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暴鄭智化的那些人，還沒搞懂什么是文明社會

漠視殘疾人的痛苦，不理解殘疾人的正當需求，是一種頗為常見的現象。表面上，這種現象與認知差異有關，但其本質是一種人性中的不友善。

撰文丨白駒

鄭智化“連滾帶爬”事件起起落落，帶給公眾的感受格外復雜而微妙。

10月25日，歌手鄭智化在微博發文表示，自己在深圳機場乘坐航班時，升降車升至機門后離機門地板有25厘米距離，導致其輪椅無法推入飛機。而操縱升降車的司機不愿把升降板提高，冷眼看著他“連滾帶爬”進飛機。當晚深圳機場公開表達歉意，并提出進一步完善輪椅旅客服務保障流程和措施。

此事迅速登上熱搜，在全網引發熱議，一方面是因為“殘疾人出行難”的議題一直很熱；另一方面，是因為“鄭智化”作為一個關鍵詞，再次開啟了很多中年人的青春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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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勵志歌手的美好

我們這一代70后，幾乎無人不知鄭智化，無人不會唱《水手》和《星星點燈》。

我第一次聽到《水手》，是在1992年。那時，我剛剛從艱苦莫名的工程連調出，成為一名部隊報道員。

此前，我落下小傷，且不小心得了痢疾，在日漸消瘦和寫作不順的情境中，我隨老兵從團部到了一個千里之外的山區小鎮，平日里去基層連隊采訪，晚上在一個部隊小院里駐扎。

某天黃昏，我在灰塵滾滾的公路邊，聽到了一群街上的年輕人用錄音機放出的《水手》，瞬間被音樂擊中了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一首歌，連山區都開始傳唱了，可見火到什么地步。1992年的金曲可謂神仙打架，但《水手》可以“獨一檔”。

自此，這首歌和《年輕時代》成了我和朋友哼唱的歌曲。唱著唱著，我們就老去了。

最初得知鄭智化是殘疾人的時候，我的內心震撼不已。一個身體殘缺的人卻成了無數身體健康者的靈魂慰藉者，這本身就是某種隱喻。

“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么……”不僅是鄭智化自個兒的人生況味，也是他代言的眾生感悟。這句話很是粗淺，卻因牢牢“抓”住了年輕時代的痛楚、浮夸和傲嬌，因而透著別樣的魔性。我和很多同齡人為之歡笑過，也淚流滿面過。

鄭智化幼小因小兒麻痹，兩只腳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嘲諷和排斥并沒有壓垮他，而是促使他把精力放在了畫畫和寫詩上——很多人并不知道，鄭智化的畫，水平也很高。近年來，他也時常開畫展。

17歲那年，他喜歡了一位女孩，卻遭到女孩父母的拆散和羞辱。他寫下遺書，因被及時救治而挽回了生命，戲劇性的是，遺書中的一句“別哭，我最愛的人”卻演繹為多年后傳唱一時的金曲《別哭我最愛的人》。

苦難出詩人，苦難也出歌手。

1987年，鄭智化因創作發表的歌曲《給開心女孩》，被唱片公司發現，繼而闖入歌壇。1999年，鄭智化結婚，在最輝煌的時刻宣布退出歌壇。但對世人來說，拄著雙拐唱《水手》的鄭智化，所留下的“勵志歌手”的烙印從未褪色過。

多年之后，我們才從一起“熱點事件”中不無悲哀地發現，當年桀驁不馴的歌手，已經是年過六旬的老人了。

02

一個殘疾人的憤怒

在歌壇內外，鄭智化的敢言個性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此次事件亦然。

應該說，深圳機場方面在事件中的應對是得體的。其所言改進措施主要包括：將為有輪椅旅客的航班盡可能提供廊橋靠接保障，對于確實無法靠橋的航班，輪椅旅客現場保障人員數量由1名增加至2名，強化現場保障能力；試點啟用前期已研發測試的有一定坡度的登機連接裝置。

10月26日，鄭智化回應稱，深圳機場已經對他個人提出道歉，他不再追究此事，只希望借由此事，深圳機場能優化對殘疾人士的服務和協助。至此，雙方已在核心命題上達成共識。

孰料此后風云又起，鄭智化登機的監控片段曝光，畫面顯示，在短短一分半的時間里，共有3至4名工作人員幫助他完成登機。“反轉”論遂浮現網絡。有網友表示，“鄭智化的表述過度夸大”“原來這叫沒人幫啊？”也有網友質疑，流出的監控視頻經過剪輯，鄭智化登機的過程少了數十秒。

10月27日，鄭智化發文道歉：

連滾帶爬的用詞，是一時氣憤的遣詞。這次幫我推輪椅的小哥服務非常好，甚至直接攙扶我的腿進機門，在此向各位服務人員一并致謝，希望不要因此對服務人員造成不好影響。

這一發聲更讓一些網友認為鄭智化的夸張、說謊被坐實。然而，綜觀此事，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深圳機場無障礙設施建設確實不到位，相關環節也存在硬傷，否則深圳機場也就沒有必要“立行立改”了。

需要提醒的是，“連滾帶爬”源于近期網絡熱梗，引用者鄭智化試圖表達一種沮喪。

對殘障人士來說，他們需要的是有尊嚴的、保障體系完備且人性化的出行體驗，而不僅僅是“我都扶你了，還想怎么樣？”

顯而易見的是，深圳機場所提出的整改措施，通向的恰恰是“有尊嚴的”登機方式。當然，有關環節的改善不是一時半會就能改好的，因為包括試點在內的系列動作不僅需要時間，也需要配套舉措的支撐。正如深圳機場所言，也需要得到航司的配合。

對此，公眾不妨繼續觀望。

03

一種集體的困窘

除了吐槽深圳機場，鄭智化還在微博中提及在大陸其他機場的不佳體驗。這下可就“炸了鍋”了。一些網友對鄭智化厲聲斥罵，有些用語極盡諷刺、侮辱之能事，令人倍感羞愧。

個體針對機場服務保障環節有微詞，就算說得不妥、值得商榷，那也不必進行人身攻擊吧？

老實說，這一現象既說明一些人的修養問題，也說明他們嚴重缺乏和殘疾人共情的意識、能力。

一種比較典型的說法是：既然鄭智化過往可以在舞臺上短暫駐拐演唱，那為什么不能駐拐登機呢？豈不是太矯情了？

這種認識看似有道理，其實是缺乏常識且無情的。打個比方，對殘疾人尤其是長期癱瘓坐在輪椅上的人而言，要求其獨立拄拐行動（包括上飛機），其實跟要求普通人登珠峰差不多。

何況，鄭智化少時接受了骨骼矯正手術后，腳筋被切斷，對拐杖的依賴度更大。而據報道，2024年4月鄭智化曾嚴重摔傷，客觀上也增加了他出行的難度。

問題在于，鄭智化遭到的誤讀并非個例。不久前，兩名盲人帶導盲犬爬泰山便引來“虐待動物”之爭。

漠視殘疾人的痛苦，不理解殘疾人的正當需求，是一種頗為常見的現象。表面上，這種現象與認知差異有關，但其本質是一種人性中的不友善。這種不友善往往表現在以欺負殘疾人為樂子、用刻薄的言辭稱呼殘疾人、對于殘疾人的正當行為予以苛責……

令人不安的是，無故毆打殘疾人、多名年輕人踢走拐杖戲弄老人等丑行便在現實中頻頻上演過。說白了，有些人就是喜好歧視殘疾人。

延伸而論，城市中盲道被占、不銹鋼盲道導致盲人摔跤、無障礙設施建設不到位等問題，也折射出城市文明在局部的缺失。

我們不該為鄭智化的批評而感到刺耳，而應該寬容對待他們的“不平而鳴”。其實，殘疾人群體也是一個社會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鮮少發出聲音，而他們的沉默顯然是與卑微、痛苦、困惑、怨氣捆綁在一起的。

最后，引用一句網友的話，“社會的進步，恰恰取決于我們能否將別人的不便，當作自己的不安。讓每個人都能自由行動、體面生活，這才是文明的真正考題”，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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