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憶念鄭毅生先生

一想到鄭毅生(天挺)先生，立即展現我眼前的是他那滿面春風的笑容，我確實不記得他曾有過疾言厲色的時候。

我同毅生先生不能算是很熟識，卻又不能算是很不熟識。我于1946年來北大任教。那時候的北大確實是精兵簡政。只有一個校長，是胡適之先生，并不設什么副校長。胡先生大概有一半時間不在北京，當時還叫北平。他下面有一個教務長，總管全校的科研和教學。還有一個秘書長，總管全校的行政后勤。再就是六個學院的院長。全校的領導僅有九人。決不像現在的校長一走廊，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這樣偉大堂皇的場面，而學校的工作，至少從表面上看起來，依然如“源頭活水”,并沒有任何停滯的現象。

我進北大時的秘書長就是毅生先生。他是清史專家，蜚聲士林。以后有一段時間，北大的歷史系的教授隊伍齊全，水平較高。從古至今，每一個時代都有一位專家擔任教授，按時代先后排列起來，有張政娘、翦伯贊、周一良、鄧廣銘、邵循正、鄭天挺等，其中有幾位是后來加入的。不管怎樣，這個陣容之整齊，在當時，甚至以后，都是難能可貴的。

當時北大校部就設在沙灘孑民堂前面的小院子里。東屋不過十幾平米，是校長辦公室。同樣大小的西屋是秘書長辦公室，毅生先生就在這里坐鎮。六大學院，上萬名學生，幾千個教員，吃、喝、拉、撒、睡，工作頭緒是異常復雜的。雖然六院的院長分擔了一部分工作；但剩下的工作也還是夠多的。作為這樣一個龐大機構的秘書長，其繁忙程度可以想見。我當時是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雖然只有四個教員，十幾個學生，在八九平米的系主任辦公室里就能召開全系大會；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時也免不了同秘書長打打交道。這就是我認識毅生先生的客觀條件。我每次去見他，他總是滿面春風，笑容可掬。能辦到的，立即辦理，從來不推托扯皮。到現在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了，毅生先生也已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留給我的印象，依然宛在目前。只要我還能存在一日，這印象就永遠不會泯滅。

按照學術界論資排輩的習慣，毅生先生長我一輩，是我的師輩。但是，對他專長的清史研究，我幾乎是完全陌生的。他的文章，我讀過幾篇，也不甚了了，除了高山仰止之外，實不敢贅一詞。院系調整后，留給了我兩個疑問：一是，為什么讓一個學有專長的學者擔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二是，為什么把陣容整齊的北大歷史系人為地搞得支離破碎?這些問題都不是我能回答的。我想，毅生先生也是回答不了的。他調往南開，又給我帶來了點欣慰。南開和北大是兄弟學校，友誼極深。他可能把北大的學風帶了一點過去，與南開的學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嶄新的學風。至于這種新學風是什么樣子，愧我孤陋，實在說不明白了。

南開和北大的傳統友誼將會永遠存在下去，而且日益加深。毅生先生的滿面春風的笑容也會永遠留在我的眼前，他會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1999.10.19

轉自：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