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我的科普之道》序

吳國盛

作者 吳國盛 （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館長、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

忠和院士的散文隨筆結集《我的科普之道》出版，囑我寫序。我誠惶誠恐之余，我拜讀了全書清樣。卻之不恭，談談我的讀后感。

眾所周知，忠和是國際知名的古生物學家。他關于鳥類演化的研究改寫了我們對鳥類起源的認知，他的團體在熱河生物群的研究成果享譽國際學界。我還知道，他是現(xiàn)任的中國科普作家協(xié)會的理事長，在科學傳播領域身先士卒，寫作了大量普及進化生物學和古生物學的文章，深受讀者的喜愛。但是，我沒有想到，他關于科學精神、科技管理體制、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有這么多全面而深入刻的思考。閱讀全書，我時常有強烈的共鳴、拍案叫絕的沖動。

中國不是現(xiàn)代科學的故鄉(xiāng)，科學精神在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中始終薄弱，如果不是完全沒有的話。近代中國引進西方科學，更多的源于振衰起敝、變法圖強的現(xiàn)實危機，有極強的抵御外侮、振興國族的功利目標。中國科學家投身科學，也更多的是基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百年來中國社會面臨的兩個目標——反對外來侵略爭取民族自強自立的“救亡”目標，與告別古代社會完成現(xiàn)代性轉型的“啟蒙”目標——對應著大不相同的科學理解：救亡招喚的是功利主義的科學觀，啟蒙則要求將科學精神融入我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之中。不幸的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救亡壓倒啟蒙”的殘酷現(xiàn)實，使得功利主義的科學觀大行其道，而科學精神的理解、傳播和接受一再被耽擱。竺可楨先生1935年即提出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但這種超越功利主義的科學觀在過去近百年的中國科學發(fā)展史上細弱游絲、幾成絕響，始終不能蔚然成風。所幸的是，在本書中，我們再次看到竺先生那樣的真知灼見不斷撲面而來。科學研究的動力除了利益和需求，興趣和好奇心這種內在的因素是不是更加重要？科學與技術從概念上要不要清晰區(qū)分？要不要重視基礎科學研究？應該如何重視？讀到這些犀利而堅定的發(fā)問，我常感到心心相印、相見恨晚。

自19世紀以來，現(xiàn)代科學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高度職業(yè)化的文化事業(yè)。20世紀以來，各國政府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對于經濟發(fā)展、國防軍事、國際競爭的重要意義，投入重金支持科學研究事業(yè)。科學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學問，追求真理也不再是科學研究的唯一動機。名譽、金錢、利益開始貫穿在科學共同體的社會運作之中。在追求真理與獲取利益之間保持平衡，是現(xiàn)代科學家行為規(guī)范的主要著眼點，也是現(xiàn)代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制度設計的主要著眼點。在西方，因為有現(xiàn)代科學內生的公開性原則，以及科學共同體強大的自主性和自組織傳統(tǒng)，對追名逐利的不端行為有天然的約束。而在中國這樣一個缺少科學精神、缺失興趣驅動和真理導向的科學研究傳統(tǒng)的國家，學術不端行為更加廣泛，約束更加乏力。國家層面上如何合理配置科研資源、如何調動科學家積極性，也始終是一個大問題。本書作者像丁文江等前輩一樣，主動承擔科學家的社會責任、關心國事民瘼，直面科研管理體制中存在的弊病。比如在業(yè)績評估中過度依賴量化指標，就會導致“不鼓勵高風險的原始創(chuàng)新，變相鼓勵跟蹤研究”；在業(yè)績評估中標準單一化，缺乏分類評價體系，就會導致無視各學科自身的內在發(fā)展邏輯。尤其是“虎年基礎科研——我的十個困惑”一文，把我們在科研資源和科研榮譽分配中經常碰到的問題做了系統(tǒng)的評點，名曰盤點“困惑”表達“憂思”，實則震聾發(fā)聵。

作為一位優(yōu)秀的科學傳播家，忠和的文字也頗具特色——平實中見深刻，溫和中藏鋒芒，不急不徐，娓娓道來，偶爾還來點幽默。在批評中從不居高臨下，始終保持著理性的克制和善意。在這本不厚的文集中，讀者可以見識一位當代中國科學家的精神世界——對真理的執(zhí)著、對社會的關切和責任感。在這個科技主宰人類命運的時代，我們需要更多像周忠和院士這樣的科學家，既深耕專業(yè)又心系社會：在專業(yè)領域追求卓越，在公共領域發(fā)光發(fā)熱，既深耕專業(yè)又心系社會。科學家們主動參與科學文化建設，中國的科技事業(yè)才能真正獲得深厚的文化支撐與持久的精神動力。是所望焉。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