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成我們促統反霸的陣地：回顧當年的桂林“文化抗戰中心”

文︱關品方

1938至1944年，桂林匯聚了眾多愛國文人，他們以筆為槍，通過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多種形式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形成了獨特的“桂林抗戰文化”，值得一記。

抗戰時期在桂林領導文化戰線工作的中共領導人是抗日民族統線的高手周恩來，負責實務的是李克農和夏衍。

1938 至 1941 年，李克農擔任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他領導辦事處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為桂林抗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營造了有利的政治環境。在他的組織和推動下，辦事處為文化界人士提供了支持和保護，協調各方力量，促成桂林為抗戰時期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他積極與文化界進步人士交往，為文化活動的開展提供便利和保障，促進了文化界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開展。

1941 至 1944 年，夏衍在桂林主持《救亡日報》的復刊工作。他以報紙為陣地，宣傳抗日主張，傳播進步思想，影響和團結了一大批文化界人士。他積極組織和參與各種文化活動，推動戲劇、文學等領域的創作和交流。夏衍憑借自己卓越的文學才華和組織能力，團結了眾多作家和藝術家，為桂林抗戰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創作的戲劇（例如《一年間》），激勵著廣大民眾的抗日熱情，也為桂林文化界注入了新活力。

筆者留意到最近在央視一臺正在播出電視連續劇《陣地》，內容正是抗戰時期桂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文化演藝方面的事跡。李晨飾演李克農，馮紹峰飾演夏衍。這方面工作的最高領導周恩來亦有不少鏡頭。當年的文化界人士出現在熒幕上，大部分都惟妙惟肖；田漢、巴金、郭沫若、柳亞子等角式的扮相和真人極度相似。

當年活躍在桂林的代表性人物有夏衍、巴金、歐陽予倩、田漢、黃藥眠、張曙、范長江等人。

巴金7年間曾三次旅居桂林，創作了《桂林的受難》《火》第三部等作品，以散文和小說記錄日軍暴行，揭露戰爭苦難。他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編《文化生活叢書》，翻譯屠格涅夫作品，推動抗戰文學傳播。代表作《桂林的受難》以細膩筆觸描寫轟炸場景，控訴日軍罪行；《火》第三部展現知識分子投身抗戰的歷程。

夏衍是共產黨人，當年身份保密。1938年，夏衍奉派從香港到桂林任《救亡日報》社長，1939年1月，報紙復刊。他總共撰寫了450余篇社論，宣傳抗日統一戰線。《救亡日報》成為國統區重要輿論陣地，每天發行一萬份，影響遠及東南亞。香港是后援基地。

黃藥眠是詩人。他1944年創作了長詩《桂林的撤退》，以29章1770行的詩句，刻畫桂林大撤退的慘烈場景，被譽為“抗戰史詩”。他在《國際新聞社》（簡稱“國新社”）擔任總編輯，組織戰地通訊報道。

田漢是《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詞人。1944年，他領導“西南劇展”，組織33個戲劇團隊、1000余名藝人演出，涵蓋話劇、歌劇和街頭劇，觀眾超過10萬人次，成為抗戰戲劇史上的里程碑。

歐陽予倩是《廣西省立藝術館》館長，推動戲劇救國思潮，積極配合田漢的工作。

張曙是音樂家。他在桂林創作《保衛國土》《洪波曲》等歌曲，1938年12月因日本軍機空襲桂林，不幸遇難。他的作品激勵民眾抗戰斗志，被譽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的音樂家。

抗戰時期的桂林，新聞與出版事業十分興旺。《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期間（1939至1941年），堅持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報道國內外戰況，成為國統區統戰宣傳的重要平臺。報社在李克農的幕后主持下，掩護和爭取了大量進步文化及民主人士。

范長江和黃藥眠等主持的國新社，以桂林為中心向全國發新聞通信稿，打破國民黨的消息封鎖，傳遞戰地真實信息，成為抗戰輿論戰的重要力量。

期間，桂林還吸引了胡志明、鹿地亙等國際反法西斯文化人士參與抗戰活動。西南劇展期間，美國劇評家愛金生贊譽其為“有史以來僅見”的規模，推動了中國的抗戰文化走向世界。

桂林抗戰文人以文藝為武器，在文學、戲劇、音樂、出版等領域創造了輝煌成就，作品與活動不僅記錄了民族苦難，更凝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成為中華民族文化抗戰的典范。抗戰時期，桂林的文化戰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為西南乃至全國的文化抗戰中心，通過出版、文藝等形式凝聚全民族的抗戰斗志，被譽為“中國文化抗戰的一個奇跡”。桂林因為地理位置遠離正面戰場、政治環境相對寬松，蔣介石鞭長莫及，桂系軍政勢力相對獨立，吸引了1000多名文化人士、100多個進步團體和200多家書店和出版社到來。桂林和香港之間的交通線，包括人員往來和物資供應，異常活躍。柳亞子、夏衍、茅盾等大批名家匯集于此，使其成為文化抗戰的核心基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發揮了核心作用。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直接組織文化團體的活動推廣。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周總理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揭露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殲滅新四軍的陰險行為；事發后封鎖消息，顛倒是非。桂林風聲鶴唳，儼然有1927年4月國民黨四出屠殺共產黨人的恐怖氛圍。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來的指揮下迅速轉移關鍵人員去重慶、延安、香港或南洋。在桂林的公開活動偃旗息鼓，改為由地下黨領導。南方局文委直轄的桂林文化工作組改以低調合法地位繼續推動抗日，確保統戰政策貫徹，成為文化統一戰線延綿不斷的基石。

回顧當年桂林在文化領域的活動，新聞出版最為關鍵。報刊如《救亡日報》等大量發行進步讀物，供應全國3分之2精神食糧，翻印馬列經典與抗戰著作。文藝活動方面有戲劇（田漢、歐陽予倩的抗戰話劇）、音樂、美術（徐悲鴻等的創作）蓬勃發展，民眾抗戰熱情被廣泛激發。在教育與研究方面，成立了多所教育機構和研究團體，推動抗日思想傳播和民眾動員。關鍵人物后來還包括郭沫若和艾青等，一同領導社團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總會在上海，會長是宋慶齡，桂林分會會長是郭德潔，李宗仁夫人）。桂林分會主持創作《保衛大桂林》等經典作品，將文藝活動化為斗爭武器。

當年桂林與延安并稱，“一南一北抗戰文化中心”，構建了民族精神堡壘，支持世界反法西斯在文化戰線上的努力。保家衛國、不屈不撓、團結包容的精神，打造現代文化和抗戰精神的根基，強化了統一戰線在文化領域的成功實踐。

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年后的今天，回首當年，前瞻日后，證明文化戰線的深遠影響歷久彌新，為新時代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重要啟示。話語權之爭是沒有硝煙的長期的斗爭。筆者認為，21世紀的今天，對中華民族而言是筑成“促統一、反霸權”的陣地，在文化戰線上極具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