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戲之中見文心：婺劇《三打白骨精》的當代表達與價值研究

武戲之中見文心：婺劇《三打白骨精》的當代表達與價值研究

李 晶

在中國戲曲百花齊放的版圖中，婺劇以其獨具特色的武戲傳統、陽剛剛烈的表演風格和濃厚的地方文化底蘊，占有一席之地。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婺劇承載著地域文化的傳統記憶，始終在探索戲曲藝術的現代性轉化與創新表達。近年來，伴隨著文化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如何在堅守傳統精神的基礎上實現戲曲樣式的當代表達，成為劇界和學界共同關注的課題。

2023年，由浙江婺劇藝術研究院出品，文華劇作獎、“曹禺戲劇文學獎”得主姜朝皋編劇，“文華導演獎”“梅花獎”得主翁國生導演，陳美蘭新劇目創作團隊精心打造的新編婺劇《三打白骨精》應運而生。這部取材于《西游記》經典章節的作品，并非簡單復刻神魔故事的既有結構，而是借助婺劇高度程式化的舞臺語匯，對傳統母題進行了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尊重原著精神的基礎上，該劇因其“博采眾長、自成一體”的創新風格，成功入選2025年文化和旅游部“戲曲跨劇種移植改編十佳案例”和第十四屆中國藝術節終評，并榮獲第十六屆浙江省戲劇大賽“精品劇目大獎”和第十九屆中國戲劇節“優秀劇目”獎牌；近年來該劇還頻頻亮相世界各地舞臺，在德國、西班牙、安道爾、肯尼亞、緬甸等27個國家以及國內各地劇場連續演出了110多場，場場爆滿，一票難求，成為中國非遺文化走向國際的重要文化名片。

一、傳統母題與現代語境的互文重構

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西游記》是最為人熟知、改編頻率最高的文本之一，其中“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章節，因其結構明晰、情節緊湊、矛盾尖銳而尤具舞臺表現力，成為中國戲曲和影視改編的經典母題。婺劇《三打白骨精》正是基于這一母題展開，但其創作并非對原著的機械復述，而是在忠實原意的基礎上，結合婺劇本體特征與時代審美訴求進行了深度的劇本再構與藝術再造。

首先，從改編思路來看，該劇并未陷于對“神魔大戰”表層的追逐，而是注重情節結構的重組與內涵的當代表達。原著中“三打”雖情節遞進鮮明，但支線繁雜、人物關系線條不一，而此次婺劇主創團隊遵循“刪繁就簡、突出沖突、強化情感”的原則，對原有結構進行了大膽剪裁，去除與“三打三變”主線關聯不大的次要情節，突出孫悟空與白骨精之間不斷升級的斗爭張力以及師徒信任的崩解與重建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該劇通過增強“悟空被逐”段落的心理描寫與行為邏輯，使悟空形象更具現代倫理色彩。他并非單純的打妖機器，而是在被誤解、被排斥的狀態中依然堅守信念、反復出手的“孤勇者”。這種設定不僅增強了人物的多面性，也為傳統母題注入了更貼近當代觀眾的情感認同。在悟空與師父唐僧之間，編劇安排了一場深情拜別的戲——“拜師斷情”，強化其內心矛盾與忠誠的掙扎，使“第三打”成為人物情感與道義選擇的高潮。這種結構安排，使得“三打”不再是簡單重復，而是一種情節與情感的螺旋遞進。

其次，在對白骨精形象的處理上也體現出劇本構思的當代表達策略。傳統戲曲中白骨精常被刻畫為符號化的“妖魔”角色，但在此次改編中，她三次變化——村姑、老嫗、老漢——不僅是造型的變化，更體現其針對唐僧弱點“情”“慈”“理”的精準設局。這種設定，不僅增加了角色行為的邏輯性，也讓“三變”成為推動“三打”的心理誘因與戲劇節點，為劇情推進賦予了更具心理深度的動因支撐。

此外，該劇特別加強唐僧的戲劇功能。傳統版本中唐僧多為“誤判”的象征，而婺劇版本則賦予其更高的行為密度與身體參與。劇中專門設計“白骨精追捕唐僧”的段落，讓唐僧不僅在情感上成為沖突焦點，更在舞臺上通過高難度摔打、翻滾技巧，表現其“文中帶武”“弱中求生”的戲劇意象。這種處理方式既貼合婺劇擅長武技的藝術傳統，又有效彌合了文人角色在舞臺張力上的局限，使“文武一體”的婺劇風格獲得了更具整體性與連貫性的體現。

白骨精追殺、戲弄唐僧的婺劇“文戲武唱”

二、唱做并舉與視覺呈現的相輔相成

婺劇在表演上歷來強調“唱做并舉、文武并重”的綜合特征。在新編婺劇《三打白骨精》中，這一傳統優勢不僅得以保留，更在視覺化呈現和動作編排中被系統強化，形成了多維度、立體化的舞臺表達方式，使劇作在敘事節奏、人物性格塑造與意象營造上均展現出高度協同的舞臺美學張力。

婺劇慣用的“先說后唱”“邊打邊唱”結構在本劇中得以延續，并進一步發展為更為復雜的“唱—打—情緒釋放”復合單元，構成舞臺節奏的基本框架。可以說，劇中唱段并非獨立于情節的抒情部分，而是服務于人物內在情感邏輯與情節推進的內在機制。例如，唱腔設計方面，孫悟空的唱段大多運用高亢激越的調式音調與快速節奏，體現其“動如脫兔，靜若沉雷”的性格；而唐僧的唱腔則偏向婉轉含蓄，弱化戲曲傳統中的“柔弱文人”模式，強化其內心情感的復雜度。尤其是在“悟空拜別”一場戲中，悟空與唐僧的唱段交織推進，既表現出情感的斷裂與誤解，也構建出一種情緒上的“雙重離別”意象，成為整劇情感張力最強的一段唱做結合場景。

婺劇以“文戲武做”見長，此劇更是高度發揮了婺劇演員在身段、武打、跌撲等方面的技藝優勢。尤其是劇中最核心的段落——孫悟空與白骨精三次斗法中，導演翁國生與創演團隊巧妙將婺劇武戲的“760度轉體摔硬棒子”“前空翻殼子吊毛”“跺子強背飛身過人”“旋子360度變身劈叉接倒插虎”等高難度特技融合在人物表演中。“三打”不只是舞臺炫技的場面，更是人物情緒爆發的路徑。例如，白骨精通過不同角色（村姑、老嫗、老漢）變化設定與摔打路徑的差異，強化“真假難辨”的戲劇張力，更強化了孫悟空“打中有疑”“打中有悲”的心理層次。這種身體表達方式將“打”升格為敘事工具，使人物性格在高強度的動作中得以深化，體現出婺劇對于武戲的獨特理解與創新使用。

這些極具表現力的傳統技藝與現代技術手段的融合，使婺劇《三打白骨精》的視覺呈現擺脫了單一寫實的束縛，達到了意象化與象征性并重的藝術高度，實現了場景的象征性與動感化統一。該劇對白骨精三次偽裝的處理并非簡單重復，而是通過“變臉變裝”的傳統技藝，配合精準的燈光與音響切換，營造出神秘而瞬變的視覺奇觀。這種在瞬息之間實現角色身份、性格、外貌全面轉換的方式，不僅體現了主演楊霞云高超的技術功力，也賦予了白骨精“妖以幻惑人心”的藝術特性極強的具象化表達。每一次變裝，既是劇情節點的推進，也是一種視覺節奏的提點，構成了本劇最為醒目的“視覺符號系統”。

另外，三次打斗的空間從“空曠原野”“荒村坡地”到“懸崖平臺”逐層推進，不僅展現出劇作節奏的遞進性，也構成了動作場面與視覺意象的層層鋪陳。特別是在劇終孫悟空將白骨精擊落懸崖的一幕中，飾演白骨精的演員在近三米高的平臺上完成“硬僵尸”式空翻墜落，與舞臺天幕炸裂的“骷髏意象”同步觸發，構成了戲劇高潮的“視—聲—動”三位一體表達。

更值得一提的是，婺劇《三打白骨精》在數字傳播上的主動作為。通過短視頻平臺剪輯高光動作場面等方式，使得這一傳統劇目走出了劇場，進入新生代觀眾的日常文化視野。在抖音、嗶哩嗶哩等平臺，“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片段一度成為熱門話題，成功吸引大量“00后”點擊關注。這種文化轉碼式傳播，不僅拓展了戲曲受眾結構，也為非遺保護注入技術支撐與傳播信心。許多高校與中學亦將這一劇目引入課堂，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演示案例。通過結合思政教育與美育教學，婺劇進入公共教育系統，其藝術表達逐步轉化為文化認同的培養機制。這種跨領域傳播與轉化，使《三打白骨精》超越了表演藝術的界限，成為一種公共文化實踐樣式。

于此，我們可以說，婺劇《三打白骨精》的“革新”，不是對傳統的背叛，而是一種創造性的延伸。它將“舊故事”重新裝進“新容器”中，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精神內核，又滿足了當代觀眾對視聽體驗的期待。這種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努力，正是非遺藝術得以持續煥新的重要路徑。

三、文化認同與價值生成的有機統一

婺劇《三打白骨精》的創排價值，遠不止于技藝展示和經典改編的層面，更在于它通過深入挖掘傳統母題中的文化精神，構建起一種跨越時空的文化認同機制與當代表達邏輯。在神魔傳說的故事框架之下，劇作并未流于娛樂化處理或情節復述，而是致力于通過人物形象的再塑與精神張力的強化，傳遞出高度凝練的價值命題，從而實現對中華傳統文化中“正義—忠誠—犧牲—誤解”等核心命題的重新激活與現代闡釋。

當今社會信息爆炸、媒介錯位，人們常處于真假混淆的語境中，類似于唐僧“不辨妖魔”的處境成為普遍現象。在這一點上，婺劇從古老的素材中汲取智慧，使《三打白骨精》由遠離現實的神話，蛻變為了一場跨越時代的精神寓言，它以戲曲方式提出當代倫理命題。劇中“誤解忠良”的核心情節，體現出中華傳統文化中“信與不信”的道德張力。由此，劇中構建了一場關于信任的倫理辯論。唐僧代表的是道德理想主義，但他的“善”是一種未經驗證的“感性善”，反而導致誤解忠良，放任邪惡。悟空的“理性正義”則因“不合群體情感期待”而被排斥。這組張力揭示了當代社會判斷難題：在輿論喧囂與表象誘導中，我們如何辨認善惡？在群體情緒壓倒理性聲音的時刻，誰為被誤解者發聲？這部婺劇以程式化肢體動作，構建了一個社會隱喻場，讓觀眾在“打”與“誤打”的對峙中，體驗判斷與信任的不易與艱難。

更深一層，《三打白骨精》激活了中華傳統文化中一種古老卻恒久的英雄觀——“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悟空的堅持，不是為了被理解或贊許，而是源于內在正義感與行為信念。這種“孤勇”形象背后，傳承的是中國文化中“義”的價值取向——從岳飛的“精忠報國”到司馬遷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都是文化精神中的一條隱秘深流。在當下社會轉型與價值多元的背景下，這樣的精神尤其彌足珍貴，它不僅是一種文化信念，更是一種人格操守。它讓人們在“誤解”的疼痛中看到堅守的力量，在“放逐”中感受到信念的溫度，喚起了中國文化中最深沉的道德情感。

從這個層面來看，婺劇《三打白骨精》以劇場為媒介，將中國傳統倫理與當代公共價值進行有機銜接，進而生成具有現實影響力的文化意義共同體。這不僅是一部“好看”的婺劇，更是一部能夠深層回應時代精神關切的文化文本。它在當代表達中完成了從個人命運到群體心理、從傳統倫理到社會價值的多重鏈接，使觀眾在劇場的凝視中完成一種文化自覺的生成過程，真正實現了文化認同與價值生成的有機統一。

四、地方劇種的當代表達與積極回應

作為代表性地方劇種，婺劇的發展同樣面臨“地方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而《三打白骨精》的成功，恰是對這一矛盾關系的積極回應與策略性突破。該劇在保留婺劇武戲傳統美學特質的同時，借助當代舞臺語匯、傳播方式與觀演機制的更新，探索出一條地方劇種在新時代背景下的當代表達路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其一是劇目改編的創新策略。《三打白骨精》取材自《西游記》的經典章節，但并未流于傳統戲曲改編的復調邏輯，而是以新時代語境中的價值觀重塑作為創排導向。這種創作邏輯體現在多個層面：故事不再僅是“打妖”的外在行動，更是“辨真”的內在斗爭；人物塑造從類型化走向復雜化，孫悟空的孤勇、唐僧的誤判、白骨精的多面偽飾，共同構成了符合當代觀眾心理節奏與道德認同的敘事場域。

其二是舞臺呈現的融合策略。劇作在保留婺劇傳統“唱做打翻”基本形態的前提下，大膽引入多媒體燈光技術、舞臺空間結構的多維轉換，營造出兼具象征意象與動態真實的舞臺氛圍。例如，核心段落“三打”中高位同步動作，成功將戲曲程式化表演與電影式視覺沖擊合二為一，體現出傳統劇種對現代視覺審美機制的高度適應。尤為關鍵的是，這些“現代元素”并未壓制傳統技藝的主體性，反而借助外化手段強化了婺劇擅長的節奏推進與空間錯位表達，從而實現了舞臺美學與文化傳統的內在統一。

其三是傳播機制的跨媒介策略。婺劇《三打白骨精》自2023年推出以來，除了頻繁亮相國內外主流劇場外，更積極擁抱短視頻與直播平臺，打破傳統戲曲“劇場中心”的觀看格局。在變裝短視頻中，白骨精的多重造型以高密度剪輯迅速“出圈”，帶動超百萬點贊量。這種“視覺爆點”并非對戲曲內核的剝離，而是對劇目“可傳播性”與“可識別度”的戰略性開發。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傳播路徑反哺了傳統劇種的受眾結構與認知維度，激活了年輕一代對婺劇文化的觀看興趣與文化想象，進而構建起跨媒介、跨代際的傳播共情機制。

其四是制度支持與團隊協作的多維共振效應。《三打白骨精》在創排中得到了國家藝術基金的重點資助，顯示出在政策層面對非遺劇種當代表達的高度重視。而由浙江婺劇藝術研究院組織的創演團隊，則充分體現了定制化創作與本體風格發揮的協同運作：從編劇姜朝皋的結構調度，到導演翁國生的跨劇種經驗，再到梅花獎得主楊霞云與樓勝等演員的技藝發揮，整體形成了一種創作合力，體現出“從作品出發”的生產邏輯與“從觀眾出發”的傳播策略。

綜上所述，婺劇《三打白骨精》所展示的，是一種地方劇種走向當代表達的路徑樣本，其核心在于“形式上的兼容”與“精神上的堅守”。它不是簡單“現代包裝”傳統劇目，而是在內容結構、表現形態與傳播策略三位一體的更新中，構建出一種“本體不退讓、語態能翻新”的復合型劇種表達模型，為其他地方戲曲劇種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策略經驗。

婺劇《三打白骨精》有“打”的快意，也有“打”的執著；有“打”的技巧，更有“打”的信念。這是一次對中國文化價值的劇場表達，也是一次對信仰、正義與文化身份的深層召喚。武戲之中見文心，文心深處藏哲理，這正是婺劇《三打白骨精》的魅力所在，也應成為我們重新理解與激活戲曲文化的關鍵之處。

編輯：宋牧原

審核：宋金珠

上海舞臺美術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