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頭號漢奸抗戰勝利后判死刑，行刑前1上將說刀下留人竟活下來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偉大的衛國戰爭，這場反對外來侵略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正義戰爭，可以說是全體國人通力合作、群策群力的結晶，無數精忠報國的壯烈之士，在亡國滅種威脅的危難關頭，前赴后繼、浴血奮戰、慷慨赴死，英勇抵抗，以血肉之軀筑起了捍衛民族尊嚴的鋼鐵長城，用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這些在抗戰中舍生取義、壯烈犧牲英雄烈士們的業績永載史冊，萬古長青，時至今日將近百年，后人依然深切緬懷他們英雄事跡。

然而，在這艱苦卓絕的戰爭中，卻也有那么一小撮民族的敗類，他們生長在華夏大地，喝著祖國母親乳汁長大，身受大好河山的滋潤，卻背叛了祖國和人民，充當日本法西斯侵華的“狗腿 子”，成為可恥的漢奸，特別是一些級別較高的漢奸，私欲膨脹，罔顧民族大義，賣國求榮，甘心附逆，利用手中的職權，制定一些經濟掠奪之策，濫發偽幣，擾亂金融秩序，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飆升，坑害人民，利敵資敵，還資助日偽軍購買軍火以維持戰事，成為日寇侵華的爪牙，比如被后人稱為湖北四大漢奸之首的石星川便是典型的一個。

湖北武漢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武漢，別稱“江城”，有“九省通衢”之稱，由于地處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武漢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自古以來，武漢地區就是中國南方的軍事和商業重鎮。抗戰時期，日軍動用35萬的重兵，沿長江兩岸及大別山北麓去用陸、海、空立體作戰的方式合圍武漢，在付出慘重代價之后終于攻下武漢，是役史稱“武漢會戰”，日軍攻下武漢之后，那高興勁就別提了，從那些流傳的老照片就可以看出，那些侵略者的攻陷武漢時群魔亂舞便可略見一斑。

侵華日軍占領武漢后，日軍推出由其控制的傀儡政府，實施對武漢三鎮的殖民奴化統治從湖北檔案館藏《日寇侵華秘密內幕》等文檔回眸那段歷史，日本駐漢第十一軍司令岡村寧次指使特務部長森皋，搬出石星川等大小漢奸，成立偽武漢特別市政府，由石星川當參議府副議長、議長兼偽政務訓練院院長等職務，他積極參加“慶典”活動，并題詞“省政樹立，如睹環拱，炫耀群倫，建設東亞，親仁善鄰，自今伊始，百度維新”之類，媚態百現，期間組織了一系列機構，都是日本人掌握實權，為了控制武漢這一華中重鎮，為侵華日軍提供更多的物質保障。

由于武漢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為達到“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統治工具，通過培植大量偽軍和地方武裝力量與我國抗日軍隊形成長期的軍事對峙，經濟上大肆掠奪華中地區大量的戰略物資，并且在其統治區域推行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石星川可謂是不遺余力，擔任“中江實業銀行”董事長、總裁，成為日偽在華中的金融樞紐。特別是石星川發表《中日文化交流合龍之前奏》，胡說什么只有與日本合作，“自大東亞戰爭，揭開序幕，東亞領導者友邦日本，以建設東亞新秩序之信念，本武士道之精神，東亞共榮圈之事業才可守成。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

這還不算，在后來的汪偽政權中，石星川擔任湘鄂贛臨時財政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將鹽政、戒煙、統稅三局收歸“整理委員會”直管，一時三個省均納入其勢力范圍，他私欲膨脹，罔顧民族大義，極力協助日偽政權行事，附日偽經濟掠奪之策，濫發偽幣，擾亂金融秩序，導致通貨膨脹、物價飆升，民不堪命，還資助日偽軍購買軍火以維持戰事，成為日軍侵華的爪牙。使武漢成為日本在華東、華中的神經中樞和軍事中心，是日軍軍需物資的集散地，在碼頭和倉庫里儲存有大量的軍需物資，一時人民陷入苦海的深淵。因此，石星川也成為湖北“四大漢奸”之首。

1945年9月18日，在漢口中山公園舉行了日軍受降儀式，駐漢日軍第六方面軍司令岡部直三郎向中國陸軍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蔚如投降，一直助紂為虐石星川的傀儡政權終于結束了其可恥的非法統治，與他一起參與其中的偽職人員近400人以漢奸罪名被逮捕起訴，并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很快，湖北高等法院以“通謀叛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對石星川判處死刑，“剝奪公權終身”。然而，快要執行死刑的時候，一名國軍上將出面，他竟然保了一命，這個出面的國軍上將名叫商震，那么，他為什么會去保這樣一名大漢奸呢？

我們先說說石星川。他原名承楷，字敦人，號漢航，別號參人。祖居湖北興國州墈頭石高村（今湖北陽新七峰鄉），后遷興國州城（今湖北陽新興國鎮），他的父親是一個私塾老師，在父親的教育下，石星川從小就讀四書五經。可是他的學習成績不怎么好，參加老家的鄉試，屢試不中，沒有辦法去當文官，不過此人喜歡軍事，平時喜歡看和軍事相關的書籍，隨后他棄文從武，來到省城，加入了湖北新軍，在部隊當了兩年兵后，被送往武昌的軍事學堂學習軍事。

沒有想到的是，他學文不行，學武倒真的選對了，在湖北新軍工程營，因其軍事學術優秀，晉升為武昌武普通中學的領班兼助教，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秋，經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資助，石星川赴日本留學，先后就讀振武學校和陸軍士官學校，主修步兵科，就在他留學期間，當時孫中山等人在日本已經建立了同盟會，因此石星川加入了同盟會。1908年，石星川從日本回到國內，在湖北陸軍小學堂擔任副監督，并在次日成為武舉人，就意味著有了做官的資格，旋經清廷陸軍部銓選，充任奉天陸軍陳宦部步兵第七十八標統帶（相當于團長），他率部駐錦州。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名叫商震的青年，因在長春協助熊成基反清起義，因做事不官熊成基被清廷抓捕并“就地正法”，商震也受到通緝，歷經磨難，萬般無奈之際，商震輾轉逃到錦州到新軍當一名學兵，此時，新軍標統石星川對他十分器重，還給他提拔，同時保舉他進入東三省陸軍講武堂深造，商震在東三省陸軍講武堂里面不僅系統的學習了新式軍事知識和技術，也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外語和文化知識水平，商震的六邊形的能力逐漸開始成型。他的這一段過往，自己認為是人生的重大轉折，因此，對石星川認為是他的貴人。

后來有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商震混得風生水起，特別在閻錫山那里表現的十分出彩，升任他為晉軍混成旅旅長、第一師師長、第一軍軍長、河北省主席、晉綏警備司令部司令、華北第二軍團總指揮、河南省主席兼豫北綏靖分區司令及河南省保安司令。抗戰時期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并授予二級上將軍銜。

日本投降后，商震擔任駐日代表團團長，為審判日本戰犯做了大量工作，在東京審判之前，商震提出了引渡日本侵略中國的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第59軍司令官谷壽夫、731部隊長石井四郎、首任侵華日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第二任侵華日軍總司令畑俊六的要求。同時要求立即逮捕并引渡第三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逮捕并引渡侵華日軍第六方面軍總司令岡部直三郎、駐華北日軍總司令多田駿、第23軍司令官酒井隆等。麥克阿瑟提出了由美國單獨審判的提議，對此，商震堅決反對。他們聯合蘇聯、英國、法國等國代表團寫了致同盟國戰爭犯罪調查委員會和遠東委員會的報告，其中反對美國獨吞抗戰勝利果實的霸權主義的提法出自商震之口，受到一致稱贊。對此麥克阿瑟強烈不滿，要求撤換商震。

東京審判商震監刑

商震雖然早期是一名軍閥，但沒有半點舊軍人之惡習嗜好，兢兢業業，自強不息，故屢著戰功。后人評價他做事認真，一絲不茍，賦性慷爽，持躬極嚴。平居儉樸，治事甚勤，頗具自強不息之精神，平生飽經滄桑，又是個知恩圖報的人，他一直認為石星川當年在自己剛剛步入社會的時候，提攜過自己，才有日后的成就。因此，石星川判處死刑之后，他很快就出手相救。

不過，大家可能會疑惑，本來商震是石星川的下屬，為什么兩人分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呢？原來，辛亥革命后，石星川回到湖北，服務于黎元洪的武昌都督府，并得到賞識。1913年2月19日，他被任命為湖北第1旅旅長。隨后，他的官職不斷升遷，至1917年已是湖北陸軍第1師師長、荊宜鎮守使和陸軍中將，榮獲多個勛章，他屬于湖北的實權派。他的人生之路似乎進入一個高光時刻。

然而，在張勛復辟失敗之后，軍閥段祺瑞一直想武力統一南方，西南軍閥唐繼堯、陸榮廷等人，就支持孫中山在廣東建立護法政府，和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對抗。孫中山派藍天蔚到荊州，勸說石星川響應護法運動，石星川本來就不滿段祺瑞，因此答應在荊州起兵響應護法運動。他被任命為湖北靖國軍第一軍軍面對石星川等人在湖北的起兵，北洋政府特別慌張，湖北督軍王占元立馬派人拿了八萬大洋去安撫他們，北洋政府還派石星川的親弟弟，親自去勸說石星川不要“造反”，被石星川拒絕。

隨后，北洋軍閥三路大軍進攻石星川，雙方在宜昌磨盤山交戰，那時軍閥只顧自己的利益，都是各自為戰，使他這一支成了孤軍。另外，石星川雖是中將師長，后經過招兵買馬總共只有11個營，裝備良莠不齊，再加上各地調防，兵力部署七零八落，怎么抵擋北洋大軍入境？況且聯軍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盤，以護法之名擴充地盤，內部矛盾重重。尤其他的那些部下不聽指揮。在宜都之戰時，石星川一個部下居然攜款私逃，軍費61萬不知所蹤；其次在戰敗之后本想逃往湖南，但是部下卻不同意，差點發生內斗。

更為重要的就是石星本來屬于墻頭草一類的人，見風使舵。看到護法軍形勢大好就宣布獨立，妄想加入聯軍也擴充一下自己的地盤。在獨立之后，逼迫商人們捐款；在戰敗之后，授意部下搶劫商鋪，后來又成為日偽的爪牙。石星川兵敗，最終退出荊州，解散軍隊，與另外7位“空頭將軍”結成“將軍團”，利用本身特殊勢力，經營實業，他壟斷湖北的官辦企業，開辦了紗廠、礦業公司、還在漢口擔任水電公司的董事長，成為一個財閥。長期寓居漢口日租界。

本來，成了富翁的石星川下可以靠著自己的人脈和財富，可以過上很好的日子，可是他一直不死心，想東山再起，在抗日戰爭時候，他選擇當一個可恥的漢奸。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的第六戰區進駐武漢，在漢口逮捕了石星川等一大批漢奸，接下來，法院對他進行了審判，開庭公審那一天，石星川衣藍色綢面皮袍，白發盈頭，足登青色棉鞋，老態龍鐘，面有愁容，具供時頻頻出白綢手帕拭目，一似此可一邀刑庭憐宥者。

在審理該案的旁聽席上，座無虛席，刑庭入口處途為之塞，開始審問時，石星川自己辯解稱，自己雖然是擔任偽職，但功在國家，還稱自己是一個清官。最后懇求法官：余一老叟，死無足惜，惟全家老小，舍余則生活無以為計，請求刑庭衡情論罪，減等處分。他請的辯護律師也幫腔：被告早年從事革命，功在黨國，晚歲意志未堅，出任偽職，乃由于多病與被迫之故，即在偽職期內，亦多為人民謀福利之事，故不能成立犯罪上之“故意”之罪，請求法官按照懲治漢奸條例第三項規定減輕處分。

不過，接著法院不理會，隨即作出判決如下：武漢陷敵，石星川即于二十八年5月應敵在漢陸軍特務部長之邀請，任偽湖北參議府副議長，后升至議長及湘鄂贛三省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后任漢口市長。至敵人投降時止，綜計連續僭竊行使本國政權治權，并執行敵偽法令，有利于敵及不利于本國，達6年以上。石逆所任各職，一面有利于敵國，一面不利于本國，事實亟為顯著，雖所辯前在各職任內曾撤除棚欄，廢止行禮，修筑堤防，救濟難民，厲行防疫，平定物價，設小本借貸及典當，禁絕賭場，所稱各點為有利漢口市民，而此亦不過為幫助敵人由壓制而致為懷柔其企求，達到幫助敵人征服之目的，并無二致……

針對他的罪行，認定他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必需生活費外沒收！本來執行槍決之時，石星川的兒子趕緊找到他的老朋友商震，請他疏通，商震果然出面請求刀下留人，遂改判無期徒刑。不過，剛坐二年牢的1948年，石星川憂郁致病，精神錯亂，病死武昌獄中。

石星川是湖北本土早期的軍事人物，年輕的時候是標準的青年才俊，很早就加入了同盟會，在東北地區宣傳革命。武昌起義成功后，石星川回到湖北，在黎元洪的提拔下，成為鄂軍的旅長、中將師長，曾有過一些積極的表現，但在抗戰時期卻蛻化變節，淪為漢奸，其行為遭到了歷史的唾棄。他的經歷也成為了一個反面教材，警示著人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堅守民族大義和道德底線，否則一定會受到懲罰并遺臭萬年，并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