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群的逢場作戲，年輕人不想裝了

翟學偉的學術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圍繞著人情、面子等主題，以及與此相關的關系與權力展開。

在《人倫、恥感與關系向度：儒家的社會學研究》中，翟學偉曾經指出，中國人的交往模式屬于長程性與低選擇性的關系，這種“關系”屬于關系向度中的固定關系，人與人之間是彼此捆綁和牽扯在一起的，其間的大多數個體行為方式都會據此形成，而擁有了這樣的“關系”，也會給中國人帶來實質上的安全感。

為了在這樣的關系結構中生存，許多個體往往會策略性地放棄自己的意愿，哪怕有很多欲望、想法、真話乃至泄憤之語，都不能說給家人、朋友和老鄉聽；非但如此，人們還常常不得不顧及他人的感受，迎合他人的需要。故而“人情”來自交往形式上的不得已，是與“禮”和“面子”相伴相生的。

當然，講究人情和面子的交往模式，其實也是一種重要的策略。有了這樣的交往模式，人們表面上可以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但私底下卻可能鉤心斗角或想要搞垮對方。因為在此類關系結構中，外在的委婉和客氣同內在的謀劃和暗算是并存的。

2024年8月18日，北京三里屯。一名女性在海報墻前看手機。（圖/CFP）

互聯網的存在，挑戰了中國人偏愛“給人面子”“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的社交文化。翟學偉舉例說明：“教授上課時打電話，學生不敢當面批評，放到網上討論后，就在現實中制約了教授的課堂行為。”可見，互聯網的存在激發了原先關系中幾乎不可能發生的曝光和舉報行為，從而遏制了現實中的“給面子”行為。過去，人們在固定關系中知道“禍從口出”“隔墻有耳”，不能得罪人，但如今這些情緒常常會在互聯網上得到釋放。

盡管互聯網上的交際有釋放情緒的功能，但翟學偉也注意到，互聯網并不是對熟人社會進行簡單的“破壞”，它也可能同時放大熟人社會的很多特征。“互聯網的強大會導致中國人在現實關系運作方面顯示出更大的能量。”對此，他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娛樂化的背后是否深藏著中國人所謂的逢場作戲呢？”

日前，《新周刊》對翟學偉進行了專訪，以下為專訪實錄。

線下的“逢場作戲”有成本，線上則變得容易

《新周刊》：在有導師的聊天群里，導師發話，學生就發“鮮花”“點贊”等表情包。你怎么看待這樣的現象？這是在互聯網上的“逢場作戲”嗎？

翟學偉：線下的“逢場作戲”是有成本的，大家開車或乘地鐵、公交車到一個地方去聚會，說不定還要練習怎么當面把話說得好聽一點，但是線上的逢場作戲卻變得很容易。比如在微信群里，第一個人編寫了一段尊師重教的文字或“教師節快樂”祝詞，然后配上幾朵“鮮花”或其他表情包，后面的人都會一連串地復制粘貼再發送。在一個群里，當一個人搶先說了一句賀語——無論是他的心聲，還是奉承人的表現，其他人都容易認為自己不這么做會不好，而做也未必發自內心，所以復制粘貼再發送就是最佳方式。他們既不失禮，也表現得合群；既證明了自己不是另類，也不表明自己的真心。

逢年過節，這樣的現象也會更加普遍，有人設計好相關圖片，群發一下就可以客氣應付了。本來在節日中相互祝福是件很高興的事情，但這樣不停地群發，其實心意是很難傳達的，只是滿足了形式上的需求。這也算是網絡上人情面子的一種表現，而且相對于現實中的人情和面子，（線上操作）幾乎是零成本的。我想這樣的做法多少缺乏一個人的真情，卻足以滿足人情面子上的需要。

（圖/《難哄》）

《新周刊》：從學生或者員工的角度來說，過去在線下與老師或者領導見面，才會產生交流；但在互聯網社會，人可以隨時在線。你認為線上生活會讓人情面子的負擔加重嗎？

翟學偉：在微信群里，領導只要發聲，大家就紛紛跟著表態；可同樣的事情很難發生在普通員工身上。這就說明線下的人情和面子一樣出現在線上，因為大家都知道什么人才有“資格”得到面子，什么人得不到面子。顯然，這類事情都表明，一個人說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人是誰。在中國人的關系運行中，無論在線下還是線上，只要群體成員確定，那么人們往往會給那些職務高的人、對自己有潛在作用的人面子。當然，如果這樣的群不是熟人建立的，那么不給面子的行為就很容易發生，這也是互聯網的力量所在。

至于你提到負擔的輕重，要看如何定義“輕重”。比如我們可以把親自到場看作“重”，把發微信看作“輕”，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線上無論怎么點贊，都不如當著領導的面奉承一番。或者說，“輕重”也和投入的時間與精力有關，到現場就要考慮買禮物，但在群里豎個“大拇指”、發個“咖啡杯”，輕輕松松就能維系人情面子，成本很低。但還有一種情況卻相反，比如中國人的拜年方式就經歷了幾個階段的變化。

傳統春節拜年，一定要到對方家里。后來大家覺得這個方法太麻煩，老同志、好朋友一旦多了，拜年拜得吃不消，就想了個新點子，叫作“團拜”——找一個場子，通知這些人（來聚會），在現場和所有到場的人拜年。現在又變成了“群拜”，在群里祝福大家，一句話就可以解決問題。這其實減輕了過去挨家挨戶拜年的許多負擔。至于線上和線下相比，孰輕孰重，不能輕易下結論——有人認為傳統方式更重要，也有人認為發微信或微信紅包更能委婉地表達情感。一個人愿意采用什么方法當然也和其性格有關。舉一個和互聯網無關的例子：有的人生病，特別想廣而告之，看看有多少人會來探望自己；但有的人生病，除了對家人和很親近的朋友之外，誰都不愿意說——這是由一個人的個性與做人方式決定的。

2025年10月11日，遼寧丹東。玉帶河公園內，參加匹克球主題交友會的年輕人在球場聊天。（圖/IC photo）

當然，從人情面子上說，在重要的活動中，不管你心里愿不愿意，最親的人之間還是要走動一下，比如看望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者找個時間和過去的老戰友、老同學聚一聚。節日中所體現的人情和面子，與平時同事或工友之間的來往有所不同，有時候恰恰是好久不聯系的人會在節日給你發賀詞。平時難得相見的親戚、朋友、畢業很多年的學生等，往往在這些時候更加積極，經常聯系、見面的熟人反而不會在這時湊熱鬧。

互聯網給了人們另外一種“做人的可能”

《新周刊》：在書中，你強調中國文化中長程性、低選擇性的固定關系容易使人們建立“忍”的心理機制。線上交流會改變這一點嗎？

翟學偉：現實中人與人的當面交流需要說話技巧。我們經常說，某人特別會講話，這個“會”字說明他有說話技巧，會講甜言蜜語，說話很討喜和中聽；但如果你不會說話，喜歡揭別人短，那你在面對面的關系中就只能選擇沉默，不然容易讓對方沒面子。或者說，中國人的現實交往通常是熟人之間的交往，但互聯網上的交往把熟人“匿名化”。互聯網之所以是一個暢所欲言的場所，較少考慮人情面子，是由人的匿名性造成的——既然人們很難判斷一句話是誰說的，自然就容易忽略講究人情和面子的法則，它給了人們另外一種“做人的可能”。

有些人不懂互聯網上的另一套活法，還是像在真實社會里一樣，認為自己是領導、社會名流，耀武揚威慣了，結果一到互聯網上就翻車。

翟學偉。

《新周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好像很少說“絕交”，但是在互聯網上，我們有“拉黑”“退群”等選項。你有沒有見過一言不合就退群的情況？

翟學偉：有這樣的情況。大家原來在線下玩得不錯，但在網上聊著聊著，發現價值觀越來越不一樣，有人甚至直接在群里面吵起來，鬧到最后有人退群，也有人拉黑對方。但在我看來，這不完全是一個人情面子的問題，還與口頭表達和文字表達的不同有關系。

我們在現場面紅耳赤地爭論時，在情緒激動的狀態下，一般不容易表達得很清楚，所以我們常常會說“可能是我沒有表達清楚，我重講一遍”。可是，如果大家都冷靜下來在群里輸入文字表達觀點，對方還是不接受，那便可以證明是他們的價值觀不同。通常，這沒有什么線下線上之分，如果兩個人在群里吵架，或者用“臉面觀”的說法——彼此撕破臉也好，翻臉也罷，我不太相信他們在線下能好起來，這兩者是有一致性的。

生活化的交往中，計謀是沒有實證性的

《新周刊》：在書中你談到，中國人的計謀用于不同關系的不同方面。你認為人們在線上交往時，有沒有什么計謀？你經歷過哪些？

翟學偉：計謀是一個很中式的概念，英文也翻譯不出來。中國文化里有計謀，而且非常重要，我們很早就有了兵法“三十六計”，也有《鬼谷子》這類關于計謀的書籍。雖然我不排除其他社會文化里也有人使用計謀，但沒有誰會把它當成一個專門的領域來研究。社會科學里幾乎沒有計謀研究。經濟學研究戰略，卻不研究計謀。社會學、心理學似乎應該研究它，卻都沒人研究。這是因為社會科學重視實證性，而計謀恰恰沒有實證性。如果有人在線上交往時耍了計謀，除非他們自己坦白，愿意告訴大家，否則其他人難以察覺。比如群里發生一件大事，讓人們回應表態，許多人都熱烈議論，可是也有沒表態的人在事后說自己沒看到消息。這種情況下，我們其實很難判斷，對方是真的沒看到還是耍了計謀。

計謀是藏在人心里的東西，往往會帶來一些結果。我們事后反思的時候，會恍然大悟，發現事情走到今天這一步，是某人在中間施了一個計，讓我們上了當。但是沒有辦法，一切不能重來。所以我們做計謀研究的人，通常都是在計謀施展之后再去研究的。

《關系、權力與「報」的運作》

作者：翟學偉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25-9-30

舉例來說，在一個群里，我們跟某幾個人合不來，就瞞著他們另建一個群，把原群里的那幾個人排除在外，其他人就能在新群里暢所欲言。這就是個計謀。當然，我們不傾向直接勸那幾個人退群，說“這個群不歡迎你們”——直接勸人退群或拉黑某人，是人情面子上的傷害。而另拉一個群就是一個小計謀，這也說明人情面子還在起作用，因為這樣的做法讓那幾個人覺得群還在，依然還能在群里看看，等待交流。盡管大家都不吭聲了，但他們很難判斷大家是在忙各自的事，還是最近話題變少了，更想不到大家已經拋棄了自己。

生活上的計謀是很常見的。在高校里，我們每個導師和自己帶的學生有一個大群，學生也會自己再建小群，導師所在的群則一片祥和。導師在，學生因拘謹而無法隨心所欲地表達，若導師不在則相對輕松，這是第一層計謀。有些學生跟導師走得近，或者是其他學生根據人情面子關系，判斷有些話也不能講給這樣的學生聽，便有了第二層計謀。所以，為了找到一個可以暢所欲言的地方，人們會繼續建群。

還有一種現象是，如果一個人想在同門里找幾個人吃飯聊天，那只能一個個單獨通知，絕不可能在群里通知。那這種謀劃是如何被發現的呢？很可能是那個沒被邀請的同門恰好也在同一家店請人吃飯，碰到后大家都感到很驚訝，但雙方都裝作若無其事，那么也算維持了人情面子上的和氣。通過這樣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學生之間、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系都非常復雜，他們會建出大大小小的群，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復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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