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炸裂野史

乾隆四十二年（1777），86歲的崇慶皇太后去世。

作為乾隆帝的生母，她這一生可謂享盡榮華富貴，年輕時為雍正皇帝侍妾，后因母憑子貴得以入主慈寧宮，為太后42載。乾隆帝自即位起，就發誓要以天下孝養生母，每逢出巡江南、五臺山，亦或是東巡祭祖、木蘭秋狝，總要奉太后一同前往。這使得崇慶皇太后成為中國歷史上出巡次數最多的皇太后。

得知母親薨逝的噩耗，時年已67歲的乾隆悲痛欲絕。史料記載，太后入殮時，乾隆“哀痛號呼，擗踴無數”，完全失去了一國之君威嚴無比的形象。

隨后，乾隆根據母親生前遺言，將之葬于雍正帝的泰陵東北約1500米處的泰東陵，并上謚號孝圣憲皇后。

可自孝圣憲皇后入土為安起，坊間就不斷傳出她與乾隆帝并非親母子的秘聞。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兒呢？

關于乾隆皇帝身世的流言，貫穿整個“乾隆盛世”，就沒停止過。其中，傳得最有板有眼的，當屬乾隆乃海寧陳家陳世倌嫡子的流言。

該傳聞稱，陳世倌在康熙年間入朝為官，與雍親王（即日后的雍正帝）一家過從甚密。有一年，陳家夫人與雍親王府福晉同時生產。當時，正值“九子奪嫡”的關鍵時期，雍親王府的新生兒是名女嬰，而陳世倌家誕下的卻是個男嬰。為了在“奪嫡”中占得先機，雍親王便假意讓陳世倌攜其子入府與雍親王府的“小格格”定個娃娃親，進一步加強兩家的關系。

陳世倌沒有懷疑雍親王的用意，就懷抱其子過府敘舊。誰知，等陳世倌酒酣飯飽后回家，才發現早上帶出去的大胖小子，變成了千金丫頭。陳世倌到底是官場中人，知道此事關乎身家性命，便沒有聲張。而那個被抱進雍親王府的男嬰，自此改名愛新覺羅·弘歷，日后成為了萬人矚目的乾隆皇帝。

▲由香港明星鄭少秋飾演的乾隆。圖源：影視劇照

即位后，乾隆知道自己的身世真相，遂趁六下江南之機，四往海寧陳家隅園與家人團聚。為了表達對陳家的虧欠與榮寵，乾隆將隅園改名安瀾園，并賜予陳家“春暉堂”牌匾，以示自己孝順親生父母之意。回京后，他又把圓明園的“四宜書屋”拆了，照安瀾園的模樣重修，修好后，也改名“安瀾園”，以使自己遠在千里之外仍能經常感受“家”的溫暖。

根據這則歷史傳聞，金庸在創作個人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時，采信了乾隆帝為漢人的觀點，并在書中為其官配了個胞弟——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陳家洛試圖以良知說服乾隆反清復明，結果遭乾隆背叛，間接害死了香香公主喀絲麗。

對此，金庸曾表示，在海寧一帶，乾隆為陳家嫡子之事人盡皆知。他小時候做童子軍時，還曾在海寧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邊露過營。也正是因為這段露營的日子啟迪了他的江湖夢，在而立之年重溫舊事時，才會以《書劍恩仇錄》開啟了叱咤文壇江湖的武俠人生。

▲喬振宇版《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圖源：影視劇照

那么，依照歷史傳聞和金庸的小說，是否就能說明乾隆帝為海寧陳家嫡子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位傳聞中的“乾隆生父”——陳世倌到底何許人也。

史載，陳世倌是浙江海寧鹽官人，清代名臣、康熙朝工部尚書陳詵的兒子。他為人素來“廉儉純篤”，頗受康熙、雍正兩朝皇帝的信任。自康熙年間考中進士起，就經常出任鄉試考官，為地方督撫。雍正二年（1724），山東境內突發蝗災，剛履新山東巡撫的他，立即前往各地察訪災情、監察吏治，直到救災工作稍告一段落，才至濟南走馬上任。在任內，他獎罰分明，頗能體察民情，又崇尚節儉，注重地方防務。所以一任巡撫下來，他不僅令山東百姓記住了他的好，還讓雍正皇帝對其能力有了良好的印象。

可即便如此，陳世倌在雍正朝還是沒能順利進入內閣。直到乾隆六年（1741），在歷任戶部侍郎、左都御史等要職后，憑借年望的積累，陳世倌才獲授文淵閣大學士，成為事實上的“陳閣老”。

如果說，乾隆真像坊間傳聞所說是陳家的嫡子，那么，在雍正初年才當上山東巡撫的陳世倌是如何在康熙年間就搭上了雍親王這條富貴線呢？退一萬步講，即便兩人真有交集，憑借陳世倌“獻子”之功，雍親王即位后理應為其加官進爵，可這些，正史通通沒有記載。

而更令相信這一傳聞的人寒心的是，陳世倌雖然在乾隆朝得到了晉升，但乾隆帝對這位“陳閣老”卻似乎不太滿意。

▲郎世寧繪《平安春信圖》局部。此圖存在二說：一是畫中左為雍正，右為乾隆，反映父子親情；二是反映乾隆不同時期的形象。該畫現藏于故宮博物院。圖源：網絡

在陳世倌的職位步步高升的同時，他也不止一次受到乾隆帝的訓斥與降罪。例如，陳世倌于乾隆六年（1741）赴江南查勘水災治理，乾隆帝就曾說：“世倌臨行奏言歲內可疏，積水盡消，今疏言仍待來歲二三月，其所籌畫皆不過就高斌、周學健所定規模而潤色之，別無奇謀碩畫，何必多此往返乎？”

后來，乾隆十三年（1748），云南巡撫圖爾炳阿參劾趙州知州樊廣德虧空，與此事有關的陳世倌又被乾隆帝臭罵了一頓。按照慣例，這份奏折上呈內閣后，需下發給云貴總督審議，以示公平。但，時任文淵閣大學士的陳世倌和史貽直卻直接忽略了這一步驟，將奏折直接發回給云南巡撫，讓他照章辦事。得知此事的乾隆帝勃然大怒，命將大學士陳世倌、史貽直等交部嚴查議處，同時降旨訓斥陳世倌，稱其自補授大學士以來，“無參贊之能，多卑瑣之節，綸扉重地，實不稱職”。

不僅如此，乾隆帝還在早朝上對陳世倌為人“多卑瑣之節”加以具象化解說，稱陳世倌任山東巡撫時，曾與孔府達成協議，讓孔府中人幫他在當地多購置田產。乾隆帝說，陳世倌一介浙江人，“于兗州私營田宅，冀分其余潤”，根本不是大臣該干的正事。當時，乾隆帝下詔罷免陳世倌一切職務的同時，也禁止其搬遷到山東居住，要他在浙江好好反思己過。

按常理，倘若陳世倌與乾隆帝真有血緣關系，那么一向以“孝治天下”自詡的乾隆帝又怎堪從嚴從重處罰自己“親生父親”呢？更何況，陳世倌被革職且被禁止前往山東居住的場景，是文武百官齊聚的朝堂，乾隆帝就這樣毫不留情地爆出“親生父親”的丑聞，難道不怕朝中有好事者借此事詆毀皇帝的孝心嗎？

然而，不管怎么說，還是有人會拿著乾隆六下江南、四次駐蹕安瀾園的史實，來加以佐證乾隆與陳世倌之間非同一般的關系。

的確，乾隆在下江南期間，曾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四十九年（1784）四次駐蹕安瀾園。但有意思的是，乾隆前兩次南巡并沒有下榻安瀾園，而是去了揚州、鎮江、無錫、杭州等地，視察了漕運，拜謁了孔林。直到第三次南巡，乾隆才選擇駐蹕海寧。而此時，距離陳世倌去世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已過去了四年之久。倘若乾隆真有孝悌之心，豈會在其“生父”故去后許久才駕臨海寧呢？

那么，乾隆第三次下江南時選擇駐蹕海寧陳家，究竟為何？

據史料記載，在其“三下江南”之前，浙江、安徽、江蘇三省剛剛遭遇黃河改道引發的洪水侵襲。而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影響江浙一帶的大河——錢塘江又傳來了海潮北趨的預警。錢塘江海潮一旦北趨，大概率會導致位于錢塘江入海口的浙江海寧以及臨近它的杭嘉湖平原受災。這一片地區自古就有“蘇湖熟，天下足”的美譽，是清朝最富庶，也是最為重要的租賦來源地。一旦因河工海防失守，其造成的損失無論對天下百姓抑或是國庫而言，都是致命的打擊。

海寧鹽官鎮恰巧就是錢江潮的最佳觀測點，其沿江沿海的堤壩、石塘正是錢塘潮北趨后最易受到侵襲摧毀的一段。乾隆帝下江南選擇到海寧，正是為了視察海塘工程——是出于公干，而不是出于私情。

▲《乾隆南巡圖》局部。圖源：網絡

相應的，在乾隆下江南的過程中，江南士紳大族帶頭保障皇家吃住，亦形成慣例。作為海寧鹽官鎮第一望族的海寧陳氏，擔起接待皇帝駐蹕的重任，自是情理之中，沒必要進行過度解讀。

盡管乾隆不可能是陳世倌之子，但關于其身世的傳言并未停歇，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有新的說法出現，有的說他是雍親王府錢格格所生，有的說是漢女李金桂所生，有的說是熱河傻大姐所生……

乾隆生母乃漢女李金桂的傳聞，文字記錄最早見于1944年《古今文史》半月刊上登載的一篇題為《清乾隆帝的出生》的文章，作者是當時上海灘鼎鼎大名的雜文作家周黎庵。

周黎庵稱，這是他與近代著名學者冒廣生閑聊時，對方無意間披露的。據冒氏的觀點，乾隆的生母姓李，名金桂，在避暑山莊附近居住。有一年，雍親王胤禛跟著康熙到熱河打獵，射中了一頭梅花鹿。雍親王一時興起，令人宰殺此鹿，飲用鹿血。鹿血溫補燥熱，雍親王欲火中燒，難以忍耐，身邊又無妃嬪媵嬙，遂與手下到避暑山莊附近尋女人。

恰巧，李氏自外砍柴而歸，胤禛顧不得許多，一把抓住李氏就上了床。之后，打獵歸來的雍親王將此事拋諸腦后，直到李氏挺著個大肚子到避暑山莊告御狀，雍親王才被意外得知此事的康熙帝臭罵了一頓。

▲《胤禛行樂圖冊之刺虎篇》，現藏于故宮博物院。圖源：網絡

為了解決李氏的身份與皇室血統之間的矛盾，在康熙的主持下，李氏于避暑山莊的馬廄中生下乾隆后，即被趕出宮，而小皇子則被雍親王的侍妾鈕祜祿氏（即后來的崇慶皇太后）收養。乾隆登基后，知其生母不在宮中，遂每年撥款修繕避暑山莊馬廄，以致于直至清朝滅亡，那里依舊保留著乾隆時代的遺跡。

事實上，這則傳聞基本可以看作是“熱河傻大姐乃乾隆生母”的2.0版本。

冒廣生在清末曾做過熱河都統的幕僚，那時清廷已日薄西山，在熱河的官員以及避暑山莊的老太監們沒事就喜歡追憶往事，順便撰寫一些文學創作。清朝國力日趨衰落，乾隆時期作為帝國盛衰的轉捩點，本身就是最大的談資；而編排其生母的身份，很符合逸事小說“博眼球”的創作邏輯，也有借此貶低乾隆朝及乾隆帝本人的意思在里面。乾隆生母外號“傻大姐”，是熱河一個工匠之女，在選秀女時被拉去充數，結果被選上，進入雍王府……故事就這樣產生了，但要以此為信史，很難令人信服。

避暑山莊李金桂的版本，同樣是這種編排的產物，純屬子虛烏有。

不過，傳聞乾隆帝為雍親王府錢格格所出，倒不算是信口胡言。

據《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記載，雍正元年冊妃大典上曾頒布過一道圣旨：“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諭：遵太后圣母諭旨，側福晉年氏封為貴妃，側福晉李氏封為齊妃，格格錢氏封為熹妃，格格宋氏封為裕嬪，格格耿氏封為懋嬪。該部知道。”

而在乾隆六年欽定的《清世宗實錄》中，相同時間頒布的一道諭旨中卻寫明：“甲子（指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諭禮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側妃年氏封為貴妃，側妃李氏封為齊妃，格格鈕祜祿氏封為熹妃，格格宋氏封為懋嬪，格格耿氏封為裕嬪。”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則圣旨，除了耿氏和宋氏的位份張冠李戴外，最大的變化就是“格格錢氏封為熹妃”變成了“格格鈕祜祿氏封為熹妃”。據此，清朝皇家族譜《玉牒》一錘定音，記載稱：“世宗憲皇帝（雍正帝）第四子高宗純皇帝（乾隆帝），于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由孝圣憲皇后鈕祜祿氏，凌柱之女誕于雍和宮。”

▲《乾隆帝寫字像軸》，現藏于故宮博物院。乾隆皇帝日常最喜歡cos各種漢服形象，故有人據此推斷他有漢族血統。圖源：網絡

但，看《玉牒》上關于皇帝身份的表述，清史學者郭成康卻認為，這并不能排除后世在編撰乾隆身世時，故意篡改其中內容的嫌疑。

為此，他作出了三種猜測：第一，格格錢氏與格格鈕祜祿氏為同一人，只是官方記載謬誤；第二，格格錢氏與格格鈕祜祿氏并非同一人，格格錢氏生下弘歷，但因身份地位不高，再加上是普通漢女的緣故，在雍正秘密立儲時，為免有人非議后世之君，遂將弘歷過繼給出身滿洲名門的熹妃鈕祜祿氏為嗣；第三，漢女錢氏因某種原因為四品典儀凌柱獻入皇宮，生下弘歷，雍正將其封之為熹妃時仍依原姓，爾后，弘歷被秘密立儲，錢氏才改姓鈕祜祿氏，遂有“鈕祜祿氏為熹妃”的記載。

此外，根據郭成康等學者的研究發現，雍正朝冊妃圣旨的底稿為翰林黃之雋的手筆，在這份圣旨底稿中，黃之雋也是將熹妃寫成“錢氏”，似乎說明官方記載的確存有貓膩。

清史學者杜家驥在黃之雋手書的熹妃冊文底稿中，發現了關鍵信息：“咨爾錢氏，毓質名門，揚休令問，柔嘉懋著，夙效順于中闈，禮教克嫻，益勤修于內職。茲仰承皇太后慈諭，以冊、印封爾為熹妃......”他認為，既然圣旨底稿已經寫明錢氏出身名門，那么在有漢女入宮侍寢傳統的清朝，錢氏似乎就沒有必要改姓鈕祜祿氏。況且，根據《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與《清世宗實錄》的表述可知，鈕祜祿氏與錢氏在封妃前，都是“格格”。格格并不是清代皇族女兒的專稱，而是滿語“小姐、姐姐、姑娘”的音譯。因此，在后院等級森嚴的王府中，格格不過是王府普通侍妾的稱呼。錢氏即便改姓鈕祜祿氏，對其身份地位也沒有什么特殊的影響。

▲乾隆帝的生母、孝圣憲皇后鈕祜祿氏。圖源：網絡

再則，杜家驥指出，在接受了雍正二年的冊封上諭后，弘歷的生母已然位居“熹妃”之位，即使其不是滿人，也不存在身份地位低、需要改名換姓的問題。因為在清代，只要成為皇太后或皇后，其族人就可獲得“抬旗”的榮譽。譬如，最典型的慈禧太后，在咸豐帝駕崩、其子載淳登基為同治皇帝后，清廷便將原隸屬于“下五旗”滿洲鑲藍旗的葉赫那拉一族，抬入屬于“上三旗”的滿洲鑲黃旗。再比如，嘉慶帝的生母孝儀純皇后，其最早不過是出身辛者庫的包衣奴婢，因嘉慶帝登基，其母家魏氏亦被賜姓魏佳氏，抬入滿洲鑲黃旗。

可知，只要兒子當了皇帝，不管先朝的后妃出身如何，都不影響其家族在清朝享有名門的待遇。另一方面，康熙帝的生母佟佳氏、雍正帝的生母烏雅氏在當朝后妃中本就位份不高，但她們的身份并不影響兒子成為后世之君。所以他認為，雍正帝為立弘歷，改“錢氏”姓“鈕祜祿氏”，簡直多此一舉。

至于后世之君有無可能篡改《玉牒》上的內容，杜家驥堅持認為，懷有政治目的性的“改姓”，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若僅將冊文改寫，是很難做到完全堵住悠悠眾口的。即使篡改做得尤其到位，也難免走漏風聲，這不僅會影響乾隆本人的聲譽，更會使雍正、康熙等皇帝受到波及，實在是得不償失的行為。

▲嘉慶帝生母、身份地位低下的乾隆令妃魏佳氏。圖源：網絡

既然熹妃很大概率就是鈕祜祿氏，那雍正圣旨里的“熹妃錢氏”又從何而來？

杜家驥認為，這很可能與滿人喜歡簡稱自己的姓氏有關。例如，愛新覺羅在滿語里是黃金的意思，他們的漢譯姓就經常喜歡以“金”開頭，又或者寫成同音字“愛”“艾”。而鈕祜祿在滿語里與“狼”有關，他們的族人也喜歡將漢譯姓寫成郎或鈕。雍正二年的這道圣旨，正是由當時的履郡王允裪承旨，允裪在記錄雍正口述的封妃內容時，很可能習慣性地將妃子們的姓氏給簡寫了。而雍正二年的冊妃大典上，被封的妃子除鈕祜祿氏外，皆是漢姓。當黃之雋按允裪的意思將雍正旨意文本化時，發現了十分不和諧的“鈕氏”，自然會認為這是允裪筆誤，將之改寫成“錢氏”。由此，一個漢字上的低級錯誤，便造成了數百年的不解之謎。

有趣的是，后世學者在拼命論證乾隆帝生母為“熹妃鈕祜祿氏”，而乾隆的兒子嘉慶皇帝卻在不遺余力地“坑爹”。

嘉慶元年（1796），乾隆皇帝以“太上皇”身份駕臨避暑山莊過壽。知道皇阿瑪酷愛作詩，嘉慶便寫了首《萬萬壽節率王公大臣等行慶賀禮恭紀》送給乾隆：

肇建山莊辛卯年，壽同無量慶因緣。

麗丁南極珠躔見，御丙北辰花甲旋。

玉殿輝煌騰瑞旭，金爐馥郁裊祥煙。

子臣敬獻升恒祝，康健純常億祀綿。

擔心大臣們還不知道乾隆出生當年康熙帝題寫了避暑山莊匾額，嘉慶帝特地為這首御制詩的頭兩句加上注解：“康熙辛卯肇建山莊，皇父以是年誕生都福之庭。山符仁壽，京垓億秭，綿算循環，以怙冒奕祀。此中因緣，不可思議。”

按照嘉慶帝的注解，乾隆帝誕生于“都福之庭”，只能解釋為避暑山莊肇建時，乾隆帝恰巧在京城出生。但，不知是嘉慶帝作詩才華不如乃父，還是他想故意透露些什么宮廷秘聞，在嘉慶二年（1797）乾隆帝再度駕臨避暑山莊過壽時，嘉慶又為其父撰寫了與《萬萬壽節率王公大臣等行慶賀禮恭紀》內容相近的詩詞，并在詩文下注解：“敬惟皇父以辛卯歲誕生于山莊都福之庭，躍龍興慶，集瑞鐘祥。”

這下，“山莊都福之庭”似乎有意坐實乾隆帝的誕生地為避暑山莊。

▲老年乾隆帝。圖源：網絡

宮里徹底炸開了鍋。乾隆對兒子混淆自己出生地之事氣憤不已，特地拿出自己作于乾隆四十七年的《人日雍和宮瞻禮》一詩要求嘉慶更正自己的謬誤。在此詩中，乾隆自注道：“余實康熙辛卯生于是宮（雍和宮）也。”

可嘉慶帝依舊對避暑山莊秘聞深信不疑。

嘉慶四年（1799），乾隆帝駕崩，嘉慶帝為其上廟號“清高宗”。官方也就乾隆生前的起居注、奏疏等開始編撰《清高宗實錄》。由于乾隆生前明確指出自己生于雍和宮，編修史書的大臣們并不敢違背太上皇的意思，遂將乾隆降世寫成“誕于雍和宮邸”。結果，此書一出，嘉慶帝卻發了火，訓斥大臣們不要忘記乾隆誕于避暑山莊的事實，要求他們限期改正。

編撰《清高宗實錄》的董誥、劉鳳誥、曹振鏞等人，大多是先朝重臣。他們直接拿來乾隆帝的御制詩，凡提到太上皇生于雍和宮處都做了標注，然后呈給嘉慶帝，請嘉慶帝御覽后，再告知他們應該如何記錄。至此，嘉慶帝才認可了《實錄》中乾隆“誕于雍和宮邸”的表述。

不過，嘉慶帝的脾氣也不是一般地倔強。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慶帝暴崩于避暑山莊。在遺詔中，他口述道：“古天子終于狩所，蓋有之矣。況灤陽行宮為每歲臨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帝）即降生避暑山莊，于復何憾？”

對于嘉慶帝的這份遺詔，新登基的道光帝一開始并不覺得有何不妥。按照慣例，先皇的遺詔除了要頒行天下外，還需派員周知安南（今越南）、廓爾喀（今尼泊爾）、杜蘭尼帝國（今阿富汗）等諸藩屬國。由于這些國家并不通行漢字，清廷的翻譯官在翻譯圣旨時才發現了這一謬誤，及時稟報道光帝。此時，先期發出的部分嘉慶遺詔已抵朝鮮、琉球等國，道光帝只能硬著頭皮再召使臣全部收回。

皇帝遺詔下發后再收回，這在中國整個封建時代都不多見。道光帝這招“亡羊補牢”的操作，顯然更讓人懷疑甚至臆斷乾隆身世的特殊性。

經過道光帝重新修改頒行的嘉慶遺詔，提及乾隆出生地時，其表述卻讓人摸不著頭腦——嘉慶遺詔中原有的那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莊，于復何憾”經修改后，就變成了“我祖、考神御在焉，于復何憾”。聯系上下文，新遺詔邏輯上勉強說得通，但意思總是怪怪的。

召回和更改嘉慶遺詔，或許會令帝國的口徑保持統一，如此，困擾了兩代皇帝的乾隆生母及身世之謎，總算在清廷內部達成一致。

但，懸念也在不經意間埋了下去，并在合適的時候催生出更多的疑團。而這，就是歷史的反作用力。

參考文獻：

趙爾巽：《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

周遠廉：《乾隆畫像》，中華書局，2005

郭成康：《傳聞、官書與信史：乾隆皇帝之謎》，《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杜家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漢人血統問題》，《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