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四章 風險與 “不確定”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事故

2020 年 10 月的最后一天，我和調研小組的一位同學趕往醫院探望出事的李燁。他是一名 “閃送” 騎手。一周前，他在北京房山區良鄉鎮的一個岔路口被小汽車撞倒，頭盔飛了出去。李燁腦袋著地，失去了意識。路過的 “閃送” 騎手將他送進附近醫院。醫生打開他的腦顱，從里面抽出了一托盤的淤血凝塊。醫生走出手術室的第一句話是，“再晚來幾分鐘，人就沒了”。由于陷入重度昏迷，他住進了重癥監護室。

重癥監護室不允許家屬入內，李燁的家人沒有地方可去，只能在走廊里打轉。李燁的弟弟也在北京打工，當晚趕來守夜班。他買了一些泡沫墊子，帶了一床被子，睡在醫院 ICU 外走廊的一個拐角處。李燁的妻子郭霞也來了。出事當晚，她帶了幾萬塊錢，匆匆從河北坐火車趕來。做 CT 的時間到了，醫生把李燁從病房推出來。我第一次見到了李燁。他的半個腦袋被紗布包裹著，有些血跡滲出來，身上橫七豎八地插著管子。郭霞看到時，眼里含著淚珠，彎著腰喊：“李燁，李燁，你能聽見嗎？沒事哈，治治就好了！” 李燁被迅速推進電梯，見面的時間大約只有幾十秒。這是郭霞和李燁的弟弟每天唯一的盼頭。

我們和郭霞聊天。她嘴里一直念叨，不相信李燁會出事。事故發生一天后，郭霞依舊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她說，李燁平日騎車是一個自己都瞧不上的 “膽小鬼”，“肉得很，速度不快”，不知道為什么這次會出事。對于一個來自農村的三口之家，擺在面前的壓力是巨大的：家里的主勞力命懸一線，需要支付巨額的醫療費，而且因為沒有社保，賠付問題陷入僵局。家里還有四位老人和一個上小學的女兒。

因事態緊急，出事當晚撞倒李燁的汽車車主墊付了四萬元手術費，之后便拒絕繼續墊付。雙方在責任認定上起了爭執。因為事態嚴重，公安部門需要較長時間的調查。2022 年 6 月，距離事故已經過去近兩年。我托人打聽李燁的情況，之前跑單的同事說李燁至今沒能醒來，仍處于昏迷狀態，醫藥費已高達三十多萬。李燁的家人和車主、平臺打官司，至今未有說法。

外賣勞動是一項極具風險的勞動。我們在 2021 年的問卷調查顯示，47.8% 的受訪騎手表示自己曾經有過交通事故的經歷，包括一般性的剮蹭、摔倒等。在跑外賣的整個過程中，一旦接單，“將訂單送達” 便成為外賣騎手的全權責任。高峰時段，高速的流動狀態和多單量的身心壓力讓外賣騎手極易出現交通事故，威脅人身安全。平臺公司深知其中的危險性，因此在騎手入職時，便通過勞務協議、站長訓話、同事交流、平臺培訓等各種渠道將這樣的風險意識充分傳達給騎手。騎手知曉其中的嚴肅性，并且對于 “自己可能發生交通事故” 這樣的預設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但是正如郭霞所說的：“知道有危險是一回事，真攤上了，能不能接受又是另外一回事?！?/p>

我采訪的騎手大多對 “事故” 的認知比較平和，都表示希望盡量避免，如果真遇到了也沒有辦法。令他們較為苦惱的是，當下的交通事故傷害險賠付多是 “顧大不顧小”。遇到較大的事故，勞務方和平臺公司多會出面，而諸如摔倒、剮蹭等一般性的交通事故則傾向于個人解決。現實就是，日常 “小打小鬧” 的交通事故發生率比較高。

“有一次過一個很窄的地方，腳被擠了。當時就麻了，感覺自己的腳沒了一樣，還是堅持送完了當時那一單才回家。沒上醫院，腳腫得像個雞蛋，在家躺了一個星期才下床?！?/p>

“剛開始干的時候，搶不到單。好不容易半夜的時候搶著一個，困得要死，迷糊著出去送。有個木頭樁子在地上，沒看清，沒剎車。兩只手套都摔破了，褲子也破了，腳就是疼。第二天還疼，去醫院說骨裂了，醫生讓我休息?！?/p>

“干外賣這行，摔下、跌下（是）家常便飯。尤其雨天、雪天的時候，速度快了就會摔倒，騎車的話，特別容易傷到膝蓋，留下后遺癥。”

上面的話是外賣騎手在訪談時回顧的自己遇到事故時的情境。幾乎在每一個訪談中，我們都會談到交通事故和傷痛。在下雨天，我也經常有意無意地發現有騎手摔倒，他們的餐車倒在一旁，餐食也撒出來了（參見圖 16）。騎手一方面非常鮮明、直接地知曉送外賣遭遇交通事故給個人可能帶來的傷害，另一方面對于病痛和事故則采取非常個人化的應對方式和策略，例如停止工作、在家休養或者忍受因為事故帶來的后遺癥等。我詢問騎手是否可以走保險，得到的答案多是 “比較麻煩”“提交的材料太多”“不太清楚怎么走流程” 等。多數情況下，騎手會選擇自己應對 “小打小鬧” 的交通事故。

卡蘿爾?烏帕德亞（Carol Upadhya）和 A.R. 瓦薩維（A.R.Vasavi）在論述印度的 IT 產業時，認為現代化使程序員的勞動與工作變得越來越個人化，缺少集體認同。任務未能完成會被歸因為個體的能力和效率有待提高。①同樣的道理，事故之于騎手，也成了非常個人化的事情，正在慢慢進化成 “跑外賣” 所帶來的一種附加風險，不可避免卻又無可奈何。在某種程度上，甘愿承擔身體受傷的風險以賺取較高收入成為外賣騎手區別于其他社會勞動者的特征之一。在其他職業的人看來，外賣騎手所承擔的風險表明他們是一群勇敢的、敢于挑戰生活的 “孤勇者”，但社會和個體對于這樣一種 “承擔風險” 的話語闡釋卻往往帶有無可奈何的意味，正如李燁的妻子郭霞感慨，“不是被逼無奈誰干這個”。騎手深知跑外賣有很高的風險，這也是其污名化的一個方面。騎手工作的風險帶來了這個職業與社會其他職業的區隔，長此以往，這種區隔也會帶來個人身份方面的區隔。

騎手交通事故頻發這一現象引發了眾多關注和討論，工傷認定難的問題首先引起了關注。很多騎手尤其是眾包騎手，并未與平臺或者外包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由于工傷認定的前提必須是用工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因此在發生交通事故時，騎手個人承擔的風險大大增加。這意味著他們既要承擔 “在交通事故中無法得到保障” 的社會風險，也要承擔事故給個人和家庭帶來的身心傷害。為此，國家近些年也不斷出臺各種政策，旨在降低騎手事故率，規范交通事故發生后的責任險認定和保障工作，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政策是 “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職業傷害保障嘗試在勞動關系之外建立一個新險種，繞開勞動關系認定的難點，優先解決交通事故的難題。第一批試點工作在北京、上海、江蘇、廣東、海南、重慶、四川等七個省市首先展開。這種 “單工傷” 的保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交通事故的后果，但也有騎手反映，職業傷害保障與工傷險較為類似，存在手續繁瑣、報銷時間長等問題。

惡意

2020 年 12 月末的一個晚上，我接到了吳之峰的求助電話。他與我在 2019 年的一次線上訪談時相識，每次回答問題時，他都十分真誠、認真地作答。雖然只有三十出頭，但其社會閱歷已經十分豐富。吳之峰小學三年級輟學，在做 “閃送” 騎手之前，做過建筑工地小工、裝修工、蛋糕店送單小哥、理療師、代駕員等十幾種工作。雖然只上過三年學，但他邏輯縝密，表達清晰，對于做田野的學者而言是一名理想的訪談對象。吳之峰為人熱心，在了解到我的研究之后，曾與我多次進行討論，并將周邊的騎手朋友介紹給我認識。我們后來變成了朋友，經常一起聊天、吃飯。吳之峰跑 “閃送” 已有七年，積累了不少人脈，有時候也會出鏡公司或者媒體活動。

電話那頭，他有些著急地告訴我，老劉碰到了事情。老劉叫劉良國，五十歲上下，是吳之峰跑 “閃送” 的同事、好朋友。兩人都是最早一批加入 “閃送” 的騎手，經常一起等單、吃飯。按照吳之峰的說法，老劉在跑單的時候打碎了一塊價值百萬的手表，現在店家要求他賠償。老劉慌了神。吳之峰希望我幫忙找律師咨詢，他覺得這樣發展下去，后期可能要鬧官司。我讓他慢慢告訴我事情的經過。當時我并不認識老劉，下面是吳之峰的轉述：

“那天跟平常一樣，他（指劉良國）接到一個訂單?？蛻羰且患冶硇?，要配送四只手表到十多公里外的地方。

我們看了監控。店家當時拍了照片。老劉到了，看見（店家）正在打包。表行那人用了一個塑料袋，先放進一只表，然后纏幾道，再放進另外一只（表），纏起來，兩只表打包在一個袋子（里）。另外兩只也是這樣。老劉拿了表，放進背包，去送了。跟平常沒什么兩樣?！?送到目的地，人家說行了，老劉就轉身走了，剛走出門口又被收貨（的）那人喊回來，說表碎了。劉良國看到那只表時，整個人都愣住了。表殼全碎了，表殼玻璃變成了一點一點的渣粒，像是很嚴重的撞擊那種。

老劉說自己在路上騎車一直比較安穩，也沒遇上大的顛簸。收貨方打電話給表行，表行立即投訴了劉良國，并報了警。他的平臺賬號立馬被封了。接下來，最擔心的問題還是出現了。店家說碎掉的表是江詩丹頓的，名牌手表，價值一百多萬。老劉自己估計都沒聽說過。表行說，包裝的時候好好的，到了就碎了，肯定是送貨員的責任。那就是老劉的責任。

老劉當時又害怕又著急，拼命跟表行的人解釋。他說話快、模糊，人家不聽，也不理會，一口咬定是他（在）配送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老劉白天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感覺快要哭出來（了）?！?/p>

突如其來的事故給劉良國帶來很大的打擊。跑 “閃送” 五六年，這次是老劉遇到的最大糾紛。一百多萬的賠償，對老劉這樣的打工人來說是天文數字。老劉來自山東菏澤，年過半百依舊和媳婦在北京打拼。老家有三個兒子，都沒結婚，在未來幾年給兒子們買上房子、娶上媳婦是兩口子的 “重要任務”。為了多掙錢，老劉跑單非常賣力，經常從早上干到深夜。

吳之峰在出事的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表行的老板和警察也在，柜臺前圍了一大圈人。吳之峰嘗試與表行老板溝通，但老板看他穿著 “閃送” 服裝，并不怎么搭理。警察取證后，撂下一句 “等通知”，便讓大家散了。一個多鐘頭過去，老劉依舊沒能平復心情。他坐在街邊的板凳上，像是丟了魂，一言不發。吳之峰讓老劉先回家。他待在表行，繼續嘗試和老板溝通。可能是因為他很有禮貌，也可能是因為他的堅持，表行老板終于愿意開口和他聊天。內容主要關于手表和老劉的后續賠償。表行老板一口咬定問題出在騎手身上。老板和店員已經聯系了平臺，平臺表示會繼續調查。

吳之峰從與老板的談話中得到了幾條重要的線索：首先，破碎的手表屬于二手商品轉售，實際價值無法達到之前所說的一百多萬；其次，如此貴重的手表，寄送的表行的包裝卻顯得十分簡單，只是用塑料袋簡單地進行了包裹，并未裝盒；最后，平臺對劉良國的處理，除了看警察的判斷，主要還是看表行的態度。這些線索讓吳之峰覺得這件事情像個 “陷阱”。

“當我說老劉就是一個打工的，沒多少錢，家里有三個孩子的時候，老板的態度開始出現松動。他變得支支吾吾，說如果給不了原價賠償，也可以按照二手商品的二十多萬進行賠償。我堅持稱老劉沒有那么多錢。說到后面，老板又說，可以按照成本價賠償，大約是十三萬，他們可以開發票。…… 我覺得這中間有些蹊蹺，為什么這么貴的表可以反復折價。這不奇怪嗎？”

吳之峰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問題。當晚，我找了幾個律師朋友做了一些簡單的咨詢。律師朋友給出的各種法條解釋起來十分繁瑣，一時難以完全說道清楚。但確實有一些疑點：手表尤其是表殼的包裝、手表本身的質量和價格以及拆封的過程，都存在可以進一步確認的細節。

當天回到家，老劉整個人處于崩潰的邊緣。他的賬號里預存的 2000 元保險金已被平臺扣除，后臺顯示的余額變成了 “負 28 萬多”?！拔耶斎恢肋@是手表，又不是沒送過。走的過程很仔細。表盤就算碎了，也應該是有裂痕，為什么碎成了玻璃渣渣一樣？…… 要是罰我這些，我可能一年都白干了。也不想活了?！?老劉說?？赡苁且驗榍榫w過于激動，老劉回家后頭暈目眩、呼吸困難，他的家人打了急救電話，120 來了后發現老劉血壓躥到了兩百多，當晚就讓他辦理了住院。

第二天，當我們與表行提出對手表材質進行重新核查時，表行表示事情已經解決。根據表行老板的說法，他們已經與平臺進行協商，不再要求賠付。第二天，平臺發來消息說已與顧客協商解決。三天后，劉良國的賬號解封，又可以正常跑單了。

當我再次回憶起事情的解決過程時，總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原本以為會持續很久的糾紛，竟然在幾天之內忽然消失。還沒等老劉從悲傷中回過神來，這件事情便已經過去了。在與表行的后續交流中，他們也并沒有像當天那樣死死咬住老劉要求他進行賠付，而只是表示 “會去修復一下表殼”。

吳之峰后來又去找人詢問修理這款手表的價格，一位業內朋友告訴他修復表殼只需要千元左右。我們后面聊天，吳之峰戲稱表行的人是 “騙子”，來 “組團忽悠可憐的老劉”。雖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這是一場騙局，但是老劉關于表殼破碎的質疑以及吳之峰關于賠償金不斷降低的質疑，的確讓我看到了騎手承擔的另外一重風險，那就是一部分人刻意創造出來的對于騎手的惡意欺詐。這樣的情況不會天天發生，但一旦遇到，對于個人的傷害將是巨大的。吳之峰還給我列舉了騎手送電腦、手機、相機的種種風險陷阱。

如果老劉真的被要求賠償幾十萬或者十幾萬，我們很難想象他將會如何面對這一切。在訪談中，我也碰到過不少受騙的騎手。他們或是在找工作時被騙錢，或是在勞動過程中被誤解、要求賠付。有些時候他們可以找到解決問題的對策，但大部分時候，面對這些惡意，他們無路可循，只能默默忍受。這樣的 “被傷害” 記憶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跟隨著他們，有時也讓他們心生厭惡和憤懣。走在路上的騎手們，歷經摸爬滾打，內心始終裝著這是一個 “風險社會” 的自我提醒，過于熱情和友好并不被鼓勵。

變身 “個體工商戶”

2020 年的秋天，陳化兵剛剛入職北京一個新的站點。有一天早會，站長突然召集大家，并要求大家提交材料，說公司有任務要大家配合完成。陳化兵聽得沒有那么仔細，但從站長的傳達中，他知道需要掃描身份證、進行人臉識別，把騎手注冊成商戶。站長解釋說，注冊成商戶之后，個人到手的錢會變多。陳化兵稀里糊涂搞不明白其中的緣由，但還是 “隨大流” 注冊成了個體工商戶。

有騎手對此提出疑問，一些地方的加盟商和代理商的回應十分強硬，說不弄就不給發工資。這讓原本就搞不清緣由的騎手更加反感。部分騎手把自己的遭遇以短視頻的形式發到了網上，引起了不少媒體的討論。一位 “餓了么” 的專職騎手在完成注冊后，發現自己被下發了一個 “個體戶工商營業執照”。他十分不解，在 “抖音” 上發了一個短視頻質疑此事：

“這個‘個體戶工商營業執照’到底干嘛用的，我要搞明白。在入職的時候，站點要求我們注冊了一個叫‘好活’的微信小程序。注冊完了，里頭有一個營業執照，以我的名字（注冊的）。這是不合理的。如果是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我就是一個員工；如果是合作的關系，它（指平臺和合作商公司）就不應該用管理員工的方式管理我。”

騎手變身個體工商戶這件事確實存在爭議。一方面它幫助一些騎手減少了交稅額度，但另一方面，它也讓騎手面臨身份上的困惑。“我到底給誰干活” 成為他們的一大疑惑。這正是當下平臺勞動者面臨的一大困境 —— 勞動關系的認定。平臺、合作商公司與騎手之間的關系是目前學界爭論較大的問題。從合作模式上講，諸如配送這樣的在地勞動模式，平臺以外包的形式將人力管理交給人力資源公司，而后者多采用 “自愿合作” 的方式招募勞動者，即雙方不具有勞動關系。這樣的情形可能適用于時間靈活的兼職騎手，但平臺上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進行全天候勞動，遵從人力資源公司和平臺的雙重管理，存在并具有實質發生的勞動關系用工特征。對于專送騎手來說尤其如此。如果變成 “個體工商戶”，就有了一種權責自負的意味。這讓諸多原本有社保記錄轉來從事騎手工作的勞動者難以接受。

2021 年，我們的調研小組針對北京市外賣騎手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有 23.49% 的騎手不清楚自己是否簽訂了勞動協議，16.9% 的騎手不知道自己所簽訂的勞動協議類型（如勞動合同、勞務派遣等）。一位騎手開玩笑說雖然自己注冊成了個體工商戶，但并沒有什么工商資產，“就是光桿司令，一無所有”。

變身 “個體工商戶” 并不是外賣平臺的獨創，而是當下眾多外包公司組織化運營中的一種普遍現象。這也是一種極具中國本土特色的社會現象，按照學者的觀點，它源于幫手學徒制。從事工商業的手藝人會帶徒弟或者邀請別人幫忙，這種情況下的各方是協作關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實質雇傭。①而在改革開放后，個體經濟不斷發展、經營主體范圍不斷擴大，“個體工商戶” 逐步成為一些市場經營主體用以模糊勞動關系、提升自我市場效益的重要手段。將騎手變成個體工商戶，是出于經營成本和市場利益的考慮。根據平臺代理商易欣的說法，其核心原因在于 “規避勞動關系，從而規避社保義務”。騎手被轉成個體工商戶，可以享受月收入三萬以下的免稅優惠，同時也具有了自行購買社保的資格。一旦騎手轉變成為個體工商戶，便意味著與平臺、合作商公司無法構成勞動關系，這也就意味著，平臺無須承擔對于勞動者的勞動權益的保障。

“個體工商戶登記時并沒有注冊資金的要求，申請門檻低。騎手注冊成個體工商戶的話，平臺公司可以通過委托業務的‘服務費’來給騎手算工資。騎手就可以給平臺公司開具相應的發票，這樣平臺的稅負也降低了。相當于說是雙贏?！?/p>

“（轉個體工商戶）最早是一批做人力資源和財稅業務的人想出來的，打一些政策的擦邊球，試探灰色地帶?！?在家政、保安等行業用得比較多。一開始很多加盟商也不知道。后來逐漸用的人多了，平臺公司知道了，也開始引導，定了一個官方供應商名錄，必須用那幾個供應商?！?/p>

截止到 2021 年 9 月，我國現存 “外賣” 相關企業達到 197 萬家，而其中個體工商戶為 183 萬家，占比超過 92%。②由于這一事件引發的媒體討論不斷發酵，平臺公司開始對此問題進行回應。2021 年 9 月 15 日，“餓了么” 發布公告表示 “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各地有關部門的合規要求”，禁止合作商 “以任何形式誘導或強迫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轉為個體工商戶”。③

將參與用工的人員注冊為個體工商戶并不是一個新問題，早些年卡車司機和一些制造業零工也會被企業注冊為個體工商戶以求避稅。從法律規定的角度來說，這樣做并不違法。如平臺代理商易欣所言：“平臺從財稅管理的角度打了一個‘漂亮’的擦邊球，巧妙地躲避了自己的責任。” 學者史蒂文?瓦拉斯（Steven Vallas）和朱麗葉?朔爾（Juliet Schor）在其分析中指出，平臺善于將自己打扮成 “機構化的變色龍”（institutional chameleons），根據周邊政策和社會環境的變化靈活運用各種策略，不斷確證自己的盈利機會。④將騎手轉變為個體工商戶的做法正是這樣一種策略化的 “變色”，通過財稅方面的變革調整并增強自身對于勞動者責任的 “免疫”，從而拓展自身的盈利邊界。

變身 “個體工商戶”，將繳納社保的決定和責任給了勞動者自己。調查發現，出于各種原因，大部分外賣騎手并不會主動繳納社保。他們大多漂泊不定，停留在一個固定城市的意愿并不強烈，也更看重眼前的生計而不是未來。2021 年北京的調查問卷顯示，超過一半的騎手表示自己并不繳納社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