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網追更的破案博主，這一次有點嚴肅

（圖/視覺中國）

“沒藥花園”主理人何襪皮的另一個身份是人類學學者。她研究陰謀論，也深入田野，研究她接觸到的保安群體。在研究中，她在這些最熟悉的陌生人背后，看到了更復雜的世界。

?作者 | hh

?編輯 | 程遲

你可能在社交媒體上刷到過何襪皮的“沒藥花園”公眾號，讀過她對于一些奇案的分析。但你或許不知道，她是一名畢業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人類學博士。她對人性最幽深的部分，有著強烈的好奇心。

在更早前，何襪皮寫過一篇關于“陰謀論”的論文。為什么一些毫無根據的安全威脅，會被人們信以為真并廣泛傳播？

何襪皮發現，安全問題是很多中產階層的關切，她好奇這份關切是來自真實的威脅，還是其他的因素？在確定博士論文方向的時候，何襪皮將目光放在了中國小區的保安群體身上。

中國的保安隨處可見。（圖/視覺中國）

從2010年至今，隨著中國“天眼工程”的覆蓋，犯罪率達到高點后已經逐步下降，人們普遍覺得“治安變好了”，與此同時，保安卻越來越多了。截至2021年7月，國內有保安服務公司1.3萬余家，保安640萬余名，均創歷史新高。2022年，國內保安服務行業人員數量達到644萬。

2017年，人類學學者何襪皮在上海大型小區大地（匿名）做了9個月的田野調查，隨著調查逐漸深入，何襪皮逐漸發現了中國社會框架下，保安這個職業是如何被塑造的。

本文是結合對何襪皮的采訪以及《大門口的陌生人》的內容整理。

何襪皮與《大門口的陌生人》。（圖/受訪者提供）

沒有武力值的保安

上世紀90年代，經過棚戶區改造后，位于上海市區內的大地小區拔地而起，一萬多戶家庭陸續住了進來，高峰時居民人數超過6萬人。

日后，曾經是棚戶區的大地小區有著超大的規模和多元的居住人群，被人們貼上“魔幻”的標簽。這里有點像段義孚筆下的“叢林”。

上海住房改革后，大量封閉小區出現。（圖/unsplash）

2017年，何襪皮將大地小區作為田野的地點，在這里她可以接觸到足夠多的保安，同時也可以觀察保安如何保衛小區的安全。

剛到大地小區沒兩天，何襪皮就見識了保安隊長帶著兩個值班保安“執行任務”的現場。但這個現場與保衛安全無關，保安們被物業叫去吃力地搬動小區里設置為路障的三個大石墩。而在接下來幾個月的觀察里，何襪皮發現，保安幾乎都在忙碌類似的事情，包括參與管理小區的體力勞動、應付各種瑣碎的雜活。

在大地小區期間，何襪皮總體感覺平靜而安全。這個以混亂出名的小區，在十幾年間發生的惡性案件其實很罕見，要說最常見的違法犯罪行為，其實是自行車和電瓶車失竊。隨著2017年物業在大地小區東區為自行車庫安裝了帶門禁的大門后，電瓶車失竊的數量也大大減少了。

后來，在一次午飯時間，何襪皮終于聽到保安們聊起一起小區內發生的殺人案。那是2016秋天，當時保安劉勇聽到兇殺消息后便馬上趕到，看到一個渾身是血的男子躺在地上，而另一名顯然是兇手的黑衣男子仍在現場。

但人們想象中保安與歹徒搏斗的場景并沒有發生。劉勇不知道該怎么辦，只是看著兇手逃離了現場。

聊天中，保安們表示，他們沒有接受過任何與歹徒搏斗的技能訓練，身上也不允許攜帶任何武器，不可能參與制服歹徒，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報警和叫救護車，有些保安甚至表示遇到這種情況會直接跑掉——這也是保安公司對他們的要求，相比起抓住歹徒，保安公司希望他們能“保住自己的小命”，以避免讓保安公司支付保安的傷亡賠償。

保安的任務之一是歡迎業主回家。（圖/電影《大“反”派》宣傳片 ）

既然這是一群幾乎沒有武力值可言的保安，那業主如何能相信他們真的能保衛小區？或許其本質原因是，這個小區，實際上并沒有多大的“危險”。

當何襪皮訪談了十幾位業主，詢問他們最在意小區管理的哪些問題，結果是，群租、設施老舊、缺乏維護、停車位不足，安全問題并不是業主最擔憂的問題。

她認為，業主之所以如此需要保安來守住大門，一來是為了保證小區內資源的獨享，比如草坪、游樂場、停車位等；二來是維護小區內部的同質性和純凈性，即保證小區內居民屬于同樣的社會經濟階層。這兩者都有利于房價，而房子往往是一線城市居民最大的投資。

經過長期觀察，何襪皮也發現，在保安招聘中，工作經驗、教育背景、性格，甚至是犯罪記錄在招聘流程中都很少被關注到，年齡和身高是首先被考慮的因素。

25歲的保安小亮身高一米七，身材勻稱，雖然缺乏自信和溝通能力，但他還是憑借身高和年齡當上了保安班長。當時大地小區的保安隊長阿德在招聘時也更看重保安的年齡和身材，他坦言：個子高、長得帥、年紀輕的保安，業主看了會很高興，物業自然也開心。

為什么保安行業偏愛年輕高大的？

何襪皮指出，渴望一群高大年輕帥氣的保安來把守大門，實際上屬于中產的炫耀性消費。一方面，在一個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年輕的保安是稀缺的。

高大、年輕是保安招聘最看重的因素。（圖/圖蟲創意）

消磨生命的瑣碎工作

何襪皮面對的保安群體，主要構成是一群沉默的中老年男性，他們普遍來自中國內陸省份的農村，往往不擅長表達自己，另外他們也覺得自己的工作沒什么好說的。

相比起人們對保安“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的印象，何襪皮的觀察卻不太一樣。保安的工作雖然乏味，卻往往令人筋疲力盡。

他們的一天，始于天還沒亮。從集體宿舍起床后，他們需要錯開時間分批洗漱，隨后在早上6:30抵達地下車庫集合。

之后，他們需要在各自負責的區域巡邏，檢查違規停車、處理機動任務，比如將共享單車搬出小區、報告損壞、時而幫業主處理各種問題。

保安室的電話，一天響個沒完，傳達著業主的需求，比如清理建筑垃圾、有居民抱怨車庫有水坑、有居民抱怨鄰居太吵、有居民希望保安救助被困住的貓……

保安工作實行兩班倒，每天工作時長長達12~13個小時，一年工作365天，月薪4200元，沒有周末或者假期，無論他們以任何事由請假，都會被扣除當天的工資。

保安每天有大量瑣碎的工作要做。（圖/視覺中國）

保安工作雖然談不上太大壓力，但漫長的工作時間往往消耗他們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下班了他們也沒有時間、閑錢和精神去娛樂，多半是躺在床上玩玩手機打發睡覺前短暫的時光。

何襪皮說，很多保安認為，這份工作對他們的消耗，是一種能動性（agency）的喪失。由于他們只能被動等待任務，做的又大多是不用動腦的雜活，時間長了，很多人便無法適應其他工作。

在田野期間，何襪皮遇見了六十多名保安，并對其中二十多位保安進行了訪談。年輕的保安很少，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保安這份工作門檻低、不看背景、提供住宿，因此成了許多人的臨時出路之一。

保安往往來自內陸地區的農村。（圖/unsplash）

共存的空間

大地小區的業主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種是上海本地人，他們可能沒有高薪工作，但是在房價飆升之前就擁有了房產，積累了財富；第二種是其他省份的富人，比如周邊的溫州人，在限購政策出臺之前就擁有了房產；第三種則是有著體面工作并且扎根上海的精英。

自從20世紀末住房改革之后，不同經濟地位的人根據收入購買相應價格的商品房，各個小區里住進了相似經濟條件的家庭，導致“階層空間化歸類”。這也導致生活在高檔小區的業主長期擔心自己的家園會成為財產犯罪的目標。

也正因此，保安于小區而言，更加重要。

不同小區住著不同身家定位的中產。（圖/《小歡喜》）

群租房的出現不是偶然，一方面由于租金上漲，許多打工人不再能負擔小區一個單間的房租，只能住進被分割得更小、價格更低的房子。

另一方面，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城中村陸續被拆除，城市更新過程中過渡的空間并不多。因此也造成了某種困境。

甚至負責敲群租房這種體力活的保安，也可能是群租客。何襪皮認識的一名保安便和妻子租住在群租房里，他的妻子當時一個月工資只有2250元，為了住在一起，這名保安搬出保安宿舍，價格稍低的群租房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

2018年，大地群租房的價格，每個單間在1000元到4000元不等，住著不同經濟能力的人們。何襪皮觀察到其實住在群租房里的低收入外來打工者并不像業主想象的那么多。條件稍好一點的群租房里，租客大多是一些剛進入白領工作的外地年輕人或者在上海找實習的學生之類。

實際上，何襪皮自己也曾住在大地小區的群租房里，當時大地小區的一居室房租通常都要6800元左右，遠遠超出她的預算。最終，她以3600元的價格租到了群租房里一個帶衛生間的單間，這個原本為兩室一廳的房子被隔成了四個臥室。

隨著租金不斷上漲，許多服務業從業者，像是保安、快遞、家政、外賣員等，要么離開這座城市、要么住進條件差但價格較低的群租房、要么住進非正式雇主為他們提供的免費集體宿舍。

2010年，攝影師占有兵拍下的東莞市某保安宿舍。（圖/視覺中國）

何襪皮去過大地小區保安的宿舍，那是四十個人住在一起的大通間，只有一個衛生間和廚房，因此，公共空間的衛生很糟糕，而且對于夜班保安來說，這樣的環境也很難在白天睡一個好覺。

有一次，何襪皮跟著突擊隊進入一個被舉報的單元，那是一個兩居室的毛坯房，里面沒有任何隔斷，地板上鋪著十幾套被褥，有兩套甚至鋪在了沒有封閉的陽臺地面上，而這個空間實際上就是物業保潔的“宿舍”，處在群租問題的灰色地帶。

對于此，居委會和物業等都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果按照嚴格規定替保潔租房，保潔公司和物業的成本將大大提高，而如果不提供宿舍，也難以以低廉的工資招到勞動力。

問題是，當城市里可供外來打工人員居住的空間越來越少，城市居民所需的大量服務從業者又將何去何從？

加強門禁并不能免除擔憂

敲群租房的時候，何襪皮最深的感受，是那些群租房里的租客在面臨暴力破壞時的麻木。她說，每次上門都是居委會、街道和物業的代表帶著幾名保安，浩浩蕩蕩聲勢很大，卻沒有一個租客探出頭來看一眼。

她記得有一個五六平方米的房間里放著一張小床，住著兩個男生，由于房間沒有空調，他們只穿著短褲，上半身赤裸著，當門板被拆的時候，他們仍躺在床上看手機，直到有人拿著大剪子刀要上去剪掉他們身下的床墊，他們才突然從床上跳起來，沉默地站在房間角落，漠然地看著。

而其他房間里的租客，也沒有人出來看一下，人們不好奇，也不試圖抱怨或者提問。

何襪皮猜想，也許他們已經經歷過很多次，對此已經習以為常。在整治群租房期間，小區里拉著打擊群租的橫幅，寫著群租對中產業主福祉和安全的威脅，二房東也會教他們如何小心躲避業主的窺探。沉浸在這樣的氛圍中，群租客內心也有某種自卑感。

《最后的告別》劇照。

一位曾經因為履行保安職責、被業主的兒子摔傷的保安對何襪皮表示，自己事后并不打算要求賠償，因為“沒什么大不了的”，而一些曾經在執行任務時被業主羞辱或威脅的保安，在事后往往也會選擇淡化自己的感受。

相比之下，中產卻更樂于袒露自己的擔憂，業主們不斷要求加強門禁，擔憂住進來的人來路不明，甚至也懷疑這些外來的保安。

如何讓人們免于擔憂，最根本的解法，也許不是加強門禁，而是改善這些流動人口的處境。

曾經，城中村是許多打工人居住的地方。（圖/unsplash）

關于住房空間問題，其實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在美國讀博期間，她也觀察到像舊金山硅谷，高薪從業者的聚集使得房租跟著漲，許多服務行業從業者的薪資也有所提升，所以普遍在外面餐廳吃飯的餐費、小費都漲價。而像在紐約、倫敦這樣的地方，服務行業等底層勞動者，普遍以合租形式居住或者住在城區里相對便宜的區域（類似城中村）。

這些年，何襪皮觀察到，上海已經開始出臺政策，規定新出讓宅地的開發商配建5%以上的公租房（公共租賃住房），建成后移交政府或運營機構，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租給符合條件的申請者，也就是說，在小區內也有一些更便宜的房子提供給外來勞動者。

她認為，“群租”也許可以重新得到定義，并允許一些例外。由于小區業主通常都反對群租，那政府是否可以盤活一些閑置的園區、商辦資產或者建設一些社區，專門作為宿舍和群租房，便宜地出租給務工人員，這樣既不會侵犯小區業主的利益，又可以大量提供給有需求者。

2022年左右，上海市政府還在公租房基礎上，出臺了《上海市保障性租賃住房租賃管理辦法（試行）》，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何襪皮留意到有些區提出了比如 “一張床、一間房、一套房”的多層次住房保障體系，一張床有點像宿舍形式，床位月租金在幾百一千元，就是面向城市一線務工人員。

而申請者只要符合“合法就業”和“住房困難”這兩條，不限戶籍。

近期政府也在重申強調要給外賣員、保安、保潔等工作人員交社保，只有各個層面的政策結合，才能系統地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和幸福度。何襪皮說，當人們感覺周圍每個人都很幸福、安全，那內心的恐懼也會得以緩解。

作者丨hh

編輯 | 程遲

校對 | 嚴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