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那個二十五歲的年輕教師,最終還是沒能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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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開時,許多人的第一反應是不敢相信。她從大學畢業,剛帶過一屆畢業生,今年八月才被學校安排擔任歷史老師和班主任——那是她從未接觸過的學科。在她的社交賬號上,最后一條視頻還停留在今年七月,記錄著她出門旅行的畫面。笑容很甜,對未來應該還有好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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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開學不到兩個月,一切都變了。面對完全陌生的歷史課本,面對班主任永無止境的事務,她陷入了嚴重的焦慮。醫院的白紙黑字寫得清楚:焦慮癥、抑郁癥。建議休息半個月。那是十月九日,她拿著假條去向學校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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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說法。
家屬說,學校沒有批準。學校說,絕對沒有不批假這回事,“生病了哪有不給假的”。
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在生命最后的幾天里,這個年輕的女孩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掙扎。但我們從無數老師的留言里,看到了讓她崩潰的那個世界。
“我也是英語專業的,學校讓我教歷史。我不敢反抗,硬著頭皮上了一年課,才終于回到英語崗位。”這是一位老師的親身經歷。
“當老師的壓力不在教什么科目,而在管理學生。現在的學生不讀書,各種心理問題,當班主任壓力實在太大,加上新老師要面對各種評比,學校里各種任務……”這是另一個老師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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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學校三周才放一次假,強度太大。我只能靠去健身房擼鐵、周末獨自騎行一百公里來排解。”這是他們的自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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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問題從來不只是那張假條批沒批。問題在于,為什么一個年輕教師會說“我做不到”?為什么我們把一個老師逼到了絕境,卻還在爭論她請假時領導有沒有簽字?
評論區里有個細節特別刺痛我。有網友說,他們學校的校長生病兩個月不在學校,學校運轉正常,甚至大家覺得更輕松了。因為“會議少了,教學以外的工作任務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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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像個絕妙的諷刺——原來沒有校長,教育照樣進行;可是少了一個班主任,班級就會陷入癱瘓。到底誰更重要?答案不言自明。
這些年,我們給老師戴了太多高帽子。“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辛勤的園丁”、“燃燒的蠟燭”……可是在光環背后,我們忘了老師也是普通人。他們會累,會病,會崩潰。當一個負責任的好老師開始說“我做不到”時,那不是一個懦弱的信號,那是已經出現嚴重問題的警報。
她完全可以像一些老教師建議的那樣,“歷史課有什么難教的,照著課本念就行了,畫個重點讓學生背”。她完全可以對班級管理睜只眼閉只眼,“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行”。可是她沒有。正因為她太想做好,正因為她不愿意辜負那些孩子,所以才會被壓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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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在談學生的心理健康,可是誰關心過老師的心理健康?我們總在說減負,可是老師的負擔為什么越來越重?要備課、要應付檢查、要填無數表格、要參加各種會議、要應對難纏的家長……現在,還要教自己完全不懂的科目。
那個學校的工作人員說:“她如果身體感覺不舒服,這個也只能是她自己的感覺,我們也不知道。”
這句話,可能是整個事件里最讓人心寒的。當一個老師已經拿著醫院的診斷書站在你面前,你卻還在說“那是她自己的感覺”。如果我們對教師的關懷已經冷漠至此,那還有什么希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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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很多年輕老師。他們懷著理想走上講臺,卻在三年內紛紛逃離。不是不愛這份職業,而是這份職業已經變成了他們不認識的樣子。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為什么很少有老師抑郁?不是因為那時候的老師更堅強,而是因為他們只需要做一件事:教書。現在的老師呢?他們是表格填寫員、活動組織者、安全責任人、心理咨詢師……唯獨不全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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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二十五歲的生命再也回不來了。但我們可以讓她的離開變得有意義——如果我們愿意正視教育系統里真正的問題,如果我們愿意給老師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我們能創造一個讓老師敢于說“我做不到”的環境,如果老師病了要請假,我們學校領導不設置那么多的前置條件……這一切本可以避免。
教育的本質,是生命影響生命。如果連老師的生命都得不到珍惜,我們又如何期待他們去滋養學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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