1907年出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他是家中的獨子，父親從醫，曾留學美國。他1926年畢業于廣州培英中學（原名培英書院，1879年由美國長老會創辦），以優異成績保送入燕京大學。1930年畢業于燕大社會學系，獲學士學位，即自費赴美留學。

1933年趙承信學成歸國重回母校，1934年秋季受聘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承擔社會學原理、人口學、統計學、都市社會學等課程的教學工作。有關資料對此的說明為：他是該系1930年的本科畢業生，畢業論文做的是《廣東新會慈溪的土地分配調查》。畢業后留學美國，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和密歇根大學就讀，1933年獲得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在實業部任專門研究員一年。

1922年，燕京大學與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合作創辦社會學系，比首創社會學系的滬江大學只晚一年。早期聘有6位美國教師，20年代末30年代初留美歸國的吳文藻、雷潔瓊、嚴景耀、趙承信等開始執教。1934年吳文藻先生任系主任，1938年他因戰爭離開北平南下；系主任由趙承信接班至 1941年2月燕京被封。1942年留美歸國的林耀華，在（成都）燕大出任社會系主任，1945年北平復校后繼續擔任此職，直到1952年燕大社會學系合并到中央民族學院。復校后趙承信仍在社會學系講課，同時擔任著燕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社會學系是法學院轄下的九個系之一。

有學生回憶，“40年代末的社會學系主任是林耀華先生。林先生開設體質人類學、社會人類學、當代社會學說、初民社會等課程。法學院院長趙承信先生開都市社區、人口與社會等。嚴景耀先生開社會學理論、文化接觸與社會變遷、法律與社會、犯罪學等。雷潔瓊先生開社會行政、婦女與社會等。陳永齡先生開邊疆社會、社會調查方法等。”如此強大的師資陣容，展現了“燕京學派”遵循吳文藻先生提出的“社會學中國化”理念治學取得的成果。

最近30多年來，逐漸恢復元氣的中國社會學界，發表過不少論文，系統論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學術傳統與研究特色。我發現其中幾乎都會找到重新反思和評價趙承信學術地位與貢獻的段落。有一位學者甚至提出：“趙承信是在中國早期社會學界著述豐碩、見解獨到但淹沒在歷史塵埃中的學者”。燕京學派的貢獻在于把“人文區位學與功能人類學有機結合,使帶有本土性學科意識的社區研究嶄露頭角。在此歷程中,趙承信是重要的引介者,推動者”。

獲益于在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學習經歷，趙承信在國內最早系統研究和介紹了人文區位學（Human Ecology）。1933—1934年，他先后在《天津益世報》副刊“社會思想”欄目第56期及第58—62期發表《派克與人文區位學》《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等文章，系統介紹人文區位學理論。從理論和方法論的角度深入闡釋了社會調查與社區研究的聯系與區別，尤其是細致介紹了功能派的社區研究法，其目的是為了“替人文區位學和功能派社會人類學建造一座橋梁，結合二者的特長來做中國農村的社區試驗”。

在此基礎上，趙承信提出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要從四個方面努力：（1）應多注意方法論的問題；（2）對社會現象的時空連續性要重新做理論的檢討；（3）要將社區研究的范圍推廣；（4）對一個社區要做科學實驗室式的繼續不斷的研究。

趙承信認為，“社會學研究不能是空談所能成功的，社會學的理論即是一般社會學家從體驗、觀察和推理得來的。學理的意義就是要從實際生活中反映出來”。為此，趙承信帶領學生在北平周邊清河鎮、平郊村、八家村、樹村等地長期堅持實地研究，他創造性地提出“村鎮社區”模型,隨即主導了平郊村這個“社會學實驗室”。

位于北平燕大東北郊區的清河鎮及其周圍的約40個村子，有著相似的物候、生態與生產生活方式，是理想的調查場所。1928年，在社會學系主任許仕廉的主持下，燕大創立了清河實驗區。

但抗戰爆發后，這個實驗基地已經難以為師生所利用。在趙承信的帶領下，燕大社會學系將距離校園不到半個小時腳程的平郊村（前八家村）開辟為新的“社會實驗室”。此后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被迫中斷四年多，但在燕大復校后，平郊村這一實驗基地又立即恢復運行，直至1949年。平郊村試驗室的設立，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對研究方法的實驗。

趙承信倡導的對中國村鎮社區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分別源于美國芝加哥學派人文區位學的社區研究，以及英國擅長部落社會研究的人類學功能論。這兩者是否適應中國的村鎮社區研究？趙承信通過平郊村實驗探討這個問題，得出結論：這兩種社區研究法皆可適用于對中國市鎮和鄉村開展社區研究，并從理論上闡發了“村鎮社區”這一概念，借以強調其不同于“都市社區”和“初民社區”的特質。

平郊村成為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和經濟學系學生的一個長期研究基地，有數十位學生在此調研完成畢業論文。“僅從1940年與1941年的幾篇畢業論文來看，我們便可知道這些研究所試驗的方法包括觀察法、體驗法、個案法、統計法、文獻法、訪談法、旁證法、聯絡感情法，以及討論班的方法。”“這個‘社會學實驗室’將近十年的努力，不僅豐富了早期中國社會學的形態與內涵,也提升了其與海外學術對話的能力。”“尤其是這段時期的社區研究所倡導的對研究方法的試驗，體現出相當程度的方法論上的反思與自覺意識，對今天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引進外來學術理論和方法推動本土化，不乏借鑒意義。”以上評論均摘自學者們研究燕大社會學系的論文。

1941年夏，趙承信全家在燕東園

在這段“留守辦學”的艱苦歲月里，趙承信家住燕東園38號，夫婦二人育有三個女兒：趙宗群、趙宗平、趙宗慈，都年齡尚小。

趙宗平后來在回憶文章中，曾提到父親常下鄉搞調查研究：

父親患有嚴重的花粉與草過敏癥，每年從春季到秋季犯病，嚴重時因咳嗽而徹夜不眠，但是他不顧病情親自參加在北平郊區清河鎮的綜合調查研究，并且為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和經濟學系開辟了平郊村基地。母親看到每次父親從農村調查回來過敏癥病情更加重，就非常擔憂，勸父親休息一段。但是父親一貫視農村考察為自己必須做的工作，在服藥后又繼續參加調查。

二

1941年12月7日，日本軍隊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那是北平時間12月8日清晨。駐扎在西苑的日本憲兵隊迅速開來，校園斷絕出入，燕京大學被封。日本憲兵首先侵入貝公樓，在校長辦公室門上貼“大日本憲兵隊”封條。隨后驅趕學生集中在貝公樓禮堂，中國教職員集中在女體育館，外籍教職員集中在臨湖軒。大約11點，憲兵隊大佐荒木宣布占領燕京大學，若有反對行動，必軍法從事。

學生們在忙亂中焚燒銷毀書籍筆記，空氣中充滿灰燼味，未名湖冰水上漂浮著撕碎的信件紙張。當晚日本憲兵在各宿舍樓門口貼出“禁止出入”的告示，22點多日本憲兵和偽警察按照黑名單開始捕人。

最初看到的敘說是：1941年2月8日夜晚，日本憲兵隊強行闖入陸志韋、趙紫宸、張東蓀、趙承信、陳其田、劉豁軒和林嘉通七位教授在東大地的住宅，野蠻地進戶抓人，把他們押送到學校貝公樓關起來。

但后來趙承信的第一手信息對這個敘說有所校正。據他回憶，1941年12月8日下午，由于被懷疑參加抗日活動，他與陸志韋、趙紫宸、張東蓀、陳其田一道被日本憲兵隊扣留在貝公樓。晚上，劉豁軒、林嘉通亦一同被扣于法學院辦公室（看來只有劉豁軒和林嘉通是從東大地家中被押走的）。次日下午4點，這7名教授與11名燕大學生先是被轉送至西苑日本憲兵分隊，隨后又被載重汽車拉至位于沙灘紅樓的日本憲兵總部，經過搜身核查，除衣褲外不留一物，被扣押在地窖子內的拘留所里。隨后送進這里拘留的燕京大學教師逐漸增多，12月下旬就有蕭正誼、沈壽銓、洪煨蓮、蔡一諤、鄧文如、侯仁之等人來到這里。

1942年2月2日，趙承信與陳其田、劉豁軒等11人從拘留所被帶至軍事法庭，經過簡短的過堂，遂被送至北平東北角的日本陸軍監獄。他們先是同住一間“西大監房”，半個月以后又被分開住在不同的房間，趙承信一人一間，空前的孤寂隨之而來。迨至4月1日，始與侯仁之及一位佛教徒同屋20多天，后因患病又獨居一室。

趙宗平在《懷念父親趙承信》一文中說：

天寒地凍，陸續有人開始生病，感冒、咳嗽是小病，傳染病是最可怕的，監獄里有了斑疹傷寒，爸爸被虱子咬后傳上了，高燒昏迷兩周，臥床不起，飲食不進，人已瘦得不成樣子，極度虛弱。還有人得了急性痢疾，,拉稀沒手紙，撕衣服來擦，最后嚴重脫水，倒在地上不能動，日本怕這些著名教授死在監獄，國際影響太大，只好提前釋放這些重病號。這樣，父親才得以獲準出獄醫治，但不準離開北平。

1942年5月25日，趙承信以“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獲釋。

趙宗平在回憶父親的文章里，記下了趙承信出獄回家的這個夜晚：

有人敲門，母親和我們去開門，門外站著一位披散著長頭發，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的男士，我們都嚇壞了。母親認出是父親，慌忙攙扶父親到屋里坐下。那時我們姐妹三人不足6歲，4歲和2歲，還是不懂事的孩子。父親轉過身來喊：“老大、老二，你們不認識爸爸了？”

趙承信出獄后，堅持不在日偽統治下工作。為維持全家生活，夫婦倆變賣了家中一切可以換錢的東西。經過半年多的休養，于1942年12月8日開始寫作《獄中雜記》，這是在關進日本憲兵拘留所的第十天，他就萌發的一個想法，他要用美國社會學家林德曼提出的局內觀察法，進行一次社會學實驗，憑借記憶對其獄中的所見所聞作了盡可能精詳的追記，并從理論和方法論相結合的角度對這份追記作了深湛的社會學闡釋，直至翌年5月25日完稿。這里的時間跨度與他獄中生活的時間完全一致，也是按照“局內觀察法”的研究方法所設置。這絕非某種偶然的一致，相反，這樣的安排恰恰凸顯出趙承信追記這段經歷的良苦用心。1945年8月15日，當得知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消息后，他又重讀此前的這份述記，并以此為材料寫成一篇社會學注釋。

《獄中雜記：一個社會學的解釋》，1943年成書，1946年出版。70年以后，2015年9月三晉出版社出版了《獄中雜記/囚居叢書》。對該書的介紹：它是《囚居叢書》系列（共4冊）首部作品，社會學學者趙承信撰寫的紀實文學作品，基于作者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日軍逮捕囚禁半年的真實經歷創作而成。全書分六個章節，通過“鐵窗風味”“被審”“拘留人之形色”等篇目，以社會學視角記錄獄中群體生活、囚犯精神狀態及日常審訊細節，文字風格平實客觀。書末理論分析監獄社會形態。該書既保留了北平淪陷時期知識分子受難的歷史記錄，又呈現了社會學田野調查的獨特觀察維度。不僅具有歷史價值，還有重要的社會學價值。

三

1946年趙承信一家住在燕大燕南園61號。后排左起：林培志、趙承信；前排左起：趙宗慈、趙宗平、趙宗群

搬進燕南園61號的第二天早上，趙家的二閨女趙宗平就推開屋門，走出去東張西望。

她的眼前是一個很大的院子，有許多大樹，周圍有松墻環繞，共有三個松墻門。正松門是用門兩側的松樹連起來，做成一個半圓頂。有一條小磚路直通這房子的正大門，小路兩側種著兩排草花。修剪極好的綠草地直鋪到與鄰家相隔的松墻。后門和側門很簡單，只是方便到62號、59號等其他人家。

她的目光很快被小樓東面兩棵巨大的藤蘿樹吸引，粗大的枝干盤根錯節，一路沿著木架向一樓、二樓陽臺爬上去。這里正是61號院一個標志性的植物景觀。57號住戶作家宗璞在《霞落滿天》一文中描述：“61號的藤蘿架依房屋形勢搭成斜坡，紫色的花朵逐漸高起，直上樓臺”。可以想象，當藤蘿花開的時候，密密疊疊，傾斜而下，如一道淡紫色的瀑布，景色如畫。

61號樓本身也有一個標志性的造型，它是一棟二層小樓，有主樓、側樓兩部分，側樓的頂部從南向北呈坡度逐漸下斜，與其他小樓的屋頂迥然有異。當年楊光他們鉆進耶魯大學圖書館翻閱照片檔案資料時，就是憑“大斜坡”這個特征，解開了門牌編碼舊59號和新61號是否同一座樓之謎。

61號樓東邊那棟平房建筑就是新59號。前文已經講過，我的父親徐獻瑜參與了燕京大學數學系的復建，他和我母親在1945年冬天搬進了燕南園59號，和趙承信家做了鄰居。其實趙承信家與我們家是熟人了，1944年4月我父母婚禮上，兩個漂亮的小花童就請的是趙承信林培志夫婦的兩個女兒，長女趙宗群做女花童，次女趙宗平女扮男裝，出演了一個可愛的男花童。我的母親韓德常還曾經教過她們彈鋼琴。

燕京大學復校之后，隨著國共兩黨的對抗，形勢越來越復雜，學潮迭起，游行、罷課接踵而至，正常的教學秩序很難維持，教授團體內部也出現觀念分歧。趙宗平回憶：

家里有時來一些進步青年，父母顯得非常嚴肅，并且家中也略帶緊張氣氛，我們不懂發生了什么事情。父母叮囑我們：誰也不許對外人講家中的任何事情！在學校聽同學講，國民黨特務來燕京大學搜捕進步學生，我們猜父母是把進步學生藏在了家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父母痛恨國民黨的腐敗統治，希望共產黨能夠領導中國，使中國富強起來。父親和燕京大學的師生們一起，參加“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斗爭。在國民黨特務來燕京大學搜捕進步學生時，父親多次讓進步學生在家中躲藏，并且幫助進步學生到延安去。

1948年1月，根據燕大校方決定，趙承信赴美考察一年，重點關注戰后美國教育。是年冬，他得知遼沈解放，即要求提前回國，于1948年11月23日抵達北平，隨即投入燕大護校斗爭。

趙宗平回憶：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被邀請列席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還多次受邀參加勞動節和國慶觀禮，1954年父親被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又被選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北京市委負責人。每次父親觀禮回來都非常激動，我們也為父親感到驕傲。但是，每次父親都說：看到祖國一天一天強大起來，真是令人高興。對比之下自己做得還非常不夠。因為自己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更要加強思想改造，要為社會主義祖國多貢獻力量。

爸爸知道一個新國家的建設需要錢，就把燕京大學預先幫助存在美國的自己的退休金調回中國。新中國第一次發行公債券時，爸爸把這些錢全部買成公債，他是要盡自己全力支持新國家的建設。

1951年按照蘇聯高校學科的模式，社會學系撤銷，分建民族學系和勞動學系，燕大社會學系的大多數教師都愿意去講授與社會學關系密切的民族學，于是趙承信主動承擔起沒人敢做、沒人想做的工作——建立全新的“勞動系”。

1952年5月，根據中央改造調整舊大學的方針，燕京大學被撤銷，一分為八，并入八個院校。為了保障調整順利進行，教育部先對燕大領導班子做了調整，指示如下：“你校的校務委員會，本部同意改組，茲決定由翁獨健、蔣蔭恩、褚圣麟、翦伯贊、侯仁之、嚴景耀、趙承信、李德滋、王平、謝道淵等十人組成新的校務委員會，并由翁獨健代理校長職務，主持校政。”

趙承信在這個新的校務委員會里。作為燕大法學院院長，在把燕京大學一分為八的調整過程中，他做了大量工作，最后自己帶頭服從組織分配，離開了幾十年工作與生活的燕園，來到了勞動學院，那是一個全新的、沒有地址、沒有籌備人的學院，后來在二次調整中轉入中國人民大學統計系任教授。

1958年初，趙承信因建議和贊成恢復社會學系而被錯劃為“右派”。

趙宗平回憶說：“批判父親的大字報和漫畫從一層門洞一直貼到我們家住的第四層樓道和住宅的房門上。強加給父親的罪狀有四條，均是在整風會上父親善意提出的意見。父親受到的處分是，取消教授職稱，降三級，每天打掃教學樓的樓道和廁所，住房也被減少到與別家共住一套居室。”

1958年秋季開始，趙承信咳嗽不止，多次到校醫院檢查，一直當成重感冒、氣管炎和過敏治療。后來病情愈來愈重，到1959年初，最后確診為肺癌晚期，已經轉移到淋巴。去世前，他懇請黨組織考慮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恢復教授職稱。趙承信于1959年10月9日病逝，年僅51歲。

1979年4月，他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以改正，恢復名譽。

趙承信、林培志的三個女兒，從小在燕園長大，先后住過燕東園38號、燕南園61號、燕南園58號，在燕大附小、燕大附中上過學。她們對燕園、對燕京大學、對老燕京人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人到暮年更加濃烈。我曾接手《燕大校友通訊》的編輯，收到過趙宗平一篇來稿《懷念父親趙承信：記一個普通的燕京家庭》，這是我編稿以來收到的篇幅最長、回憶最細膩、故事最豐富的來稿，當時特意加上編者按，把它分上下兩次刊出。在這次寫作燕南園時，我也采用了文中一些細節，來追尋與還原當年燕京大學的神韻。

最近在《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公眾號上，我讀到趙宗慈的一篇文章，文中披露了兩個好消息：

一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岳永逸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正在著手整理準備出版《趙承信文集》，他們深知“趙承信先生之于中國社會學、人口學的創建和發展的重要性”。

二是《1928—1937年北平的大學教育與女性寫作——以燕京大學為中心的考察》已列入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林培志在這個學院風格鮮明的女性寫作群里名列第一。

林培志是燕京大學國文系1926級本科生、1932級研究生。1931年她的碩士論文《水滸的史實與創作》，在鄭振鐸和郭紹虞兩位教授悉心指導下，得到好評。林培志從入學即被冰心老師看好，得到多年的教誨和培養，她在1930年代發表過不少作品，如《娜拉的道路》等。如今70年過去了，后輩學者的目光終于注視到了林培志，并評價“以林培志為首的這個寫作群體，在女性學術傳統上所具有的歷史性意義”。

這兩個信息，盡管遲到了，但對趙承信、林培志夫婦的在天之靈，仍不失為一個溫暖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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