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中美談判實現了“在斗爭中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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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美之間的“壓艙石”依然存在

10月30日，韓國釜山，中美兩國元首會晤牽動世界目光。這是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時隔6年的再度見面，也是特朗普總統第二任期內與習近平主席首次會晤。

此次釜山會晤，習近平主席堅定指出：“面對風浪和挑戰，我和特朗普總統作為掌舵人，應當把握好方向、駕馭住大局，讓中美關系這艘大船平穩前行。”

鄭永年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美兩國元首的會晤，是對國際社會極具意義的重要信號。在他看來，中美之間擁有諸多“壓艙石”，中美兩大經濟體的相互關聯與深化的大勢也依然穩定而積極，兩國完全有能力超越“零和博弈”，實現互利共贏。

當地時間10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釜山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新華社記者 申宏 攝

鄭永年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美兩國元首的會晤本身，就是對國際社會極為重要的信號。兩國哪怕只達成階段性協議，也具有積極意義。

推動會晤的關鍵因素，正是總書記強調“大國責任”。中國有稀土籌碼，美國有芯片規則，如果繼續相互施壓，不僅會損害中美關系，也會沖擊全球經濟。中美兩國作為推動全球化的主角，關系極為復雜，涵蓋政治、經濟、社會、人文、安全，乃至從地球到海洋再到太空的廣泛領域。兩國此次談判不僅實現了“斗而不破”，還做到了“在斗爭中推進”。

鄭教授對中美關系并不悲觀，在他看來，中美之間有諸多“壓艙石”。而且，特朗普政府相較拜登政府更聚焦于經貿領域。中美兩大經濟體的相互關聯與深化的大勢是穩定的、積極的。兩國經濟高度互補：中國作為人口大國，需要大量農產品和能源；美國恰是農產品與能源出口大國。同時，中國制造的產品也是美國所需。

在談及元首會晤對臺灣地區的影響時，鄭教授認為，中美關系若趨穩，臺海局勢也會隨之穩定。但中國的目標并不止于“穩定”，而是要推進祖國統一。這次會晤可能促使美方在臺灣問題上有更客觀的認識。臺灣所謂的“民主形象”試圖聯合美國抵制統一，但對特朗普而言，這并不起作用。

對中國來說，臺灣問題關乎國家統一；對美國而言，則是地緣政治利益。必須明確的是，中國追求統一并非為了將美國排除在西太平洋之外。我們甚至可以歡迎美國的存在，但前提是中美應保持良性互動，共同維護彼此利益。同樣，中國在拉美維護自身利益、推動外交，也旨在促進中美及地區國家的共同發展，而非進行地緣競爭。在政治互信建立后，中美兩國才能真正將“主權”與“地緣政治”區分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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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有能力塑造自己的發展環境，也有能力改變美國的國際環境

當前，大國關系、周邊地緣政治以及新興技術競爭都充滿不確定性。面對可能出現的“黑天鵝”事件，中國該如何應對？我們的定力又從何而來？

在接受《紅星日報》采訪時，鄭永年教授表示，中國已經具備塑造國際環境的能力。從近期中國出臺的對美對等反制措施來看，中國不僅能夠維護自身利益，還有能力反過來影響美國所處的國際環境。

2025年二十屆四中全會對我國發展環境的總體判斷：“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相比“十四五”時期，中國“十五五”的發展環境依舊復雜，但在一些方面反而具有更多“不確定中的確定性”，其中包括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相比拜登時期以“民主峰會“圍堵中國，特朗普似乎只在乎經貿上的斗爭。

在鄭教授看來，中國有“我自巋然不動”的底氣，我們的經濟基礎和制度優勢是在的，有能力塑造自己的國際環境。以最近出臺的對等稀土新規為例，中國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美國的國際環境。此外，不論是臺灣問題還是南海問題，中國現在都具備足夠的定力來應對可能出現的“黑天鵝”事件。

鄭永年教授認為，商務部在近期談及“十五五”時期開放工作時，提出要重視“中國人經濟”，這一提法這反映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當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經濟和企業的國際化、全球化是必然趨勢。企業“走出去”，本身就是“中國人的經濟”。無論是到東南亞、中東，還是到拉美地區，企業之間的合作都在相互強化、相互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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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保持5%左右的增速是必要的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后文簡稱“建議”）提出，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所設定的要求，“十五五”期間仍需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

鄭永年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灣財社采訪時表示，未來十年GDP保持5%左右的增速既有必要，也有潛力，關鍵在于培育新產業。

“十四五”時期，我國人均GDP從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13445美元，連續兩年超過1.3萬美元，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前列。圖源：新華社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繼續將“推動高質量發展”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并強調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鄭永年教授指出，當前國際社會正出現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等現象，而國內也面臨諸多改革與發展難題。要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發展依然是破解我國一切矛盾的關鍵。

他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保持5%左右的增速既有必要，也具備潛力。關鍵在于培育新產業。中國已從技術引進轉向原創創新，但在一些領域仍存在“管得過多、發展不足”的問題。城市中的服務業——包括游艇、創新藥，以及人工智能等——仍有巨大拓展空間。現代化產業體系應具備“全、大、多、密、強”的特征。目前“全”已實現，但“多”仍顯不足，許多服務業領域依然空白，亟待通過合理監管釋放潛能。

中國并不缺乏新質生產力，但如果體制機制不夠順暢，這些生產力就可能流向美國或其他國家。因此我們既要推動技術進步，也要通過改革拓寬經濟空間，這兩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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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 |

鄭永年：西藏的發展是社會工程、文化工程，更是民心工程

如今的西藏，正以越來越繁榮和進步的姿態展現在世人面前，外貿總值年均保持在百億元規模，五大口岸聯通南亞，區域開放水平不斷提升。更值得關注的是，2024年，西藏自治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55,444元，是1965年的121倍；同時人均預期壽命也提升至72.5歲。

2025·中國西藏發展論壇系列活動于10月27日至30日在林芝舉行。論壇期間，鄭永年教授受聘為“西藏國際傳播特聘專家”。

據《經濟日報》報道，鄭永年教授在會議間隙接受西藏衛視采訪時，以“躍遷”這一概念，闡釋了西藏在過去幾十年中所經歷的超線性發展與巨大變遷。

鄭永年教授在會上表示，如果從當今世界范圍內的民族或少數民族政策來看，很難找到像中國這樣有效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劇變、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幸福顯著提升的案例。在過去的多個五年規劃中，中央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巨量的人力、財力與物力，有效促進了西藏的發展。

近年來，西藏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這些建設不僅僅是基礎設施的工程，更是一項社會工程，也是一項文化工程。隨著“十五五”規劃的執行，一大批國家級的重大工程將在西藏展開，相信西藏的明天必將更加美好。

鄭永年教授在會后接受西藏廣播電視臺采訪時表示，講好西藏故事，是我自己的責任。無論是“巨變”或者甚至像“跨越式”這樣的概念，已述西藏所發生的變化，其借用了來自物理學的一個概念，叫“躍遷”。

因為巨變和跨越式的發展，是線性的發展。 西藏的人均壽命已經從和平解放前的35.5歲增長到現在的72.5歲，人均壽命這個數據背后體現的是經濟發展水平、醫療衛生條件、教育的改善。

西藏的發展是一個社會工程，也是一個文化工程，更是一個民心工程。

鄭永年：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要均衡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堅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建議》就充分激發各類經營主體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等作出一系列部署，為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指明了路徑。

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鄭永年教授指出，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之間必須保持均衡。要真正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有機結合，關鍵在于把這一理念落實到制度層面。

我國正積極探索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圖源：新華社

在談到“安全與發展”的關系時，《建議》提出要“確保社會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鄭永年教授對此表示，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之間必須保持均衡。要真正實現“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統一，關鍵在于把這一理念落實到制度層面。

政府管得過嚴，社會就會缺乏活力；而若市場過于放任，也可能讓民眾被“割韭菜”。例如，一些平臺企業掌握著海量數據，理應“向上、向高、向外”拓展，而不是“向下”去“搶老百姓白菜”。要實現這一點，仍需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加強規范與引導。

他同時強調，近年來我國大力發展制造業的方向是正確的。特別是通過高端制造業壯大實體經濟，已成為中國“比較優勢中的比較優勢”。要進一步提振消費，仍需以制造業發展為基礎，以強大的實體經濟作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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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 |

鄭永年：科技投入和研發上，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如今，大國博弈已延伸至科技和國際規則等領域。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可以預見，“十五五”階段將迎來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進一步加速，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的顛覆性技術隨時可能出現。“十五五”時期也極有可能成為中美科技競爭的決勝期。

鄭永年教授指出，面對外部壓力，我國科技發展的重點正從過去的“量的投入”轉向更加注重“質的突破”。他強調，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加大科研投入和創新研發力度，為新一輪科技競爭打下堅實基礎。

最新發布的自然指數2025科研領導者榜單顯示，中國高質量科研產出繼續保持全球第一，并仍在迅速擴大領先優勢。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認為，在外部發展形勢日趨復雜多變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加大科技投入與研發力度。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其中之一就是“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在鄭永年教授看來，過去五年間，中國經歷了貿易戰、科技戰，以及“脫鉤”“卡脖子”等外部沖擊，挑戰改變了我們的發展范式，使我國對科技發展的需求從“量的投入”轉向“質的突破”。因此更應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持續加大科技投入與研發。

從過去側重“投資于物”，到如今更加注重“投資于人”。要把人力投資與高科技創新緊密結合，因為全球科技競爭的本質是人的競爭。這也正是為何必須統籌推進教育強國、科技強國和人才強國建設，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

圍繞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新興產業，如創新藥的發展，還需要體制機制的改革。至于人工智能，關鍵問題在于融資——無論是國資，還是民間私募基金，目前普遍存在“不敢投”的現象。因此，仍需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打通資金與創新的通道，釋放更大的發展活力。

最后，經濟與科技發展的最終落腳點仍在民生，關鍵在于能否更好地“投資于人”。鄭永年教授提醒，在一些西方國家，盡管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領先，但在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嚴重的民生問題，中國在推動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須警惕并加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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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深圳需要從產品到人到組織機構的國際化

明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于廣東省深圳市舉辦。由此，深圳成為繼上海、北京之后，中國第三個承辦APEC領導人會議的城市。

亞太經合組織是亞太地區層級最高、領域最廣、影響力最大的經濟合作機制。作為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論壇，APEC主要討論全球與區域經濟相關議題，包括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等內容。

在接受深圳衛視采訪時，鄭永年教授指出，深圳是在開放中成長和發展起來的，其貨物貿易和制造業體系高度國際化。

中央將2026APEC峰會放在深圳舉辦，是對深圳進一步國際化的有力推動。未來，深圳在產品、人才以及組織機構等方面的國際化進程，都值得期待。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劉昕冉 周浩鍇

審校｜劉 深

終審｜劉金程

鄭永年教授近期觀點

深圳衛視｜專訪鄭永年：中國的下一個五年，兩個判斷很重要

鄭永年：我們的城市，夠開放嗎？

鄭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提出，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必須建構中國自主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為理解和應對國際形勢變化提供中國自己的理論框架。
在近日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鄭永年教授分享了對人工智能時代知識創新與話語權塑造的思考。鄭教授認為，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需要追根溯源，重塑知識的供給方式，建立強大的“中國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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