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謀：計算機出現，究竟改變了什么？我的母親是計算機

*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 講席教授 劉永謀首發于微信公眾號，保留一切知識產權，侵犯必究。

《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數字主體與文學文本》（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初版于2005年，今年由陳靜教授譯為中文出版，已經成為電子傳播領域的經典。成為經典最明顯的證據，便是書中的許多觀點現在已被該領域很多人所默認。換句話說，2025年讀來并不覺得有新的東西，是因為時間過去了20年。

總的來說，這本書所關注的問題，即為標題所示：

這本書所關注的關鍵問題是，支撐計算制度的“新科學”如何能夠加深我們對自身與世界之關系的理解，即置身于世界中而非原理世界，成為共同創造者而非支配者，成為連接“我們所創造的”和“（我們認為）我們所是”的復雜動態關系的參與者，意味著什么。

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海爾斯是從文藝理論的視角思考的，故而《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是一本文論著作。它以電子文本性為契約點，即思考電子文本與傳統文本有什么差別，進而試圖擴展到AI與人的關系的一般哲學思考。

然而，優秀文論著作基本上是“文網”，即它借助別人的文藝作品、哲學文本、科學文本等闡發自己的想法，而這些文本往往又是對之前文本的討論，于是太多的文本容易讓人迷失。顯然，為了讀《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把涉及的書都看了，沒有什么必要。

再一個問題是，文論的文學性太強，想象力太過豐富。它們說話跟講故事差不多，不太注意邏輯和論證，常常借助各種鮮明的比喻和意象來增加沖擊力。而且，它們說話愛“造”很多新的概念、術語，但往往又不加準確界定。讀文論的書，很難從“概念網”來提綱挈領地把握作者想要表達的東西。

當代文論家受到后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反本質主義、反主體主義、后人類主義等思想的影響，反對有什么普遍一致的作者，反對存在客觀的文本愿意，反對人是唯一可能的作者，反對哲學文本、文學文本、科學文本等各種文本之間的邊界。在人與文本/媒介的關系上，主張媒介對人的建構或互動，反對主體對媒介的決定性作用。

當海爾斯解讀信息、AI、數字生命、控制論等這些科學性的東西時，感覺我看過的東西和她不是同樣的東西，至少她腦補出很多新東西。換言之，她對科學的理解是想象性的、文字性的。在她看來，科學和小說差不多，類似于費耶阿本德的無政府主義方法論。

總之，這些特點讓人讀文論、讀海爾斯非常吃力。如果再加上翻譯的問題，以及此書是一些論文“拼縫”——邏輯性、整體性有欠缺，要完全搞清楚她在說什么幾乎不可能。

之前讀海爾斯之前的《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文學、信息科學和控制論中的虛擬身體》，也是如此。這里插一句，那本書中譯本將作者名字翻譯為“海勒”，不是有人提醒我，我還以為是兩個作者。

有意思的是，這樣令人費解的寫作方式，卻使得文論、文化研究在當代思想中極具創造力，對包括當代哲學在內的諸多人類思想產生關鍵性影響。尤其在法國哲學中表現明顯，當代法國哲學的文學性非常突出。我的意思是，很多的創造是在誤讀、爛讀中產生的。或者說《我的母親是計算機》只是一個刺激物，刺激你產生新的想法，它就是一部好作品。

《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的結構看起來很清楚，從文本的制作、存儲和傳輸——這是信息運動三大環節——3個方面分解問題，進而深化討論。

第一部分“制作語言與代碼”討論文本制作方面，電子內容與印刷內容有什么差別。前者是代碼編程，后者是語言生產，存在很多的差別。比如，代碼是述行力量，讓機器去執行，代碼具有某種等級、層次和權限；而語言是理解或解釋力量，作用于人/讀者，促使人做事，語言等級來自于外界賦予，而非內生設置。

第二部分“存儲印刷品與電子文本”討論文本存儲方面，印刷品與電子文本有什么差別。這里海爾斯提出“電子文本性”的概念，即印刷品具有文本性，而電子文本具有電子文本性，兩者是不同的。比如，電子文本性強調文本的物質性即載體的作用，而不僅僅由文本內容主導。海爾斯也稱之為“文本具身性”。比如，電子文本更像是動態過程，而非靜態對象。再比如，電子文本像是“裝配體”，可以不斷拼湊。

進一步地，按照海爾斯的想法，印刷文本與電子文本有本質不同，那么印刷品變成電子品就不僅僅是形式的轉變，而是她所謂的“媒介翻譯”。

按照海爾斯的思路，AI生成文本與電子文本也有巨大差別。不過，2005年生成式AI還沒有大火，她沒有思考這樣的問題。在電子文本中，她強調載體的作用，削弱作者的位置。在生成式AI中，已經沒有明確的人類作者了，或者說整個人類都是作者。

最近，華東師大征集AI為第一作者的論文，引發巨大爭議，與類似爭論相關。在我看來，文學這些虛構性的東西，AI似乎可以署名，但以客觀性、創新性為基礎的論文中AI不能署名。或者說，AI搞的東西從根本上說沒有創造性，只不過是對既有東西的總結。關鍵問題是，現在很多論文也就是這個水平。還有一個問題：學生用AI寫論文，得不到學術訓練。

第三部分“傳輸模擬與數字”討論模擬信號傳輸與數字信號傳輸對世界有什么不同的影響。這一部分明顯地在過度詮釋，都是海爾斯在兩者的差別基礎上的詳細。

仿真又稱為模擬，利用模型復現原型系統中發生的本質過程，并通過對系統模型的實驗來研究存在的或設計中的系統。模型既有物理的，也有數學的，也有計算機的；既有靜態的，也有動態的；既有連續的，也有離散的。

仿真的重要工具是計算機。仿真與數值計算、求解方法的區別在于它首先是一種實驗技術。從根本上說，計算機模型也是對原型的模擬，屬于數學模型的特殊形式，以二進制為基礎。

海爾斯似乎并不太搞清楚這些科學內容。第三部分主要以幾個文藝作品討論三個問題：1）人類與機器尤其是計算機的相互作用；2）數字生命的本質及其與人類的關系；3）計算宇宙對模擬宇宙的影響。這部分內容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賽博空間與物理空間的相互作用。

海爾斯想強調的是，計算宇宙、計算機、電子文本和模擬宇宙、人類、印刷品是平等的，相互作用的，而不是被后者決定的，從屬于后者的。

關于數字生命，海爾斯沒有任何證明，就說它是數字主體，而人類是模擬主體。所謂主體，是人類對自身認識的一種主流觀念。你可以把任何東西當成主體，但絕大多數人可能不贊同。換言之，數字生命是不是主體，在于大多數人如此認為，而不是你證明如何，你的證明只是說服更多人。海爾斯沒搞清楚，這不是一個科學問題。她還區分數字主體與模擬主體的區別：

總結一下：模擬主體意味著一種內在性的深度模型：內部和表面之間的相似性關系確保了內部深處的意義，以及由印刷文化的模擬技術所體現和構想的那種心靈/靈魂的對應關系。數字主體意味著一種涌現復雜性，這種復雜性通過分層編碼等級與簡單的基本規則相關聯，還意味著一種產生出涌現屬性的碎片化和重組的動態過程，以及由計算文化的數字技術所體現和構陷的表面與內在的脫節。

不僅有區別，而是數字主體與模擬主體緊密交織在一起：“‘我們所創造的’和‘（我們認為）我們所是’緊密相連”。于是，在糾纏中邊界消失了：“‘糾纏’的一個重要含義是，各種邊界已經對所謂的他者變得可滲透。”

我們看到，該書許多想法現在已經被接受了，包括人與機器的融合成為后人類等。其中，我特別贊同她說的：計算機對人的影響深入到人的身體、認知、文化和文明的深處。大家知道，這就是我最關心的問題：AI時代人的機器化。

最后，《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中，我對計算宇宙觀問題也很有興趣。所謂計算宇宙觀，即有些人認為，整個宇宙就是一套巨大的計算機，或者某臺計算機上運行的程序。

海爾斯對這種觀點很著迷。在我看來，這沒有什么好新奇的。在人類的想象中，宇宙可以是任何東西。在牛頓時代，很多人說宇宙是一架機器，上帝是鐘表匠。在超天文學中，很多人覺得宇宙像是生物組織，星團像是一個個細胞，或者整個宇宙就是佛祖身上的一個細胞。在基督教時代，宇宙是上帝之言或上帝之書，上帝說要有光才有光。還有科幻迷說，人類宇宙是更高級的智慧存在的實驗室。

計算宇宙的想法，在科幻作品中也有，比如《銀河系漫游指南》《異次元駭客》《黑客帝國》。進一步而言，宇宙是計算的或者是模擬的，要害是它是連續的，還是離散的。

海爾斯說：“我們在人類尺度上所感知的世界基本上是模擬的”，本質上意思是人們以為世界是模擬的，而不是“世界是模擬的”或“我們感知的世界是模擬的”。也就是說，計算宇宙或連續宇宙是一種人類觀念，而不是世界如何的問題。按照量子世界觀，宇宙就是離散的，只不過現在人們普遍還是接受經典世界觀而非模擬世界觀。

宇宙只有一個宇宙。從傳統力學看到連續宇宙，從量子力學看到離散宇宙。實際上，牛頓力學假設不可再分的原子存在，不能簡單說它認為物質是連續的。

從科學上，模擬與數字的區別指的是兩種信號的差別。模擬信號主要是與離散的數字信號相對的連續的信號，模擬信號分布于自然界的各個角落，如氣溫的變化，而數字信號是人為的抽象出來的在幅度取值上不連續的信號。數字信號是在模擬信號的基礎上經過采樣、量化和編碼而形成的。具體地說，采樣就是把輸入的模擬信號按適當的時間間隔得到各個時刻的樣本值。量化是把經采樣測得的各個時刻的值用二進碼制來表示，編碼則是把量化生成的二進制數排列在一起形成順序脈沖序列。

我的意思說，海爾斯說“人類認知是模擬的”，這句話就是一個隱喻，不清楚她想表達什么。比如說，人的眼睛看東西，要持續一定間隔才能“看”到，一個東西閃過太快人是看不到的。這是不是人的視覺也是間隔取樣的，是離散的呢？

不管海爾斯有沒有說清楚，我倒是覺得《我的母親是計算機》很具有啟發性，值得仔細讀讀。最后插一句，My Mother was A Computer直譯是“我的母親是計算員”，最早的computer是人而且多為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