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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公眾號:菁kids北京 (ID: Jing-kids)
文丨Yana
近日,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了一對生活在佛羅里達的年輕父母Leza 和 Anthony Dieli ,為他們 7 歲的女兒 Zoey 每月存約 1,000 美元,不是為了大學、夏令營或醫療費,而是打算在她成年后(大約 30 歲以后)給予她的“成年補貼金”。
他們之所以這么做,是出于對目前經濟環境的擔憂。
在財務顧問的幫助下,他們估算出,如果持續儲蓄,這筆“成人期補貼資金”到時候可以變成每月發放給 Zoey 的現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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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li 夫婦的選擇很有意思:他們每月存下的錢,并不是為了 Zoey 的教育,而是直接定位為“生活兜底”。
也就是說,這筆錢不被用作學費等“投資型”消費,而是留待她步入社會、面臨高房租和生活壓力時的現金支持。
這種做法折射出一種新趨勢:當教育的回報率越來越難以預估時,部分父母開始把重心轉向“保障孩子成年后的生活質量”。
在中國,也存在著類似的思考。近年來流傳甚廣的一句話是:“送孩子出國,不如給孩子留一套房。”
這句話背后的邏輯,是很多中產家庭在權衡教育投資時的現實考量:
留學動輒花費百萬,但回報并不一定能轉化為優質的就業或穩定的收入;與其冒險把錢投在不確定的教育上,不如給孩子留下穩定性更高的不動產。
在中美兩種看似不同的選擇背后,實際上都有一個共同點:
父母都在思考,如何在子女獨立越來越艱難的環境里,提前為他們鋪設最后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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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老”是一種代際和解?
“提前為孩子成年后買單”的理財觀念正在美國流行。
根據Savings.com調查顯示,有近一半的美國有成年子女的父母會定期資助孩子生活,每個孩子平均每月獲得1474美元援助。一時間,“成年子女啃老”似乎成了一種共識。
印象中的美國孩子,18歲上大學,22歲找工作,搬出去住,經濟獨立,這是社會對年輕人的普遍期待。
但如今,獨立的節點越來越遠:過去三十年,美國房價上漲了四倍;醫療支出增加了七倍;大學學費持續攀升,學貸成為沉重包袱。
越來越多年輕人,即使讀完名校、找到工作,也發現房租和貸款就能壓垮月收入。父母的支持,成了維持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
以往,父母們的預算大多止步于大學教育費用,現在不少家庭把視野拉得更遠——成年后的房租、貸款、生活費用。
不少父母傾向于在自己活著、能夠看到孩子受益時就給錢,而不是去世后才把遺產留給子女,這在情感上更直接,也更靈活。
這個思路也成為了家庭的新型理財方向。
理財顧問把這種趨勢稱為“提前分配遺產”。換句話說,錢不是在子女中年繼承時才用,而是提前二十年就開始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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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國,根據 Pew Research 的調查,在意大利,也有約 60% 的父母承認他們曾為成年子女提供金錢支持;在德國,這個比例約為 48%。
在歐洲有研究指出,成年子女有時將自己的收入與家庭共享,父母也會在子女遭遇經濟困難時提供資金援助。這種資金與資源的流動在某些家庭被視為“家庭互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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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數據說明,即使在發達國家體系中,有社會福利、公共支持機制,父母資助成年子女仍然是一個常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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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責怪”到無奈
這樣的現象對中國父母而言也不陌生。
中國父母對“成年補貼”的接受度更高,而且發生得更早。
中國父母對孩子的補貼,還要從買房說起,房子往往與孩子的婚姻直接掛鉤,很多家庭“掏空六個錢包”為子女湊首付,這讓父母的資助更早發生。
甚至一些人到中年的中產家長,長期在父母的扶持下(老人帶孩子,補貼生活)才能撐起全家。
而這種轉變,其實并沒有多少年。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父母對子女的經濟依賴,更多是帶著批判的。
在上一代人看來,成年后還要依靠父母,是“不爭氣”的表現——成年意味著經濟獨立,意味著靠自己養活自己。
尤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社會環境相對寬松,工作穩定、房價相對合理,那一代年輕人確實有機會憑一己之力站穩腳跟。
然而,現實已經完全不同。
在北京,國際學校一年學費 20–30 萬起步,加上補習、夏令營,一年幾十萬很常見。家長們往往提前為孩子的大學學費、出國留學費用做準備。
有研究估算,在國內養育孩子,從孩子出生到成年,撫養一個孩子到18歲需要53.8萬元人民幣,而北京和上海高達93.6萬和101萬元,幾乎是全國平均的兩倍,而且這還只是基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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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 育媧人口
孩子大學畢業工作,工資不夠房租,父母往往繼續兜底。微信上甚至有“生活費轉賬群”,家長每月定時打款。
可以說,中國父母早已進入“預支未來”的模式。他們不只是在為孩子的教育儲蓄,而是在為孩子的整個成年生活兜底。
因為他們也看到,即便孩子已經很努力,擁有不錯的學歷和工作,在房價、教育支出和生活壓力面前,依然會捉襟見肘。
于是,原本的責怪慢慢變成了理解,甚至是無奈的認同。
做父母的明白,經濟環境已不再允許年輕人迅速獨立,于是他們選擇用金錢支援來延長子女的緩沖期。
對于子女而言,接受父母的幫助,也不再是一種“失敗”,而是社會成本下的一種退而求其次的選擇。
在這種新的關系模式中,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邊界正在被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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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產家庭而言,真正的挑戰不只是“要不要資助孩子”,而是如何在支持與獨立之間找到平衡。
1. 提前規劃
許多美國家庭開始嘗試提前分配遺產,中產家庭也可以學到這一點:
在子女年幼時,設立教育基金或定投計劃,把未來的支出拆分為月度投入;
考慮為孩子的“成年期緩沖金”單獨留出預算,而不是等孩子遇到困難再慌忙支援;
同時,父母的養老金、醫療保險必須優先保障,否則拉扯子女的同時,很可能讓自己晚年陷入困境。
劃重點:父母的養老底線不能犧牲,子女的緩沖金要在可承受范圍內。
2. 援助要有邊界
中產家庭的常見困境是:一次性支援首付、購房、留學后,援助就很難收手。
建議在資助前與子女約定清楚:這筆錢是啟動金,還是階段性過渡支持;
可以設定明確的期限,比如:工作前三年給予補貼,三年后必須獨立承擔生活成本;
如果不設邊界,短期援助極容易演變成長期依賴,父母與子女關系也會因此更緊張。
劃重點:援助要幫助孩子站起來,而不是替孩子走完全程。
3. 傳遞觀念
父母的錢可以解燃眉之急,但觀念才是長期保障。
教會孩子基本的理財習慣:儲蓄、投資、風險意識;
在給予補貼的同時,要求孩子對支出有記錄和規劃,讓他們知道錢從哪里來,花到哪里去。
幫助孩子理解生活不只是消費,要學會取舍。
劃重點:如果父母只給錢,不給觀念,錢再多也可能被無效消耗。
4. 接受“代際合作”新常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
上一代在低房價、穩定就業的背景下實現了早早獨立;這一代人卻要面對高成本社會和經濟不確定性,在這樣的組合下,父母與子女更像是一個經濟共同體。
父母可以為子女提供經濟緩沖;子女則在父母年老時提供情感支持、照料和回饋。
這種雙向流動,本質上是一種家庭互助模式。當父母接受這一點,心態也會更平和:不是單純的“啃老”,而是代際之間的和解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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