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的活佛

大家都熟知，有紅色信仰的同志是不允許信其他宗教信仰的。那么在歷史上曾經有一位特別了不起的藏族青年，叫做懷來倉·金巴嘉木措，曾經是一位活佛，他1916年9月21日生（這個日期應該是藏歷），1947年6月不幸去世。小時候乳名叫做康三哥，也有的資料說叫尕三哥。他少年時由于當地特殊的宗教制度被認定成為“轉世靈童”，然后在和政縣松鳴巖寺行“坐床”儀式，成為松鳴巖寺第十八世懷來倉活佛，法名叫“貢卻·單增”，被統稱為肋巴佛。他還是一位非常有造詣的高僧，獲得該教派最高資格的“格西”學位。

如果僅僅就是這樣的話，筆者是不會介紹一位很正常的佛教徒的。年輕又很聰明又有佛教造詣，這樣的高僧也不是絕無僅有的。

獨特之處在于，肋巴佛可不光是一位藏傳佛教的信徒，后來毅然發動農民起義，帶領當地人民成立“西北各民族抗日義勇軍”，并且獻身于更大的愛和最先進的信仰！

在藏區那邊由于宗教信仰，當地有著大大小小的宗教人士代表，也就是各種各樣的活佛。根據大家一般的了解，只要有一個人當上活佛的話，按道理他家人應該是能過上好日子的，可是這位活佛的家屬沒跟著雞犬升天，還過著那種窮日子。等于是說宗教組織把他家的小兒子貢獻出來當成一個偶像，繼續讓百姓頂禮膜拜，捐出香火錢，好讓剝削者花，剩下他的家屬繼續過著那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苦日子。他的父親被地主逼迫干重活，是活活累死的。因為他家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過的就是農奴的日子，西藏的農奴解放之前有多慘，不用多說。

讓現代的大家很難理解的是，這種活佛轉世的把戲其實就是貢獻出一個家族的勞動力，連點糧食都不補償給他們家嗎？他的家庭繼續過著基本討飯的日子，宗教組織根本沒有可憐他們。他大哥本來是帶著家人流落到蘭州討生活，后來又去了武威，因為掩護過兩名紅軍戰士，被軍閥馬步芳的兵抓去打死了。他的母親因為又窮又病，又思念孩子，后來精神失常了，據說是投河自盡了……后來二哥幾經輾轉才把才托人帶信給他，他坐在活佛的寶座上，連自己的親生父母都保佑不了。

這就能深深地看到吃人的宗教的虛偽性！

曾經，入黨后肋巴佛向身邊人講述，回答過自己為什么要當活佛。他說因為，“活佛能使萬民脫離苦海，所以，我就要當活佛”，而“現在，共產黨能使舊中國見光明。我就跟定共產黨了。”雖然他很小的時候不懂什么叫普度眾生，他就是知道周圍的人都過著苦日子，以為當活佛是個好事情，能幫到別人。但是真正能改善人民命運的不是活佛，他很幸運，他找到了這個真正的方向！在佛教教義中，“脫離苦海”指的是通過佛法修行，讓眾生從生死煩惱的此岸，渡到涅槃解脫的彼岸。這是他最初發愿成為活佛，承擔起教化、庇護一方百姓責任的出發點。在修行和游歷過程中，他親眼目睹了國民黨政府和地方軍閥橫征暴斂、欺壓各族百姓的黑暗現實。外來的殖民者（例如英殖民主義者滲透藏區）捆綁著當地的宗教勢力和國府一起在剝削他們，民族壓迫、階級剝削和宗教歧視交織在一起，這與他慈悲濟世的佛教理想形成了尖銳的沖突！

肋巴佛目睹了國家積貧積弱、民族備受欺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現實后，他認識到，人民的“苦海”不僅僅是精神上的煩惱，更是現實中的戰亂、壓迫和貧困。他發現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正是要通過社會革命，推翻壓迫人民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這正是在現實中為萬民“脫離苦海”，帶來“光明”。

他的認識完成了一個關鍵的升華——即救國救民的宏愿，可以與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相統一。他過去通過宗教安慰眾生靈魂，而現在他看到了一個能夠從根本上拯救國家與民族，讓人民在現世中獲得幸福的現實道路。不靠什么神仙救世主，不等什么來世，我們現在就要幸福，所以他就堅定跟黨走！“跟定”二字，擲地有聲，體現的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后無比堅定的政治選擇和人生歸宿。這不僅僅是對一個政黨綱領的認同，更是一種將個人命運與黨的事業緊密相連的誓言！對于肋巴佛而言，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找到了在當下歷史條件下，實現其“使萬民脫離苦海”這一終極關懷的更有效、更迫切的途徑。他的宗教信仰中悲天憫人、普度眾生的核心，與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在價值取向上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肋巴佛的這番話，是一個關于“初心”與“道路”的動人故事。他的初心——救渡萬民，始終未變；而他找到的實現這一初心的道路，是跟隨中國共產黨進行革命。這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和目標具有強大的感召力，能夠超越不同的出身、民族和信仰，將億萬中華兒女凝聚在一起，共同為創造一個沒有壓迫、充滿光明的美好新世界而奮斗。舊社會，少數民族備受歧視和壓迫，肋巴佛作為藏族領袖，對此有切膚之痛，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主張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反對民族壓迫。這對于長期尋求民族出路的肋巴佛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他相信，只有跟著共產黨，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才能獲得真正的平等和尊嚴。曾經在紅軍渡過臘子口的時候，他見到過紅軍，他利用熟悉當地地形的優勢，還幫助過紅軍。通過接觸，他知道這是一支人民的隊伍，從此他就非常向往紅軍，也想向他們學習。后來紅軍在甘南地區建立過蘇維埃政權，紅軍對人民的好，他們都看在眼里，肋巴佛也冒著危險收留過受傷的紅軍戰士。后來他也想成立這樣的隊伍，說要為人民推翻這吃人的世道。

1940年，肋巴佛在卓尼組織“草登草哇”（七部落濟民性質的組織），帶領群眾抗糧抗捐，開展抗暴斗爭……1943年3月27日的甘南農民起義是肋巴佛革命生涯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起義宗旨為“抗日反蔣，反對國民黨，接洽共產黨”。提出“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口號……面對官府的殘酷壓榨，他不再僅僅以佛法安撫人心，而是毅然選擇組織武裝反抗。他利用活佛的號召力，聯合漢、藏、回、東鄉、土等各族貧苦農民，在冶力關發動了聲勢浩大的起義，并被推舉為“西北各民族抗日義勇軍”總司令。這次起義確實也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在甘肅南部的統治，是西北各族人民聯合反抗壓迫的英勇壯舉。但是起義失敗了，他就遭到通緝，所以就開始逃亡。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就接觸和秘密的聯系上了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的地下組織，通過與共產黨的接觸，他系統了解了黨的民族平等、宗教自由政策和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國的革命綱領。他認識到，共產黨所追求的事業，正是他實現“救渡眾生”理想的最現實、最徹底的路徑。后來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從一位藏傳佛教活佛到一名共產主義戰士的根本轉變。他是經過了生活和革命斗爭的真正考驗，當時沒有預備期，直接就批準他入黨了。據說當時有人問他加入共產黨之后就必須放棄活佛的身份，他舍不舍得呢？他完全舍得！

他的選擇，是個人信仰的升華，也是一代民族愛國者尋求民族出路的縮影。因為他個人的經歷，他也天然同情勞苦大眾，他領導的起義失敗，讓他深刻認識到，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和堅強的組織核心，自發的、孤立的反抗難以成功。而共產黨正是能提供正確理論和強大組織的核心力量。他親身經歷并領導反抗的，就是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他對這個政權的腐敗、殘暴和無能有了最清醒的認識，深知其不可能帶給中國光明。

因此，“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自然成為他唯一的、必然的選擇！肋巴佛的選擇，是一位有著崇高宗教理想和深切人間關懷的智者，在時代洪流中尋找真理的必然歸宿。他將佛教中“利他”、“慈悲”的精神內核，與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理想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光榮入黨之后，中共隴右工委組織決定送他去革命圣地延安學習，當時的延安是革命的燈塔，是所有進步青年都愿意去的地方。1947年6月，在赴延安途中到平涼安國鎮三十里墩一帶時，他不幸因車禍犧牲，年僅31歲。

他的犧牲，是藏族同胞革命事業的一個重大損失。他的故事雄辯地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具有超越階級、民族和信仰的強大感召力，能夠將一切追求光明與進步的優秀兒女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共同奮斗。 多年以后中共甘肅省委在《關于一九四三年甘肅省南部農民起義問題座談會紀要》中指出：“肋巴佛以宗教領袖活佛的身份，高舉義旗，率領藏漢僧俗群眾反抗國民黨暴政，后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在我國現代史上是很少見的。”他不僅是藏族的驕傲，更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歷史上一位不朽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