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困窮途》第三章（2）：奔波的“大雁爸爸”和“孤獨死”高危群體

《坐困窮途：“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是韓國作家金敬哲創作、艾同立翻譯，2025年10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全書通過“補習街少年”“N拋世代”“大雁爸爸”“空巢老人”四個世代的全景記錄，展現韓國社會的升學競爭、就業壓力與老齡化困境。書中以偽造戶口升學、鷺梁津備考抑郁青年、70歲出租車司機等案例，揭示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分數至上”“薪資成功論”引發的集體焦慮，并批判韓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湯匙階級論”“無限競爭”等社會分化現象。案例涵蓋小學生超前學習高中課程、中年人因解雇潮被迫創業、老年人貧困率等現實困境，呈現教育焦慮與就業危機交織的社會圖景。

第二節

奔波的“大雁爸爸”

“大雁爸爸”“老鷹爸爸”和“企鵝爸爸”

徐正泰（50歲），在政府直屬的技術研究所擔任組長，也是一名“大雁爸爸”。4年前，他將正讀初二的兒子送去美國留學。兩年前，他的妻子為了照顧兒子也去了美國：

妻子因為擔心兒子不習慣美國的生活，所以也跟著去了。雖然一開始我很反對，但兒子說在那邊生活得很辛苦，我也就心軟了。不是有句老話叫“父母拗不過孩子”嗎，于是我賣掉了房子，用這筆錢讓妻子去了美國。

“大雁爸爸”是指孩子在國外讀書，妻子陪讀，而自己留在韓國國內掙錢，定期給孩子妻子寄學費和生活費的丈夫。一個人留在韓國工作，有時為了跟家人見面而飛往海外城市的丈夫被比作大雁。

“大雁爸爸”是早期“留學熱”下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初，以江南地區富裕階層為代表掀起了“英語熱”。他們把年幼的孩子送到美國留學，學習英語。目的是讓孩子提前掌握日后能夠接受美國大學課程的英語能力。但是不放心讓年幼的孩子一個人去留學，所以只能由母親陪讀，父親留在韓國掙錢。

20世紀90年代中期，早期“留學熱”開始擴散到中產階層。“大雁爸爸”一詞甚至還被《國語辭典》收錄，成為流行用語。

目前，越來越多的家庭因無法承擔韓國昂貴的教育支出，把孩子送到教育支出相對較低的中國、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留學，連普通的上班族也加入了“大雁爸爸”行列。另外，還出現了“本土大雁爸爸”一詞，它指的是把妻子和孩子送到首爾，自己留在當地掙錢或者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名牌學校聚集的江南地區，自己在江北地區生活：

我在公務部門上班，工資也不高，扣除各種稅后每月到手的錢只有500萬韓元左右，全部都匯到了美國。我把首爾的房子賣掉之后，在美國買了一間小房子，這樣就不用交房租了，生活開支也會少一點。聽周圍的“大雁爸爸”說，要想在美國留學，一般1個月需要1000萬以上韓元。雖然不用交房租，但是學費和生活費的支出僅依靠這500萬韓元的話，對妻子來說肯定很辛苦，我總是覺得對不起妻子和孩子。

在首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徐先生是擁有多項技術專利的一流工程師，目前他也靠打工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我一般會受邀給大學或者企業上課。另外，也會參與一些審查學生論文和幫助關系不錯的教授做項目，以此來賺錢謀生。一個月能賺100萬韓元左右，雖然不夠用，但生活上肯定沒有問題。

徐先生在公司附近租房子住。一間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間，月租金大概是50萬韓元。吃飯也都是在便利店買飯團或者方便面。徐先生想著自己盡可能地節省一點，把剩余的錢寄到美國。

“最高興的是拿到獎金的時候，去年年末我靠個人專利獲得了豐厚的獎金。當拿到數千萬韓元的獎金時，我不禁笑了出來。”隨著“大雁爸爸”一詞的流行，“大雁爸爸”中也出現了差距。有些父親資金雄厚，可以隨時出國，因此被稱為“老鷹爸爸”。相反，把大部分工資都寄到美國，拿不出機票錢沒辦法出國的父親被稱為“企鵝爸爸”，代表像企鵝一樣寧可犧牲自己也要保護孩子，以及像企鵝一樣不會飛的現狀。

“大雁爸爸”的焦慮

“大雁爸爸”是韓國社會過度“教育熱”下的特有產物。雖然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有分析稱，韓國約有1萬多名“大雁爸爸”，這些與家人分離、獨自生活的“大雁爸爸”同樣需要被社會關注。對“大雁爸爸”來說，承擔在海外的妻兒生活費、教育費的壓力非常大。有些“大雁爸爸”由于每月數百萬韓元到數千萬韓元的支出，家庭也變得支離破碎，甚至有些“大雁爸爸”會冒著風險借高利貸。

另外，除了經濟上的負擔，讓“大雁爸爸”感到痛苦的還有獨自生活的孤單。

2015年10月6日，《朝鮮日報》刊登了一篇標題為《一名8年來不間斷地給妻女生活費的“大雁爸爸”離婚案勝訴了！》的報道。報道大致內容如下：

2006年9月，住在釜山的一名50多歲男子A某為了孩子的教育，將13歲的女兒以及妻子送去美國。A某開了一家跆拳道館，雖然一直給遠在美國的妻女提供學費和生活費，但經濟上的負擔讓A某再也無力承擔。2009年12月，A某給妻子發短信訴苦說：“找朋友借錢也很難，感覺既郁悶又孤單。”2010年3月，A某對妻子說希望她能回到韓國，到了第二年1月份，A某又通過短信要求與妻子離婚，并催促妻子盡快回國。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又給妻子和女兒發信息稱，“自己健康狀況不佳”以及“經濟很困難”等，要求她們快點回韓國。

以2012年韓元平均匯率（100韓元約合人民幣0.45元）換算，約合人民幣36萬元。—編者注

2012年3月，妻子給A某發了信息：“只要給我8000萬韓元 ，我就同意離婚。”隨后A某又給妻子匯了5000萬韓元。妻子雖然有回國的想法，但在這之后又提出了各種苛刻的條件。截至去年6月份，8年來一次也沒有回韓國。最后，A某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法院判決稱，“由于長期分居，夫妻間缺乏溝通導致情感紐帶已經消失。事實上婚姻關系已經破裂，無法再延續”，同意了A某的離婚訴訟請求。

在孤獨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之下，有些“大雁爸爸”甚至會選擇自殺。

2013年4月，牙科醫生B某（50歲）在大邱市內某公寓內被發現燒炭自殺。B某在2003年將妻子和女兒送到美國，10年來一直是一名“大雁爸爸”。根據B某留下的遺書內容，警方認為B某自殺是因為苦惱女兒的留學問題。

孤單寂寞的“大雁爸爸”也會經常出入風月場所，有時候也會在網絡上結交一些援助交際的未成年人。有新聞稱，以“大雁爸爸”為服務對象的“雁吧”等約會酒吧在江南地區陸續流行起來。據《星期日新聞》報道，“雁吧”是專門服務“大雁爸爸”的，是可以與自己指定的、喜歡的女生一對一地喝酒聊天的娛樂場所。每小時的費用為10萬韓元左右。

另外，“大雁爸爸”惡劣的健康狀況也值得關注。2012年水原大學看護學科車銀正教授發表了一篇論文《“大雁爸爸”的健康和生活狀況預測模型》，論文針對151名35—59歲的“大雁爸爸”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77.8%的“大雁爸爸”有營養不良的問題，有29.8%的調查對象回答“經常感到孤單”：

圣誕節和春節最孤單，雖然很想給在美國的家人打電話，但是因為有時差，聯系也不太方便。很想去看她們，但一想到機票那么貴還是覺得算了吧。一個人吃飯的時候，有時就會突然莫名流淚。（徐千泰）

為了能夠給孩子提供一個良好的教育環境，“大雁爸爸”的付出和忍耐令人感到同情。

中產階級的貧困陷阱—“教育”

前文提及的金賢哲有兩個兒子，他把孩子們都送到了一家私立小學。

金賢哲夫婦每月工資收入大約為1000萬韓元。其中，子女教育費和養育費占收入的6%以上：

私立小學每月的學費大概是50萬韓元，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別活動費、課后補習費、伙食費、校車費以及校服費等，這些加起來每月大概需要100萬至150萬韓元。并且，如果不讓他們上英語輔導班和音樂輔導班的話，就很難跟上學校的課。光教育支出每人每月就要200萬韓元。再加上下午來家里照看孩子的保姆每月需要開支70萬韓元，還要算上給孩子購買衣服、做飯以及給零花錢等，總的加起來每月大概需要600萬韓元。

金賢哲夫婦已經結婚13年了，但至今還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我幾乎已經放棄了買房的想法，現在的目標是讓孩子們順利讀完私立小學。我也不確定以后公司會怎么樣，感覺花那么多錢讓孩子上私立小學壓力很大，但妻子堅決反對孩子轉學到公立學校。我們夫妻倆的想法是，雖然經濟上不能夠很好地滿足孩子們，但在教育上絕對不能落后。

李善淑（50歲）是一名寫作老師，但到了晚上就會在弘益大學前的小酒館里打工，因此工作時間從上午11點一直持續到深夜2點，但每月到手的工資只有250萬韓元左右。即便加上在中小企業擔任科長的丈夫的工資，家庭開支也總是捉襟見肘：歸其原因還是教育負擔太重了。2017年大兒子考上了大學，每個月都要花大約200萬韓元準備考試。今年二女兒也要參加高考了。雖然做兼職工作已經好幾年了，但家里的經濟狀況卻越來越困難，別說存錢了，困難時還要向銀行貸款。

大女兒在讀大學、小女兒在讀高三的李女士在子女教育方面的開支就占據了收入的一半以上。之前從銀行借的錢還沒還清，現在為了能讓女兒去國外研修，又要向別人借錢：

大女兒跟我說寒假想去新西蘭研修，因為找工作的話必須要有海外研修經歷才行。但以家里的經濟狀況來說，500萬韓元的海外研修費用確實非常困難，但如果是“為了就業”的話，那也只能咬牙想辦法了。與收入相比，因過多的教育支出而背負債務的家庭被稱為“教育貧困（education+poor）家庭”。2012年現代經濟研究院公布的《韓國家庭教育支出結構分析》報告顯示，“教育貧困家庭”是指“即便家庭已經負債累累，但還要支出超過平均水平的教育費，使整個家庭陷入更加貧困的狀態”。據報告分析，2011年韓國教育貧困家庭總數為82.4萬戶，家庭成員總數為305萬人。在教育支出中，教育貧困家庭占比13.0%。

實際上，10個家庭中至少有1個是“教育貧困家庭”。由于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的絕大部分，那么就會最大限度地減少其他部分的支出，從而過著窘迫的生活。教育支出比平均水平多50%以上，衣食住行的支出卻比平均水平少3.4%，保健醫療、交通通信、娛樂等支出比平均水平少7%。但是，無論多么精打細算，每月的支出仍比收入多68.5萬韓元，因而不得不借錢。報告還指出，這些教育貧困家庭主要集中在40多歲大學畢業的中年群體。

如果不能積累財富，那么至少要通過教育奠定成功的基礎，這是絕大多數韓國父母的心愿。有報告稱，父母懷揣著“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競爭壓力巨大的社會中拼殺出來”的愿望，將收入的大部分都投入到子女教育上，甚至有的不惜負債累累、流落街頭。

“雙重照顧”的符咒

尊崇“子女贍養父母是天經地義”的韓國社會，贍養年邁的老人是中年人的另一個重擔：

我們兄弟3個人每人拿出60萬韓元寄給父母作生活費，另外還特別建立了用作醫療費用的賬戶，兄弟三人每月向賬戶里儲存10萬韓元。我結婚比較晚，孩子們都還在上小學和初中，以后還需要支出教育費用。

說實話，父母的贍養費是一筆不小的負擔。現在最害怕的是，若父母真得了大病，手術費和護理費該怎么辦。（黃成敏）

父母雖然都已經80多歲了，但身體還算可以，雖然住在農村，但父親以前當過老師，所以經濟上還算過得去。目前還不需要向家里寄贍養費，但因為我是長子，總有一天要承擔照顧父母的責任。（鄭在熙）父親去世了，母親在療養院。哥哥是長子，理所應當要照顧母親，但是嫂子卻非常反對，所以醫院的費用全都是哥哥自己付的。聽說醫院的費用和看護費用加起來1個月要150萬韓元左右。同樣作為子女，我也不忍心看著哥哥承擔這一切，如果有時間的話我也想照顧母親，但是現在為了孩子們的教育費用經常工作到半夜，要想在家里看護母親確實有些為難，但一想到母親一個人孤零零地在療養院，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李善淑）

因為就業難和晚婚晚育等原因，子女們的自立成長速度也越來越慢，隨著平均壽命的延長，贍養父母的時間也隨之變長。2018年，未來資產退休研究所針對50—60歲的戶主家庭中同時照顧子女和父母的“雙重照顧”現象展開調查。

研究所問卷調查了2001名戶主，結果顯示，有52.3%的人每月會定期給成年子女生活費，或者會給予子女結婚資金。定期給父母寄生活費或者護理費的家庭也達到了62.4%。有34.5%的家庭處于“雙重照顧”狀態，這些家庭一方面要照顧長大成人但仍舊無法在經濟上獨立的孩子，另一方面還要照顧年邁的、喪失經濟能力的父母。也就是說，在中年家庭中，每3個家庭就有1個背負著“雙重照顧”的重擔：

因為在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贍養上支出太多，好不容易發的工資卻又像沙子一樣很快被海浪沖走。最羨慕那些不用照顧老人的朋友，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最后才能從父母那里得到財產。我的父母一邊經營著一家糕餅店，一邊供我和哥哥們上大學。所以，他們沒能為自己的晚年生活攢下錢。雖然我覺得以后照顧父母是理所應當的，但在現實生活中真的很難。（黃成敏）

然而，韓國人對是否贍養父母的認識也在迅速發生變化。據韓國統計廳公布的《2018年韓國的社會動態》中，回答贍養父母是家庭義務的人占26.7%，與10年前（2008年）數據（40.7%）相比，下降了14個百分點。另外，認為應該由父母自己安排晚年的人由11.9%增長至19.4%，增加了7.5個百分點。而回答“政府和社會應該與家人共同承擔責任”的最多，比10年前高出4.7個百分點，達到了48.3%：不是有觀點認為我們這一代是贍養父母的最后一代嗎？在我的下屬中，有很多人在40歲以前都認為贍養父母是子女的義務，但是30歲以下的人卻沒有這樣的想法。我也不想依靠孩子們，只是希望自己盡量多工作，盡可能地長壽一些。（鄭在熙）

歷時9年才能買到房

對韓國人來說，“買房”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大多數人都是人到中年以后才擁有自己的房子，因此買房也有“中年浪漫”的說法。但是，在居民人口占韓國總人口五分之一的首爾市，由于地價暴漲，想要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非常艱難。據KB國民銀行房地產網站Lii VON（https://onland.kbstar.com）稱，2019年5月，首爾市的住宅平均價格為6.37億韓元，公寓的平均價格是8.1億韓元。

在韓國，如果想買房，只能向銀行申請住宅擔保貸款。但盡管如此，貸款只能申請到購房款的30%至40%（這是首爾市的規定，全國平均貸款額是總價的60%），因此，如果沒有籌集到足夠的首付款，就永遠不可能擁有自己的房子。假如想在首爾想購買一套8億韓元的公寓，最多能從銀行貸款3.2億韓元，但如果沒有4.8億韓元首付款的話，那么一輩子都無法在首爾買一套普通公寓。

1974年出生的樸成俊（音譯，前文已提及）在一家制藥公司工作，自嘲是“被詛咒的一代”：

1999年，我大學畢業，正是韓國經濟最惡劣的時期。比我稍早的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的泡沫經濟時期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而我們找工作的時候剛好趕上亞洲金融危機，找工作就像在夜空中摘星星一樣艱難。現在的情況也一樣。1968年出生的部長已經有兩套公寓了，而我到現在還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雖然前輩們都說“只要踏踏實實存錢就能買房子”，但現在無論多么節儉都不可能攢夠買房子的錢了。為什么房價漲得這么快呢？要想在首爾買一套公寓，至少需要3億至4億韓元，但是家里的存款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所以現在也沒什么錢了。目前居住的房子的2億韓元訂金就是我全部的財產了。

工薪階層要想在首爾安家大概需要多長時間？根據首爾市公布的《2017年居住狀況調查》統計，首爾市民的購房金額是年收入的8.8倍。也就是說，工薪階層要想在首爾擁有自己的房子，平均需要9年的時間。按地區來看，房價最高的、有“江南圈”之稱的江南區和瑞草區購房金額分別是年收入的18.3倍和20.8倍。也就是說，光靠收入、不吃不喝的情況下，要想買一套房需要18—21年。而且，即使想盡辦法能夠從銀行貸款買房，那也需要花費數十年的時間來償還貸款：

我在上小學之前都住在江南區，當時的江南并不像現在這樣是個高樓林立的城市，而是有著大片農田的鄉村。父親做夢也沒想到江南的地價會漲這么多，在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他賣掉了江南的一套房子，搬到了位于江北的一所公寓里。如果一直住在江南的話，恐怕房價都能買一套公寓了吧。江南的一套公寓據說價值20億韓元？如果我和哥哥一人一半的話也能有10億韓元。仔細想想，我的運氣實在是太差了呢。（樸成俊）

在首爾擁有屬于自己房子的人占比只有42.1%，從整個韓國來說占比為56.8%，比日本（62.1%）要低一些。從年齡層來看，50多歲擁有房子的人占比50.6%，40多歲的占比34.7%，30多歲的占比15.3%，20多歲的占比7.5%。

因此，到了中年也很難買到首爾的一套房，這種現實狀況讓很多年輕人都很沮喪。

一想到就算到了中年也很難買得起首爾的房子，年輕人就慢慢產生了放棄的念頭。調查結果顯示，韓國每10名未婚男女中就有4人認為“雖然很想擁有自己的家，但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的人一生都沒辦法擁有屬于自己的房子，而有的人卻擁有多處房產。他們從銀行獲得低息貸款，然后購買公寓用于投資。以投資為目的購買公寓的人，如果有人報價低于購買價格，肯定不會出售。也就是說，公寓價格的高低是由富人階層決定的。據說，在富人聚集的江南地區，擁有數十套公寓的人不在少數。因此，韓國人感受到的最明顯的“差距”就是住房。

公寓和江南地區

以江南區和瑞草區為中心的江南地區的公寓，平均每3.3平方米的價格就超過了1億韓元，是首爾市房價最高的地區。

以打造平民政府為執政理念的文在寅政府認為，江南是投機勢力的大本營。執政后，文在寅政府相繼出臺了針對江南富人階層在房地產方面的多項限制政策。但是，這些政策并沒有很好地限制江南地區的房價。這是因為，公寓的擁有者采取不出售、等待價格上漲的策略。因此，江南地區的住宅交易量急劇減少，但房價反而暴漲。而且，上漲的趨勢也影響到江南以外的地區。

諷刺的是，文在寅政府的大部分高層官員都在江南地區擁有高級公寓，由于限制房地產政策的失敗，有不少高層官員也從中得到很多好處。

駐中國大使張夏成是文在寅政府的經濟智囊，被稱為“收入主導型經濟增長政策”之父。他在擔任青瓦臺政策室長時曾因一句“以我住在江南區的經歷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所有國民沒有必要都住在江南地區”而引發巨大爭議。文在寅政府執政期間，其位于江南的、130多平方米的公寓的價格，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里上漲了4.8億韓元，引起國民群情激憤。

另外，在負責住宅的國土交通部的7名官員中，有4人在江南有公寓，還有2人有好幾套公寓。

文在寅政府為了打擊房地產投機行為出臺了包括嚴厲懲罰持有多套住宅者等一系列限制政策，但是卻將擁有3套江南住宅的官員推薦為國土交通部長官候選人。此前，青瓦臺前發言人因為從銀行貸款16億韓元并在確定再開發的龍山區購買了一棟價值25億韓元的大樓而下臺。他在銀行的貸款金額超過了文在寅政府規定的40%的比例，因此有人懷疑該官員在貸款過程中存在非法行為。綜上可以了解到，即使在文在寅政府執政期間，房地產依然是最佳的投資項目。

“孤獨死”高危群體

韓國統計廳數據顯示，2018年韓國總人口的結婚登記數為25.76萬對，平均每1000人中有5對新婚夫婦，自1980年的10.6對以后，該數字每年都在下滑。另一方面，平均每1000人中離婚數為2.1對，位列世界第一位。結婚率的下滑和離婚率的上升，使得中老年人群的“獨居家庭”不斷增加，特別是獨居的中年男性，比老年人“孤獨死”的概率還要高。

首爾市福祉財團對2013年首爾市發生的、因“孤獨”而死亡的2343件案件（其中確認“孤獨死”的案件162件，疑似“孤獨死”的案件2181件）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孤獨死”的年齡段中，50多歲的群體最多，占比22.4%（524件），比60多歲（368件）、70多歲（385件）群體還要多。也就是說，每5名“孤獨死”的人中就有1名以上是50多歲的中年人。從性別來看，男性占多數，占確認案件的84.6%。

相比于老年人，中年人“孤獨死”的概率更高，其問題在于韓國社會的內部結構。在退休年齡較低、福利制度尚未完善的韓國，獨自生活的中年男性一旦提前退休，就會成為“孤獨死”的高危群體。特別是“家長情結”（認為男性應該養家糊口的觀念）較強的韓國男性，因退休而失去經濟能力的同時，也會喪失自己的價值，甚至被社會孤立。

也稱兼任講師，指學校除專任教師外聘用的兼課老師。—編者注

非常勤講師 李方勛（化名，47歲）居住在總高3層的公寓樓的半地下室中，連陽光都照射不到的房間里總是散發著霉味。3年前因為經濟困難與妻子離婚后，他先后住過單間和寫字樓。目前李方勛不僅在兩所大學授課，而且還在補習班教論述課，每月收入有300萬韓元左右。但是，李方勛每個月還要固定給前妻寄一筆孩子的撫養費，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更大的風險是，隨著2019年《講師法》開始實施，像李方勛這樣的非常勤講師很可能被大學辭退。

《講師法》的主要內容是，大學要給予非常勤講師穩定的報酬，并為其繳納社會保險。雖然該法律的目的是想盡力提高非常勤講師的待遇，但由于大學承擔了相當大的經濟壓力，因此在該法律正式實施之前，很多大學解雇了一些非常勤講師。

一想到未來，就覺得眼前一片漆黑。有時候會覺得身體和精神都已經到了極限，精力也明顯下降，經常會感到疲憊。與人交際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甚至現在連見到孩子都覺得厭煩，有時候真想就這樣放棄所有，讓自己徹底放松一下。

據某心理診所的郭瑞賢博士診斷，李方勛的癥狀屬于“情感障礙癥”。

這是抑郁癥的一種表現，其癥狀是抑郁情緒至少持續2年，食欲明顯減少或增加，有無力感以及自尊心下降等：

中年男性經常在外出差，為了升職加薪而茍且活著，一旦離婚或者退休，被家人和社會孤立之后，情緒會比女性更加不穩定。很多中年女性在丈夫不在的時候會主動尋找自己的愛好和興趣、積極參加宗教活動等，并且有孩子陪伴、經常與朋友保持聯系，因此即使離婚也不會失去自我。但是，中年男性和女性不同，他們的興趣愛好和能聊得來的朋友很少，離婚后一旦家人離開，有些人會感到孤獨。另外，女性如果覺察自己有異樣，就會立刻去心理咨詢機構尋求咨詢，但是男性受自尊心的影響，大部分情況下都不愿意去咨詢機構。像情感障礙癥這樣的輕度抑郁癥如果任由其持續下去的話，病情會持續加重，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容易迷失在酒精中，嚴重的話甚至表現出暴力傾向。這種心理疾病如果向內部發展，就會導致自殺；如果向外部發展，就會發生像隨機殺人一樣的暴力危險舉動。（郭瑞賢博士）

在“內卷”的韓國社會中，人們普遍對中年男性存在偏見。因經濟長期低迷而面臨就業困難的年輕人批判中年男性是獨享經濟高速發展成果的一代；在傳統的男權制社會中，受到歧視的女性將中年男性視為壓迫自己的既得權勢者；很多妻子還把互相陪伴了數十年的退休的丈夫當作累贅。在丈夫退休的同時，提出“黃昏離婚”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但是，面對從經濟高速發展時代結束、進入低速發展時代，又秉持競爭主義至上的韓國社會時，中年男性并不是一些女性所認為的既得利益者。中年男性作為兒子、丈夫和父親，一人分飾3個角色，足以見得其責任重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因此，韓國的中年男性可能是所有年齡段中背負壓力最大、生活最艱難的群體。