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五章 女騎手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女騎手

這一章主要討論女騎手的勞動與身份。從數據來看，女騎手在整個外賣行業中所占比例并不高。根據美團研究院的調查報告，2020 年平臺內女騎手占總人數比重為 7.4%。我們調研小組的問卷調查數據雖不是隨機抽樣，但在之后幾年得到的數據與此相似。疫情后，就業壓力增大，女騎手的比例有所增加。如果說外賣騎手是我們身邊 “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女騎手就是配送行業中 “顯而易見的不可見” 人群。正如前文所言，“送外賣” 是一項具有強烈男性氣質的工作，它工作強度大、風險高、對體力要求高，因此常常被認為是 “男人的活”。女騎手由此變成了配送行業里的 “性別少數” 人群。她們穿著略肥大的工作服穿梭在馬路上，只有走近才能從她們的長發和頭盔下的輪廓中發現是女性。本章希望聚焦這樣一群 “不可見人群”，她們或來自城市，或來自鄉村，卻都是過渡勞動的重要展現者。比起男性，女騎手似乎更加知曉并了解外賣作為一種 “生活緩沖” 的重要作用，她們在生活、家庭遇到困難之時投身外賣，并力圖借助外賣勞動來度過困境。同時，由于女性在傳統家庭分工中的輔助地位，過渡性也體現在她們需要兼顧母職和工作的選擇上。

這一章的撰寫也出于本人以及調研小組對于性別研究的共同的好奇與熱愛。正所謂，“在任何一個領域，當我們觀察到女性被排除在外的時候，都無疑是問題”，對于外賣行業也是如此。我們不希望因為女騎手的數量相對較少就對其采取忽略和不管不問的態度。相反，無論是對 LGBTQ 等 “性少數” 人群，還是對像女騎手這樣的 “性別少數” 人群，細致而深入的討論和探究都十分有必要，它使我們盡量避免生理性別本質主義的傾向，從而看到更細致入微的性別勞動肌理。

在十分強調男性氣質和男子氣概的外賣場域中，女騎手的工作、生活、交流及其所遭遇的身份掙扎給我們帶來了全然不同的性別感知與沖擊。在對女騎手的研究過程中，我們希望打破固有的思維習慣，經由女騎手的經歷牽引而看到更立體的勞動與社會、技術、家庭、城鄉之間的多元交叉，并以此看到圍繞性別所展開的更廣闊的理論脈絡和對話視角。對于像我這樣的年輕學者來說，我不但是記錄者，也是一位女性記錄者，這是十分寶貴的學習和反思機會。

女性選擇跑外賣的原因各異，無法用統一的脈絡圖譜加以概括。她們既有與男性騎手十分相近的需求，如還債、生計的壓力等，同時也有作為母親、妻子等跟母職與情感照料相關的原因。例如，眾包騎手的靈活性會吸引不少 “寶媽” 前來，她們在照顧老人、孩子之余，利用空閑的時間賺取外快補貼家用；有些年紀稍微大一些的女性，會因為離異、家庭變故而選擇送外賣，并使其逐漸成為自己經濟獨立的重要支撐；還有些年輕的、剛踏入社會的女孩子帶著好奇心和探索心進入外賣行業，當然她們的人數并不多。在過去的幾年間，平臺經濟的擴張和女性勞動者之間既彼此吸引，又充滿矛盾。概括來說，本章對于女騎手的研究與分析主要源于以下兩點思考：

首先是生產與再生產的關系問題。全球化與市場化程度不斷加深，女性的生產與再生產問題成為女性主義研究者討論的核心議題。上野千鶴子在《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一書中闡明了一種現狀，即在二戰以后，女性不斷地走上工作崗位，但既有的結構性不平等不但沒有減弱，反而使她們同時受到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的雙重壓迫。簡單來說，父權制的壓迫主要來自家庭領域，而資本主義的壓迫則更多地表現在市場領域。這樣的分析極具洞見，從宏觀的性別與社會層面的交織來看，近代以來，家庭和市場兩個場域中的性別關系的確通過父權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得以展開。

說回到送外賣的女性，她們不是媒體經常討論的受過高等教育并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精英中產女性。相反，她們中的大多數來自農村、鄉鎮，日常生活以家務勞動、照料丈夫和孩子、干農活為主。從性別內部的差序格局來看，她們屬于弱勢、底層和邊緣人群。作為從農村傳統家庭成長和走出來的女性，她們繼承了傳統的性別分工認知，默認自己應該承擔更多的照料和家務勞動；在平臺勞動中，她們是規則遵循者的典范，兢兢業業，愿意配合。對于這樣一群女性來說，家庭的責任與重擔并沒有因為她們加入騎手行列而消失，這意味著她們不得不面臨生產和再生產之間的拉扯，并在這種拉扯之中尋找解決之策。

其次是性別規范的規訓和詢喚。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消解性別》一書中講到了性別規范（gender norm），并向傳統利用男女生理差異來界定性別差異的分析框架提出挑戰。她認為，性別規范是社會運行過程中關于性別設定的常態機制。性別規范本身帶有強烈的邊界性和規范性，它通過形成一種真理體制（regimes of truth）來規范個體的性別行為。當人被劃分為男性和女性后，社會上便形成了基于男性和女性差異化的性別規矩，任何逾越此種性別規范的行為都會被視為異端，許多性少數人群因此受到歧視甚至敵視。為了成為 “正常的人”，每個人都戴著一個性別的 “箍”，通過不斷引證、確認自己的行為符合既有性別標準來強化此種規訓。

外賣場域同樣存在性別規范。它通常是以男性氣質為主導的，排斥女性氣質，也排斥女性的加入。一旦有女性想要從事這份工作，她們便會遭遇矛盾的、多層次的性別規范選擇問題。對于女騎手來說，女性的性別規范和男性氣質的勞動規范同時約束著她們。這些規范有的明確，有的模糊，卻決定著女騎手能否在外賣勞動中博得一席之地。

作為奔走于家庭生活和市場生產兩個場域之間的勞動者，女騎手如何認知、建立和平衡生產與再生產的關系？當兩個場域中的性別規范同時約束著她們時，她們如何處理其中的沖突和矛盾，又如何展現自我的性別話語？外賣的平臺就業豐富了性別勞動議題的研究場景，也使性別勞動議題的相關闡釋變得更加復雜和多元。

平臺經濟所帶動的不僅僅是經濟發展結構的轉型，也是對社會關系、性別關系的重塑與重構。女騎手在送單勞動中的性別化實踐，是貫穿其生命歷程和性別化生存的動態過程，體現了中國廣大的底層女性勞動者對于日益崛起的零工經濟的青睞。平臺化的零工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賦權了底層女性勞動者，使她們可以有一份不甚穩定但能夠維持生計的工作。但女騎手的送單勞動過程也充滿了身份與自我認知的焦慮，她們在 “傳統女性” 和作為 “勇敢騎手” 之間徘徊，很多時候不得不呈現出跳躍、掙扎、多變的身份展演。我把這樣的性別身份建構看作一種生存策略，它充滿不確定性，甚至在我看來有些苛刻，但是這樣的策略對于女騎手而言又十分有效，它能夠使進入外賣行業的女性有效地適應家庭與市場的雙重需求，也能夠使其在對女性不那么友好的外賣勞動中努力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