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齡當初跟何應欽平起平坐，后來怎么就被老蔣無情拋棄

1942年8月，平日里被日軍飛機炮火威脅的成都城內卻一片素白，平日里不怎么出門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送上挽聯為王柏齡送別。
王柏齡去世后如此大的牌面與其說是一位上將的哀榮，不如說是對一段跌宕歷史的集體緬懷。這位與蔣介石同窗、同袍的保定軍校生，黃埔軍校的重要籌備者，最終在政治與軍事的漩渦中，從權力巔峰跌落至佛門青燈，曾經的槍火和權斗，如今都是一抔黃土了。

天時地利人和
說起來，王柏齡的革命之路，堪稱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典型代表。
1903年，14歲的王柏齡棄文從武進入南京陸軍小學，三年后保送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與蔣介石、張群等人成為同窗。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王柏齡回國參戰，從滬寧光復的連長升至團長；“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又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期騎兵科畢業。那個時候日軍陸軍士官學校的文憑可是一個民國軍隊中的通行證，可以說是響當當的硬通貨。
1916年經蔣介石引薦，王柏齡加入居正領導的山東討袁軍，歷任參謀、代參謀長、旅長，并在云南講武堂任教七年。
這樣“軍政雙修”的經歷，使王柏齡成為兼具軍事理論與實戰指揮的稀缺人才，在1924年孫中山決定創辦黃埔軍校時，他自然也被列入籌委會核心名單。

同學情誼
若說王柏齡崛起是“時勢造英雄”，那么他與蔣介石的關系，則是“英雄相惜”的典型。
蔣、王二人同赴日留學，在振武學校加入同盟會，這樣“同窗+同袍+同志”的三重紐帶，讓蔣介石對他始終另眼相看。
1923年，蔣電邀其赴廣州任大元帥大本營高級參謀；次年黃埔籌建，王柏齡不僅是七人籌委之一，更出任教授部主任，從選址、教材到教官招聘、軍服設計，多有親為。
時至今日，有一張照片流傳很廣泛，在這張圖里孫中山居中，蔣介石在右后，左后正是王柏齡，其地位可見一斑。
而此時的王柏齡也堪稱蔣的“左膀右臂”，他力邀葉劍英任副手，主導“孫文主義學會”與共產黨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并立，還在黃埔軍校特支委員會任組織委員，深度介入國共合作。
1925年東征陳炯明時，王柏齡任教導第二團團長，與何應欽的教導第一團形成“雙核”。

然而，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在東征棉湖一役，何應欽以千余人擊潰萬余敵軍，一戰成名；而王柏齡的教導第二團卻在淡水城下潰敗，他本人一度臨陣脫逃。
這種反差，讓蔣介石不得不重新來評估兩人價值。能力不足已經相當致命，而此時王柏齡的私生活也受到大家的指責，他沉迷煙酒賭色，北伐期間甚至流連妓館，致南昌戰役中孤軍冒進，被孫傳芳反包圍，幾乎全軍覆沒。
老蔣雖怒其不爭，但仍念同窗之誼，僅撤軍職，改任長江要塞司令。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王柏齡雖連選中央執行委員，卻再無實權。后來，當何應欽憑棉湖威望成為“蔣何系”核心時，曾經一度炙手可熱的“蔣王系”已名存實亡。
一切有跡可循
說起來，王柏齡的沉淪既是個人性格的悲劇，也是時代的產物。
從能力上來老，王柏齡缺乏何應欽的嚴謹與韌性。何應欽性格上再怎么不堪，但是他以軍校為家、事必躬親。而王柏齡則是讓副手替自己干，還貪圖享樂。
這樣的差異，在戰場就會被放大。而有意思的是，晚年的王柏齡試圖通過皈依佛門、修繕揚州重寧寺、五亭橋等尋求寄托，卻因丑聞（如與外甥媳之事、逼死妻妾）再損聲名。
等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王柏齡隨政府西遷重慶時，他已淪為“政治花瓶”中看不中用了，雖然黃埔名宿的面子倒是還在，但是實權早被陳誠、白崇禧等后起之秀分走了。

王柏齡有留日背景、軍校資歷與同窗之誼，卻因性格與戰略失誤，從巔峰跌落至青燈古佛。與之對照的何應欽，同樣出身保定、參與黃埔籌建，卻憑棉湖戰績與嚴謹作風成為國府“二號人物”。
1942年，王柏齡的骨灰歸葬揚州瘦西湖畔熊園時，這位昔日“黃埔元勛”已鮮有人問津。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之前再高的地位如今也不過是一捧黃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